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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垒筑精神家园（第4页）

“听说是个经济困难学生，得重病后要输大量血才能维持生命……”

“真不幸。能帮他做什么吗？”

“献血呗。”

“走，只要让同学的年轻生命得以延伸，我愿献！”

“好，咱们走！”

那几日，河北大学的校园内到处是有关封延会与献血的话题。学校领导也发出了“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同学生命”的号召，顿时，一张张“守住生命的烛光”、“献血献爱心”的决心书、海报，在河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传扬。

首批百名献血者还没有来得及完成验血，长长的队伍后面又接上了一个更长的新队伍……艺术系的一位同学在体检时血压偏高，医生不接受他的献血要求，这位同学就再次排队，第二次血压仍高又没通过，他再去排队，一连排了三次共三个多小时的队，但终因血压偏高而被医生拒绝。“你们今天不要我，那我明天再来。”天已黑了，这位同学看到医生们就要离开献血现场，仍这样不服地说道。一位家在石家庄的经济系同学第一次抽完血后仍不肯走，他对医生说，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所以并不了解那些经济困难同学的真实情况，平时还总有些看不起他们。现在让我用自己多献的血，以表我过去的那份歉意。最后他还是献了比别人多一倍的血才离开现场。

苦孩子封延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经历了几个“没有想到”的事：9月，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山娃娃竟以绝对的高分考上河北大学；他进大学后竟然会因没钱而无法生活下去，想不到是学校的一份勤工俭学岗位使他快要窒息的学业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他现在更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血管里竟然活脱脱地流淌着近400名母校师生们的热血和近万名亲人们的情……血浓于水，情高于山。当滴滴凝聚着情与爱的鲜血，流进封延会的血管，一个垂危的年轻生命从容地甩下死神，重新回到了他那可爱的大学校园，再次拿起法律专业的课本时，封延会的眼里所看到的则是一个映满了他全部视觉的大国徽——那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在那鲜艳的红旗和金灿灿的天安门下，封延会感受的是一片阳光无限的蓝天和又一个生命的驿站……

一个人与一群人的故事

与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刘向阳同学的访谈，是我采访的几百名贫困大学生中谈得时间较长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刘向阳现在是贫困大学生中获得荣誉最多和最高的一个（他现在是“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获得者、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获得者、团中央授予的“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优秀公民”等十几项荣誉的著名人物），更重要的是这位有过多年打工求学特殊经历的大学生，如今仍在边学习、边打工的同时，带动和影响着他身边的一群大学生在自强、自立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这位小伙子当然就是刘向阳，他是被老人的事迹所感动自愿关照这一老一少而进入这个家的。提到刘向阳，我不能不用一些篇幅来介绍他在十几年间面对诸多巨大的困难而自强不息的感人经历。

刘向阳的家在吕梁山区的一个叫前峡村的小山村。村子小得不能再小，七八户人家；村子又穷得不能再穷，全村惟一能称其为“动力”的是那座磨面的石磨。自然不会有专门的学校，孩子们想上学必须翻过山、走很远的路才行。刘向阳的家境不比别人好，直到9岁时，母亲才让他背起那个用碎布头缝成的书包，踏上了那条通往他乡的上学之路。这是个什么学校呀！一个民办教师、一个黑乎乎的窑洞，便是这所学校的全部。但没有出过大山的刘向阳，却从此激发了对知识与外部世界的渴望，并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阻止他的求学宏愿。但命运偏偏爱跟这样一个苦孩子作对。11岁那年，他父亲因一次车祸甩下他和母亲及一弟一妹而去。苦命的母亲还没有擦干泪水却又背负一身债款，身边的儿女则拉扯着她的衣角在哭喊着：“饿、饿……”

“小阳，你最大，别光念书，得帮帮妈呀！”急得无路可走的母亲冲着11岁的大儿子嚷嚷起来。小向阳明白地点点头。

11岁的孩子能做什么？11岁的小向阳则像一个成年的汉子勇敢地走进了建筑工地。工地上的人知道这是个苦孩子，便不忍心把他赶走。于是小向阳学着大人的样，开始干起摆砖、和泥、搅石灰、擦砖缝、背石头等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人干的活。可毕竟他人太小，一次只能搬上两块砖；擦墙缝时又因个头太矮，铁砂还没磨几下，他上仰的眼里已经被灰尘弄得无法睁开。工头实在有些生气了，几次把他的铺盖扔到门外，但稍一会儿，可怜巴巴的小向阳又把它拎进了屋……

初二了，家里一下多了两个人，一个是继父，一个是更小的弟弟。向阳因此觉得自己更大了，也因此意识到必须为家里承担更多的责任。十三四岁的他无权去选择花季的阳光，等待他的则是永远的煎熬苦雨。向阳的家乡也出煤，那些有能耐的人到处建起煤窑发财，而没本钱的便只有出苦力挣苦钱。不用说，向阳肯定属于后一类人。这一类人需要的是力气，也需要的是玩命——毫无安全设施的小煤窑通常是那些私人业主开的，他们只管从你身上榨取油水，至于其他只能听天由命了。那时向阳其实根本不懂得这些，他只知在小煤窑干活比其他地方赚得多些。他便从那学期开始与一家小煤窑主讲定：节假日来煤窑当装卸工。有一次，正逢庙会日，煤窑上的工人都去赶集了，只剩下向阳一人在矿上。这时有一辆车来拉煤，向阳瞅着没人，便提起铲子自己干了起来。装煤的人不相信这么个“小民工”能装得满10吨重的一辆大煤车，但6个小时后，这位刚比车胎高不了多少的“小民工”真的把煤车装满了……入夜，累得散了骨架似的向阳一睡下去就到第二天大天亮。当他推门往外看时，下了一夜雨而聚集的山洪，早已把煤场上的那座十几米高的煤堆冲得无影无踪。向阳再一看，不由大惊失色：自己呆的那个小棚棚，仅距奔腾汹涌的河床咫尺之遥！那一天，他在回家途中，一路都看到被洪水冲到岸边的人尸、畜尸……

老实巴交的继父和母亲没有阻挠他。但三年后的高考失败，则使刘向阳陷入了几乎难以自拔的痛苦：难道这就是山里人的“宿命”，难道就该听大人话早早娶个媳妇成个家便万事大吉了？不！我不——！刘向阳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倒下了，直到家人将他送进镇医院整整输了十天液……

病好后，刘向阳放下书包又跑到窑井下干起了“推坡”。一个月后回到家，他把200元工钱一半交了继父，一半留在自己的口袋里，并告诉母亲：我到城里去补课，明年还想考一次。这回继父终于发火了，说什么就是不同意。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刘向阳临出门时，无奈地与继父翻了脸。

然而命运是如此地捉弄他：第二次高考又以7分之差成为一枕黄梁。面对一贫如洗的家和成天板着面孔的继父，这回轮到刘向阳无话可说了。他开始有些“认命”了，在揭榜的第三天，他扛起简陋的行李，来到另一个私人小矿当起了真正的矿工。矿主交给他的活是在煤井下拉车，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苦力活，那些私营小矿根本谈不上任何安全设备，只是在认为可能塌方的地方打几个木桩便算了事。昏暗的井下，仅有三尺高的通道狭窄而坑洼不平。拉车人只能弓着腰，顺着车辙小心翼翼地左躲右闪地往返。老板见一身文弱书生气的刘向阳，好意想给他换个活。但刘向阳没有答应，因为他心里仍怀着一个不想被别人知道的“秘密”：争取多挣些钱，重新补习高考。

下井三个月了，刘向阳一算该有一笔较为可观的工钱了吧！于是他那深藏在内心的“秘密”又开始涌动。

“老板，我要去临汾上课，能把工钱结给我吗？”

老板有些为难地对刘向阳说：“年关了，外头有几笔款还没来得及结回来。这样吧，你先去那儿，我保证尽快给你寄出。”

“那就说定了。”刘向阳走出矿井，怀揣仅有的10元钱，重新踏上了求学的艰涩之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他不得不打起几十斤重的铺盖和书籍，步行到200里外的临汾。那是一段令刘向阳永生不忘之路。整整三天三夜，他在被风雪覆盖的漫漫盘山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跋涉着。饿了，从怀里取出干粮啃几口；渴了，抓一把雪团往嘴里润润嗓子。天黑了，找一间路边没有人住的草棚打个盹。有一天夜里，他在荒野的残垣下被冻醒后不得不借赶路的热量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到临汾时，已经筋疲力尽，他庆幸自己没病倒。“好了，太阳出来啦！”刘向阳抬头望着耀眼的太阳，心头仿佛有一种预兆：这回我刘向阳的命运可能要重写了！

从吕梁山的黄土坡，走到省城太原，刘向阳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个全新的世界：美丽的校园，繁华的大街和富有的人们。但他同时也发现：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他刘向阳还是个穷人。交不起学费，不敢像同学们一样吃个很想吃的炒菜，更不用说上街买什么东西了。怎么办？这儿既没有可供他打工的煤窑，也没有能让他拉车的矿井……难道我刘向阳的名字白起的吗？难道这个世界上偏偏不让一个叫“向阳”的人去沐浴阳光？不，我不信，刘向阳苦涩地自己对自己调侃起来。然而就在这时，他又获得了另一个发现：城里也有比山村更多的赚钱地方。比如卖个什么小玩艺儿，做个什么生意啦，一转手就可能赚好多好多钱哪！

这时的刘向阳，像所有刚进城的山里人一样，他被眼前的花花世界有些弄迷惑了。1995年夏，他结识了一个生意人，开始帮着人家联系到他老家办煤厂的事儿。刘向阳想的不错呀，如果这桩生意做成了，既能为家乡建设助把力，又能解决自己上大学的费用，说不定还能供弟弟妹妹上学哩！但刘向阳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做生意远比他下井拉煤要复杂得多，没几日，那个原说准备投资的人甩手不干了，刘向阳白白忙活一通不说，光中间为此事来回东借西挪花掉的就达2000多元呀！偏偏又赶上新学年开始得向学校交1000余元学杂费。两大笔钱一下集中在一起，刘向阳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一时间，刘向阳的精神几乎崩溃了。系里不得不派人把他送回老家以便让他好好休息，但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才三天时间刘向阳便已经回到了教室。

自小饱经磨难的刘向阳没有被意外的挫折所压倒。当重新站立起来的那一瞬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干什么事必须脚踏实地，量力而行。

从此，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刘向阳变了，干什么事都异常稳健，格外踏实，而且心境也显得开朗。而刘向阳自己呢，他也从教训中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发现自己很适合从事家教一类的勤工俭学，而且由于为人诚恳与热情，使他在家教中不仅寻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打工活源，而且认识了一批真正热心的好人。很快，刘向阳完全摆脱了自己经济贫困的阴影。而没有了经济压力的他，在学习上更加得心应手，他的积极参与和大胆管理又使他成为班上的班长。一切进入良好状态后的刘向阳，越来越感到自己有许多潜力可以挖掘，他把自己的时间进行合理安排，除了确保个人的学习和勤工俭学外，开始将一大部分精力用于帮助同班的贫困生摆脱命运的困扰。比如说，班上有几个贫困生总也抹不去心理上的自卑感，因而入学几年各方面仍非常吃力。他就逐个逐个带着他们在生活与学习的现实里进行自我调节训练。比如说，有位贫困生找了很多勤工俭学岗，从星期一忙碌到星期日，但仍然不能解决基本的生活费。刘向阳便带着这位同学到打工的现场进行言传身教，特别教育同学们干什么事都首先要做到以诚待人、以信待人、以实待人。学校的那些带有照顾性的勤工俭学岗位来了，刘向阳总是让给那些比自己困难得多的同学。1997年12月，刘向阳获得“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特等奖后，他除了将近2000元捐献给“希望工程”和资助刘娜小朋友外，还在本校建立了“山西大学师范学院贫困优秀生基金”。这也是中国大学校内第一个由贫困大学生以个人的名义设立的奖励优秀贫困生专项基金。如今在刘向阳的身边围聚着一大群贫困生，他们一方面接受刘向阳的心理与方法上的指导，另一方面以刘向阳为榜样开展着有声有色的自立自强活动，成为山西高校内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看来1993年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是个不佳的年份，那一年不仅刘向阳以7分之差失落于高考的大门之外，王国栋那年也正好差了7分而未圆大学之梦。在“黑色七月”败下阵来的人是最痛苦的一族，他们既要经受自我的折磨，还得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热讽冷嘲，而且一朝失落，似乎在所有人的眼里，你这辈子的命运将从此黯淡无光。王国栋当初同样面临这严酷的现实，他因家境贫困没像刘向阳那样地走出大山去复读，却到了宜昌的一个石材公司当了一名农民合同工，整天与坚硬的大理石打交道。外人不理解的是，有了稳定收入的王国栋不仅没像村上的同龄小伙子忙着盖房娶妻，而是东奔西颠地把用苦力挣来的钱，全都援助给了本村和邻近那些准备考大学却又经济困难的人。

像比自己念高中时低一届的本村张祖德，这孩子很苦，4岁没了娘，5岁爹瘫痪，13岁时哥哥得了精神病。这么多不幸全给了苦命的张祖德，可小张不认命，咬着牙从小学念到高中。王国栋虽在外地打工，但对张祖德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知道的，当然也清楚小张是空着肚子在与命运拼搏。王国栋从宜昌当合同工拿回第一笔工钱往村里走时，他没进自己的家，径直去了张祖德家。一打听张祖德不在家。“到哪去了？”“上学校复读呢！”“噢，那我就去学校找。”王国栋出了张家，翻山越岭二十余里，天黑才赶到学校。“这600元钱是给你的。”王国栋见张祖德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说。“国栋，你这是干啥呀？”“没啥，你不是要考大学嘛，没钱你咋坚持到高考？”张祖德感动得说不出话。在王国栋的帮助下，这一年，张祖德成功地跨进了大学门。得知同村好友考上大学的消息，王国栋似乎比自己考上还高兴，他从干活的工地专程回到村里，见张祖德后，王国栋做的还是同一件事：“祖德，你家贫，上大学的学费我包了，另外以后每月保证给你寄去100元生活费……”从小缺少亲情的张祖德，双膝“扑通”一声跪在王国栋面前：“国栋，让我以后叫你哥吧，啊？”

事过一年，同村青年李兴桂考上了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王国栋听后很激动，他找到李兴桂：“你考上名牌大学，是我们秀水坪村人的光荣。兴桂，你家境困难，供你上大学一定有很大困难，我每学期资助你200元，算是个补贴吧。”李兴桂一直在村里读书，村上的事哪一样他不知晓？“国栋哥，你在外做苦力挣钱不易，可你既要资助祖德，前不久又帮助宜昌的一名经济困难生免遭退学，而今你又来帮助我……”李兴桂不知说什么好。

不可思议。难道王国栋自己真的就对上大学无所谓了？或者他命里注定“没那个能耐”？

“不！在我第一次高考受挫后，我比谁都更加强烈地想上大学，而且我同所有贫困的农家子弟一样，把上大学当做年轻时的最高理想。但正是因为有了第一次高考失利的亲身体验，我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那些贫困家庭的儿女是多么期待摆脱命运对他们的不公。他们比任何人更需要援助之手，然而却又常常得不到。拉一把，也许他们明天就是祖国的栋梁；冷一语，也许他们就成了霜打的路边草。在这决定千千万万个青年人命运的关键时刻，雷锋精神显得多么宝贵。雷锋，我要追寻你。我要像你一样将个人得失完全置之度外，像你一样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也许追寻你的道路是崎岖的，也许在追寻的同时会有许许多多的失去，但我心甘情愿……”五年后的今天，当我们有机会翻开当年王国栋的日记时，才彻底明白了几年前他所作所为的全部谜底。

1995、1996两年，王国栋两度参加成人高考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录取通知书，然而为了继续负担起已经资助了几年的几位正在上学的贫困生，他暂时放弃了入大学门的机会，而是留在大学门外的工地上继续卖苦力挣钱。1997年，王国栋资助的六名学生均已完成或快要完成学业了，这时的他便再次信心百倍地走进考场，并以579分的全县最高分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成人教育学院计算机专业。但命运却与王国栋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当他考完不久，他工作的工厂却因生产线改造而停产。“这可怎么好？每年3500元的学费外加几千元的生活费从何而来呀？”王国栋没有想到通过自己的捐助把别人送进大学又让他们完成学业后，轮到他王国栋自个儿进校门时却又被贫困这只可恶的“拦路虎”难住了。指望家里是不可能的事，于是为了挣出入学的学费，那6、7、8三个月里，王国栋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刮风下雨，天天头戴草帽、脚穿解放鞋，奔波在宜昌城区的各个工地做零活，然而当他向学校交完1000元的预收费后，已是身无分文。王国栋陷入了绝境。就在这时，社会没有忘记这位好青年。他原在的石材公司决定承担其14000元的全部学费，宜昌市市委、团委机关的职工们也给王国栋捐助了近2000元。更值得一提的是，曾长期接受王国栋资助的张祖德、杨朝明两位同学此时已毕业并走向工作岗位，他们得知后马上尽自己所能反过来资助往日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