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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咏叹之三 日进斗金的学府与举目无援的校族（第2页）

那同学一脸茫然，又摇摇头：“愿上帝保佑。”

身在北京的农大学生是这样，地处省（区）和边远的农大就更不用说了。至于那些全行业都处于低迷的纺织、煤炭、地质、铁道等等专业高校的日子就更不言而喻。

但是农大一类学校还并不是最可怜的。1998年5月初的一天，我来到华北工学院这所原兵工专业大学，才发现还有一类更困难的“贫困校族”。

这所学院在对外的通讯地址上标明的是太原市某某路，实际在离太原还需开上好一阵子车的偏僻山洼洼里。弯弯曲曲的公路，起伏连绵的大山，一看便是“三线”的神秘产物。如果不是早有所知，你绝对不会相信在那大山弯里还有一所上万人的大学。主人则告诉我，他们的学校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是一所曾为建立共和国和保卫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勋的兵工大学。就在十几年前，谁能走进这样一所用代号的大学，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光荣与自豪。那时北大、清华生与他们相比也不过如此。然而历史仅仅多走了十来年的光景，这所令每一位校友骄傲的兵工大学落到了十分尴尬的处境：皇帝女儿从不愁嫁的华北工学院，其兵工专业已渐失优势，对当兵和到“机密单位”大多数人不再感兴趣。改革开放后还有更璀璨的世界与地方可以去，何必要到那些又艰苦又边远的老山沟呢！于是学校只能根据行业低迷的实际与社会需求，调整扩展其他专业，并面向全社会招生。而这时候他们发现，往日的那些优势现在全变成了劣势。过去山洼洼里的神秘，现在成了“傻人才去的流放地”；过去红星闪闪的高政治待遇、高工资收入，现在一提起人们甚至觉得可笑，有个方便的留洋出国机会或在外企谋个职难道就拿得比你少？兵器大学失落了，没人再被它们的金牌子所迷惑，就连招生也只能招些不想出学费的、最好还能倒贴一点的边远的、贫困的农家子弟或城市的下岗职工子女……好可怜哟，国家的政策则是一样的，该实行并轨的就得实行并轨，该交多少学费的还得交多少。结果，来报到的学生们发现上这个学校没占任何“便宜”，而学校则更加发现它们肩上的负担比别的大学要重得多！

那日，我是不到下午6点从山西省团委出发的，但一路堵车使二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两个多小时。晚8点20分左右到学院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校党委副书记杨波与学生工作部的吴俊清部长、团委李树雪书记一见我，就像见了哪一位高级首长似的热情、客气，直叫人感动。

“同学们等您来已经在会议室有一个多小时了。”主人说。

我一听便受宠若惊，忙说：“那就随便吃点，然后咱们就去见见同学？”毕竟都是当兵出身的，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失去十年前的那种部队生活习惯。

草草吃过晚餐后，我被前呼后拥般地带进了会议室。一间三四十平米的大房子里，整整围了一圈人。主人说，他们都是贫困生代表，他们听说你是专程来了解大学贫困生问题的，所以都想跟你说说。

这是再好不过的事。“那么让同学讲吧！”我只说了几句开场白，便打开了笔记本。

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错了，因为我无法记录下去——第一个同学还没有讲完，接下去的就已经哭成了一片……我至今仍无法忘却那晚的一幕，这也是我生命中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很遥远的感受的再一次复现，那便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经常遇到的“忆苦思甜会”……

真的，我没有半点夸张，也根本没有考虑这相隔二三十年的类似的集体式的哭泣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只是感到我们的大学生们太艰难了！我只是感到共和国都快走过半个世纪了，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有些还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尽量让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同学都能详细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然后我想法在作品里都把他们写进去，之后再希望有钱人都出来帮助这些困难同学……

这一夜，我进行了少有的最紧张和最漫长的采访。从晚9点一直到午夜。第二天早晨6点刚从**起来，就又开始接待同学，直到中午。之后，我又参观了一下学校环境以及仅有的一个学生勤工俭学社团。在这里的采访和亲眼目睹，使我完全证实了学院几位领导反映的问题：华北工学院是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学，校园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变迁与革新，都得他们自我消化。像贫困生问题，他们是最无援的高校之一。由于这几年兵器行业的不景气，国家对学院的实际投入有减无增。学校有限的如一些辅助设施的管理，基本只考虑安排本校教职员工的家属子女等就业人员。因而贫困生的勤工俭学岗就只能是很少了，绝大部分需要帮助的贫困生无岗可上。这里想做家教或打工什么的，也几乎是没有可能。有个同学说，他曾在前几个月走出校门找过一个家教，得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还是个农村的孩子，每小时才给5元，后来他不干了。华北工学院离城里几十里路，学生打工、家教，只能像这位同学的结局。而学校也同样像山西农业大学一样，没有人给过他们一分钱的社会捐助。几位学校领导干部因此对我说，我们欢迎你作家同志来，就是希望通过你的笔，给社会和有关部门提个醒，要想做件善事，那就多做点雪里送炭，而少去做那些锦上添花的活计。像我们华北工学院这样的“贫困户”才真正需要帮助。你作家同志就帮我们做一回广告吧，我们有言在先：只要有人捐助，就是一两万元，我们学校也会让第一把手出面隆重接待！

我答应照办。至于有没有人向华北工学院这样贫困大学生很多的“贫困大学”捐助，那就要看上帝是否开眼了。

从华北工学院出来，我以为有关高校中那些“无援校族”的话题可以了结。但我又错了。

1998年6月初，在我完成对陕西几所高校的采访后，准备从咸阳国际机场回京。但我必须在咸阳停两天，因为离京时团中央的有关负责同志特意关照我一定要去看看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怎么会在离拉萨千里之外的陕西咸阳？这正是我和很多人都感兴趣的事。加上采访少数民族高校又是求之不得的，我决定前往。

接待我的团委副书记拉巴次仁是位年轻的藏族小伙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一路上，他给我介绍了他们学院的历史。原来，西藏民院是在42年前的1957年根据中央批准正式成立的，最早的名字叫西藏公学。1956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中央组织部从各省、市抽调了大批干部准备进藏，同时又吸收了大量藏族干部群众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由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抵制改革，局部地区经常发生叛乱，又考虑交通运输、财政支出等问题，中央决定在对西藏实行改革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着手培养干部人才。于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自1957年6月起，西藏筹委会将筹建中的原西藏干部学校和西藏团校的3400多名学生及700多名职工，从西藏各地先后迁到甘肃的兰州、山丹，四川的成都、雅安和陕西的西安、虢镇等地，开展边筹建边教学的工作。1958年初，所有这三省境内的学校集中到陕西咸阳合并为一，就成了现在的西藏民族学院。这是西藏自治区第一所高等学府，至今仍是西藏的最高民族学府。一个自治区的所属高校在自己的区域境外，这是西藏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理条件所决定的。该学院自成立以来的40多年间，为西藏和平解放及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1959年3月，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该校遵照上级指示，先后派出2000多名师生进藏，充实骨干队伍，为平叛胜利发挥了不可磨灭的特殊作用。在和平建设时期，学院先后为西藏输送了近20000名毕业生，其中80％以上是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学员，现在他们都是西藏各级、各条战线的带头人。拉巴次仁告诉我，而今全自治区州以上领导干部中有60％以上是这个学校出来的，自治区政府、人大、政协班子中的负责人一大半也都是他们的校友。民院在西藏人的心目中是“西藏的北大”。

然而，这所昔日曾辉煌一时的西藏高等学府，在今天则面临着异常困难的处境。除了对着正门的那栋因校庆40周年才得到上级拨款建起的新楼外，整个校园内给人一种就是“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之感。以往那种远离自治区境内，在内地办学及培养人才的优势，在现在则越显劣势。不是吗？一个堂堂自治区第一学府竟不在自治区政府鼻子底下，而在千里之外的他省境内，首先是情理上就不畅，再就是管理上也不便呀。管吧，去一次还得来回一星期，不管吧，也不是事嘛。托兄弟省代管一下吧，人家打哈哈说这哪成，我们可不敢与少数民族同志抢人才哟！如此这般，西藏民族学院这颗掌上明珠渐渐丧失了它应有的光泽。有限的拨款，光人头费就占去了73％，剩下的27％只能支付全校的水电费等日常开支。至于学校建设和提高教职员工的待遇，那就很难列上议事日程，其实校领导想做也等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最苦的还是我们的那些学子，他们比任何一个高校的大学生都承受着更贫苦的困扰……

院长次旺俊美向我介绍，他们的学生之所以贫困面比哪个高校都大、贫困的程度比哪个高校都严重，是由于特殊的生源所决定的。西藏民族学院目前有三大块生源，一块是区内的农牧民子弟。这一部分学生的家庭大多数在藏区的边远，甚至许多地方是荒无人烟的高寒地区，学生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他们的家是在马背上，是在帐篷里，并且随草场而走，随风雪而行。多数学生打上学出来后就没有收到过一封家信，一方面家人没几个会写信的，即使写了也不知在哪儿能找到邮局。指望家里给你寄点生活费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牧民们本来就比较贫困，有的即便你出家门时还有千头牛、百头羊，但可能就是一夜风暴，你家会一下从富有户变成了贫困户。藏族子女们想得到家庭的经济支持是不太容易的，再说即使想给你寄样东西，也许夏天用的物品你收到时就是寒冬了。再有一种情况是，在西藏，九年制义务教育都是国家包的，学生进校后一切负担基本全是靠政府来承担，农牧民们可以放心地去远方游牧。但大学不行了，根据自治区文件，从1997年开始，西藏的高校也要同全国的高校改革接轨。新生也要拿出1600至1700元的学费，而在校的学生除了一部分师资教育外（即师范生能有每月100元补贴），其余学生的生活费都得自己掏。藏族农牧民们不习惯，也不太了解这种新政策，在他们的意识中，孩子交给学校后就不去操心了，别说是大学，从小学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因为过去国家从来都是这么做的。有的学生对上学交学费也不甚理解，他们报到时身无分文，老师让他交钱，他反问你为什么让我交钱，不是上学国家全管吗？最后他用狐疑的目光，扔下一句“我从小就没听说过啥叫学费”的话就走了。西藏民院的第二块生源是部队战士。考虑到特殊的地理条件等因素，根据国家建设西藏的需要，学院按照自治区指示精神，每年从驻藏的部队战士中招收一批学员充实自己的生源。而这部分学生大部分家在内地，之所以招他们是以后需要他们长期留在西藏工作。内地籍的战士哪个想一辈子留在艰苦的西藏，并且都是州以下的工作单位？对这一批战士学员事先是有约的，看来只能是那些家庭十分贫困、子女又多的农家子弟。这就是西藏民族学院背负沉重担子的又一个原因。还有一个生源就是从1993年开始，国家特别指示的从内地10个省区招收像战士学员一样的以后要长期留在西藏并在县以下基层单位工作的学生。同样道理，这样的学生只有在边远省份的那些贫困的农家子弟里招到。这10个省、区是：四川、云南、山东、山西、河南、青海、甘肃、贵州、陕西、宁夏。看一看这些省份，个中的意思不言而喻。次旺俊美院长说，我们的学生贫困是“先天”决定的，由于学校经费严重不足，所以目前他们在学生中只有一块奖学金可以为一些同学缓减部分困难。但由于学校拿不出钱，故奖学金的奖励面只有国家给的30%那一块，其余70％的学生无法解决，尤其是那些家庭困难的学生。

后来听学院各系主任、书记介绍，更令人痛惜不已。

语言系的老师说，他们有390个学生，是西藏民院的大系，区内生120个，区外生270个。“我们是自己给自己背包袱——到边远的贫困地区招最贫困的学生。”老师自嘲起来，“这些学生中许多人上大学时身上什么都没带，别说钱，就是最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冬天到了，我们下去检查一看，学生睡觉的铺垫只有一张牛皮纸，人往被子里一裹，就算睡觉了。好在学校有暖气，否则真会冻坏身体。最恼人的是每年新学年开学，学校让学生们交学费，有的同学实在拿不出。他们平时就靠学校发的几十元补贴，光糊弄一张嘴就已经极其困难，哪弄来几千元的学费？这些学生的家庭本来就属于贫困，你问他要学费，人家反问：我把儿女都交给了国家（即一辈子到西藏工作），你还到我家拿什么钱？没辙。我们老师说多了，学生双手一摊，说我就是没钱，要不你开除我算了。97级就有一个男生不辞而别，离开了学校。”

预科班的老师说：“咱们西藏民院地处咸阳，按说也不算太困难地区，可由于我们的学生不是少数民族，就是来自边远地区，语言和能力上有障碍，全校没听过有人出去搞家教或啥勤工俭学的。所以学院虽在闹市之中，却又是个与世隔绝之地。像名气很响、到处赞助的505集团就在我们这儿，可人家也不愿给我校赞助，啥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个与世隔绝的大学，赞助了你等于把钱白扔了，不起一点商人们追求的效应嘛。我们学校自己又没什么勤工俭学岗可设，设了你也拿不出补给同学们做劳务费，还是不设的好。有一次我们试着把装垃圾车的任务交贫困生干，装一车8块钱，每车两个同学装。可后来同学们不愿干了，说干半天活，就得回来洗个澡，累一天，两三天才能缓过劲，而且要多吃几块钱的饭菜，里外里一算没赚一分钱，还累了个半死。最可怜的是放假不回家的同学，像今年寒假时我们预科班有17个同学没钱回家，我们只好给他们腾出一间大房间集体用。他们自己开灶，天天白菜面条，但就这还是过不起，没钱呀！我们几位老师只好借些钱给他们用吧，要不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我们民院的学生穷，其实我们民院的老师也穷，好多都是被学生借穷了。没法。”

成人部的女老师抢过话头，说：“前年有个叫李华的同学，是学生会主席。他帮团委搬家，看到我后便说老师我实在又饿又累不行了。我说你先把活干完了再慰劳你。后来他真到我家来了，我问他你爱吃什么，他说爱吃羊肉。我就上街买了5斤羊肉，回来用高压锅煮好后，摆在桌上看着他吃。结果他竟然狼吞虎咽地全吃光了，我站在一旁看他那饿样，眼泪哗哗地往外流……同学们太可怜了。”女老师最后补充说，“这个李华同学现在毕业了，思想基础很好，自己要求到孔繁森工作过的西藏最艰苦的阿里地区，一年了，进步非常快，听说已经提了一级职务。”

政法和历史系的老师说他们班上有几个宿舍的同学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生活互助小组，搭帮过日子。这可是个从来没听说过的事，于是晚上采访时我让老师把两个不同类型的“搭帮社”的同学找来介绍情况。

刘圣育同学先发言，他是文秘专业的学生，入学前是在西藏驻军某部当战士，初中文化，军龄四年。老家在四川德阳，1995年考上西藏民院。他说到这个学校上学后，生活费不够，一个月100元只能天天吃馒头和豆腐，他很不适应。在部队工作也艰苦，但吃饱饭绝不成问题。学校不行了，长期下去身体会垮的。刘圣育在部队当过班长和团首长的公务员，心眼就是比别人多一些。他想到了部队的集体伙食，于是先同一名要好的同学合帮搭伙，俩人早晨打两个馒头，一人一碗稀饭，两毛钱一份辣豆腐；中午吃米饭，可打一个菜，晚上同中午基本一样。一月下来每人90元就差不多了，比单吃省10元，菜略好些。刘圣育就想再多几个人就可能更省钱吃得更好些，于是他就联合了五个困难生搭帮合伙。“不能太多了，五个人比较合适。”他说，“五个人搭帮打饭打菜就可以有所选择了，通常我们打三四个菜，有荤有素，这样不至于天天光吃馒头不吃菜，没营养。我们平时五个人只用两个人的饭卡，尽量先省后宽，把省下来的钱备急用。五人合伙后每月每人花上六七十元就够了，省下的钱就可以买些日常生活用品和买些书。另外有时五个人中有人病了，需要营养，我们也好有钱给他补补。从1996年初到现在，我们五人一直在一起吃，这样做解决了各自的经济困难。过去一人单吃，看到别人吃好的自己心里就很不平衡，时间长了会不同程度造成某种心理畸形，现在我们一点也不，就是吃得再不好也是几个人在一起，不会觉得怎么着。长期吃在一起就吃出感情来了，互相之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能照应。去年我们‘搭伙’中的一个同学得了肺炎住院，如果他是一个人就难了，后来我们另外四人便用课余时间轮换去陪床，并且用我们共同的饭卡为他买些好吃的，尽力帮助他渡过难关。几年来，我们五个人就像自家兄弟，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习上互相促进。班上许多有困难的同学向我们学习这种做法，现在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基本没有一个人是单吃的，这是我们穷学生想出的穷办法，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看来管点用。”

接着发言的是藏族学生索朗加措，他说他是历史系的，他们是以宿舍为单位合帮搭伙，互相帮助。全宿舍七个同学，六个是藏族，一个是回族。索朗加措说：“刚进校时大家互相还不了解。后来其中有个叫普琼的同学家庭特别贫困，身上带了1000元钱以为就可以把学业念完了，可一交学费后两手空空，连馒头都吃不起。我们同宿舍的人知道后，便自发起来帮助他，可我们又都很穷，给钱是给不起呀！后来一商量，这样吧：让普琼与我们一起吃，我们六人也合起来用餐，我们有啥好吃的，普琼也吃啥。就这样，几年来普琼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家里从没给过他钱，如果不是大家的帮助，普琼说早想退学了。现在不一样了，他成了我们同一‘家庭’里的一名成员，有饭一起吃，有书一起看，即便用牙膏也是大家一起使。我们的宿舍还被系里评为‘文明宿舍’，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先进是‘穷’出来的。”

这是那些没有生病人说的话，再来听听几位病号学生是怎么说的。

王辉，政法系97级学生，湖南人。父亲于1982年去世，在上大学前他家里已借债近万元。1997年10月份王辉查出乙肝病。按规定他应休学治病，由于贫困的家里不可能让他得到很好的治疗，于是他申请边上学边治疗。学校最后便同意了。王辉现在在学院医院治疗，至今他本人已花去5000多元，另还欠1500元没付。他的这些钱都是从叔叔、姑姑那儿借的，现在他说已经借不到了。可他的病在前些日子检查时有几项指标仍不行，医生说他必须注意休息与营养。可王辉说这两项他几乎无一项可能做到，因为他要跟上课程就必须天天上课和把住院时间缺的课补上。另一方面为了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他必须做点事，比如帮助哪个同学或哪位老师干点抄抄写写的活，由于目前他的吃用什么的都是同学和老师在帮助，他觉得自己不能受恩太多。他说这样下去快到一年了，自己对能不能在休学的期限内把病看好表示悲观。“如果到时病治不好，学校若要我退学，我觉得自己难有勇气再活下去……”王辉说得很凄凉。

郭明，95级行管专业。家住河北省最北的张家口某小山村。父亲是位月收入80元的民办老教师，母亲是地道的农民。郭明原来是94级学生，因有病休学一年。他的四口之家在他上大学开始就连遭不幸。1995年元旦，弟弟心脏病猝发，全家变卖了全部家产仍未挽回一个年轻的生命。两年之后的1997年元旦，郭明重涉弟弟之难，也被从西安急送到北京安贞医院，被确诊为死亡率极高的家族遗传性心血管疾病——“马凡氏综合症”，生命危在旦夕，急需手术，而做这样一例手术需八九万元。一个尚未从沉重悲痛与债务负担中缓过劲的贫困家庭，无论如何也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荷。因此，郭明的父亲急得团团转。郭明的学院尽了所能，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2万元，但这还差得很远很远。郭明的事被《北京青年报》的一名记者知道后，及时在报上向社会连发了两次求助报道，共捐得19万元。后又经多次努力及医院的慷慨相助，郭明的生命终于得到了挽救。郭氏一家真是祸不单行，就在父亲为儿子到处磕头求助时，郭明的父亲也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并送进了同一所医院……郭明为了抢救父亲的生命，在自己还属于治疗阶段便不顾一切地提前出了医院。他拖着瘦弱的身体回到老家，挨家挨户磕头，又到地方政府请求相助，他的孝心与一家的不幸感动了父老乡亲和有关部门，安贞医院也做出了极大援助，用最少的钱把郭明的父亲从手术台上抢救回一条命。郭氏父子的命保住了，但并没有根治掉病魔。郭明说：“我父亲那头先不提，现在光我一个人，仍要不停吃药，而且每半年必须上北京检查一次，每次检查500元，还不算来回路费。我是学生，哪儿来钱？只有靠学校了。我知道学校已经为我付出了很多钱，但没法，我还得找学校，要不只有死路一条！”郭明不像王辉，他看待生命似乎就是那么回事了。但毕竟他还年轻，他说他现在最期望有个好身体，将来虽然可能不允许再上西藏了，但还是能拿到个大学文凭的好，否则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哪个单位还要嘛。

临别那天，院长次旺俊美与我进行了长谈。他指出：尽管他们的民院面临很多困难，但民院上上下下从来没有一个人跟别人横向比，他们的心目中始终把国家和西藏建设的重任放在第一位。在这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都清楚地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使命。而在这里上大学的学生更明白，他们的前途，不是毕业后拿到高工资和留洋出国，而是义无返顾地去最艰苦的地方工作，并且通常是一辈子献身在那渺无人烟的雪域高原。次旺俊美让我转告全国人民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学院暂时遇到的困难，并没有消磨他们为建设西藏而献身的革命意志，他们只是希望祖国人民和所有热血的爱国者，能在可能的情况下，不要忘了他们这批人……

我向次旺俊美院长保证，祖国人民绝不会忘记他们，并且一定会有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的！

我们一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