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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卷 历史不该忘却（第5页）

李四光听了这话，连忙说：“不不，我们目前还用不著作这种选择。主席，总理，根据地壳运动的规律，我认为生油是一回事，储油又是一回事，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地下构造的规律，找出储存石油的构造来。有的地方，地面上虽没有任何油气现象的显示，而地下却很可能是个大的古油地区……”

“这么说，我们的地底下也有可能有大的含油地方?”毛泽东的眉头挑，问。

“是这样。”李四光肯定地说，“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质构造叉十分丰富，不应当排斥富油地层的存在！”

毛泽东高兴了：“先生的观点，符合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强调绝对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周恩来从座位上站起来，爽朗地笑道：“我们地质部长很乐观，也很有气魄！李四光同志，你说中国有石油，我拥护你！”毛泽东昕后也站了起来：“好，我也投先生～票。”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像李四光这样的科学知识分子，得到毛泽东这般十全十美推崇与赞赏的人几乎投有。

离开中南海，李四光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忖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他感到开展全国性石油地质普查与勘探工作已迫在眉睦。然而作为一个新组建的政府职能部门，国家建设所需的矿产资源太多了，有造飞机、大炮的钢铁，有试验核武器的铀矿，有供给人民生活的铜锡矿，还有准备建长江大桥的工程勘察任务，当然，石油是这些矿产资源等任务中的重中之重。地质部是一个行政部门，矿产普查工作千头万绪单靠一个行政部门难以进行有效工作，必须建立一个专业部门全力投入才是。

李四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长工等儿位副部长，并且迅速形成集体意见。于是．1954年初，一个专门担负计划与指导全国性的各种矿产普查勘探任务的特别机构——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宣布成立。李四光和何长工商量，这个实质机构必须有国内地学界最有威望和实际工作能力的人士“唱主角”。经过再三选择，部党组调来三位大员，他们是西南地质局局长黄汲清、地质部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谢家荣和地质部办公厅负责人刘毅。二人分别被任命为“普委”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地质部把如此重任交给黄、谢、刘三人，是有一番苦心的。刘是位资深老革命者，9级干部，他到“普委”另有一个职务是党委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是实际上的行政最高长官。谢是著名的矿床学家，在矿产勘探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权威。另一一位黄汲清是从大西南调来，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两方面优势考虑，一方画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另一方面他还是中国数一数二的从事石油地质科学的专家。他和谢家荣实际上是“昔委”的技术总负责，加上刘毅这位行政领导，如此“三人班子”应该说是摄佳搭配。

“普委”除上面几个大员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李奔。这位“少壮派”到“普委”之前已是东北地质局副局长了。在“普委”他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是实际上的“大管家”。李奔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史上是位重要而又传奇的人物。他是位“小八路”出身的共产党人。1945年，他所在部队越过陇海铁路时，日本人投降了，年轻的他被派到家乡任化县当了县委书记。解放后，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的袁宝华将他召到地质行业。这位年轻、干练的党员干部深得黄汲清、谢家荣的看重与赏识。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如果没有李奔从中奔波、周旋，或许还要晚几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当年与康世恩在大庆会战中并肩战斗的“老石油”，从解放初期任局级之后的几十年间从未升迁过，在他辛苦、劳累，并且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数十年后退体时，他依然还是位“局长”。拿黄汲清的话说，“像他（李奔）这样能干的人，在石油部早就是部级领导了。”可叹的是，兴许地质部的人才太多，要不然像李奔这样的功臣在官场上“永无出头之日”也恐怕不只他一个人。

1954年12月，国务院为了加速石油工业事业，决定将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的力量集中起来作战，并分工地质部与中科皖担任油气普查和科学研究任务。康世恩任局长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担任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第二年，该局撤消，并改为独立的石油工业部）。黄汲清他们的“普委”任务也由综合矿产普查任务改为全国性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勘探。这一消息，对毕生致力于中国油气业建设的黄汲清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李四光的名字太晌和太光耀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地质科学界的其他人物知晓得甚少。其实，本世纪的中国地质科学较之其他科学界更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而中国的地质学界所涌现的一大批跻身于国际地学界之林的世界级大师，又何止李四光一个人！

黄汲清便是可以与李四光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位，而且是中国地学界难有几位科学大师可以冠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其中一位。

本世纪初的1904年，中国“天府之国”的四川诞生了两位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叫黄德淦，即后来的黄汲清；一位叫邓先贤，即现在的邓小平。黄德淦比邓先贤早出生140天，少年时的这两个“四川娃子”没多少区别，他们都被大人送到私塾诵习“四书五经”。不过，那时的邓先贤据说对算术特感兴趣，而黄德淦则对梁启超的《中国魂》如痴如醉。

邓先贤14岁被称作“好学生”考入县中，黄德淦13岁就进了成都市，成为知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

中学毕业后，黄德淦考进了天津北洋大学，在义和团的发祥地，这位“四川娃子”对政治表现出r浓厚的兴致。1924年初，北洋大学发生了反对校长冯熙远取缔学生集会的运动。黄是这次运动的骨于，他因此而被校方开除。

这时的邓先贤已改名为邓小平，并且在中学尚未毕业就被明贤的父亲先是送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后来叉乘法商的一艘“吉利”号轮船到达上海，改搭法国邮船“特莱蓬”号到了马褰，从此开始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生涯。

黄德淦也在此时改名为黄汲清，不过此时的黄汲清对前途充满可担忧。由于吃了北洋大学的亏，黄一度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想弃学从军以报冯熙远一箭之仇。

黄汲清听了这话，好不灰心，从此打消了从军念头。本世纪中国因此少了一位战将，而多了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科学家。

津门与京城相距咫尺，黄汲清一横心，一步跨进了京华皇家学府——北京大学，专修地质系本科。这年是1924年。

“地质”两字在那时可不像现在那么不值钱，那么叫人听来陌生。在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许多立志“科学报国”的知识青年都选择了可以为国找得矿产资源的地质专业。你或许不能相信，中国近代的第一部地质科学专著《中国地质略论竞出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之手。可想而知“地质”两宇在本世纪初的科学启蒙力量。

美国当代知名历史学家肖艾尔佛雷德．E．埃克斯曾这样断言：构成二十世纪国际关系之基础者，乃是全球性的矿物资源争夺。这位学者的话虽没有成为人们口头传扬的经典式真理，但却真实反映了本世纪世界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

当二十世纪即将来临时，在我们的地球上，到处呈现着发展极不平衡的状况。那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各个发达国家的经济空前高涨，因而对原有的地盘皆嫌不够，于是都急于扩展市场，多占原料产地，开辟新的投资场所，寻找向外殖民地。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又十分衰落的国家，自然成了列强们垂涎三尺的“大蛋糕”。这个“大蛋糕”上的“奶油”，便是我们丰富的矿产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工作。因此在当时受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无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大力开展地质科学，再通过地质科学革命，促进全面的矿产资源开采，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生产，达到拯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之目的。这一道理在旧中国视为真理，到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还是这样，要不毛泽东为什么称地质工作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只是在现代化迅猛进程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竟差不离把地质与矿业工作抛之远远的一边，这实在是一种可悲和危害无比的现象。

有一个例子还可以说明当时社会对地质工作的重视。在黄汲清进入北大地质系的第二年，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去世，巨星殒落，万民悲绝。按照国民政府的决定，孙中…先生的遗体将转移到南京埋葬。1923年3月的一天，国父的水晶棺要抬出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的中山堂。当时抬棺的六个人，均是国民政府亲自挑选的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在辛亥革命中有卓越贡献并被称为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的人士。六人中有一位是地质学家，他站在抬棺的左前方第一位。那位地质学家便是李四光。当时他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黄汲清的老师之一。

当时还有一种情况是，被鲁迅骂作“外族强盗”们对中国宝贵矿产资源的野蛮掠夺，激起了一批爱国志士们的极大愤慨与不平，诱发了他们发愤开拓中国地质科学的夙愿。

在云南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法国传教士在某山区发现一处锡矿，便雇用当地人开采，不出三隼，这位传教士发了大财。凭着富有，他任意压迫和剥削中国百姓，并且把教堂当作一座供他**乐的温床，每晚都要肩一帮人到四处抢得一位美貌绝伦的中国民女陪他睡觉，睡完第二天就派人把她扔进百米矿井里活活闷死。其残忍和肆意掠夺我大中华民族财富的兽行，终于激起了一场焚毁教堂、杀死传教士的民运。那传教士死后，当地‘批百姓便自发组织起来开矿，结果由于不懂地质与开采技术，锡矿没开着，一次因矿洞凿漏造成地下水倒灌，上山参与开矿的三百多位民工全部遇难，最小的不足9岁，最大的74岁……班耗传出，举国哭泣。

如此这般的事，在旧中国屡见不鲜。中国人不懂科学，不仅眼看着强盗从自己的家门口抢走财宝，弄不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这样的悲剧是没法看下去了，而当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刺激还远不止这些。

1895年，日本人抢占台湾后，在菜地开采“洋油”。有一次，一位日本人见一群台湾百姓好奇地围观在出油井房，便对同伴说他要看中国人点“天灯”。

何谓点“天灯”？

只见这位日本人用铁勺盛了满满一勺，让一个台湾老乡张开嘴，猛地把“洋油”灌进其口中，然后划着一根洋火，那台湾老乡便活活地被作“天灯”点燃惨死，一群日本人则在一旁狂欢取乐！

本世纪开元的一年，一队美国人组成一个“亚洲考察团”要穿越腾格里沙漠。他们在中国的版图上举着星条旗，却不让中国科学家的同行参加考察。

“你们中国人的屁股后面长着尾巴（辫子——笔者注），只能作这一干话。”考察团的一位美国人骑在雇来的一个中国向导背上，像赶马似地这般说道。

中国同行纵然恨得把牙根咬裂，却依旧被无理地排斥在考察团之外。

考察团在千里无人烟的浩瀚大漠途中，断了水。洋人竞为了自己括命，杀了驼队又杀了申国向导，用驼血和人血帮助他们越过大漠……

在“国际地质大会”上，美国人还将此作为“壮举”向世人大加吹嘘。

这种民族的国耻，深深刺伤了一名晚清秀才的心。在黄汲清大师剐刚出生那一年，这位晚清秀才东渡日本，毅然考进东京帝国人学地质系，并拜师日本地质学界开山祖师山藤文兴朗门下，成为中国历史以来第一位选学地质专业的科学家。

他叫章鸿钊，中国地质学界称他为中国地学的“开山之父”。黄汲清叫他“先生”的时候，章已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元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