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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1页）

·第二编·

第一章法国封建权利遭到人们的憎恶远甚于其他国家，原因何在

中世纪旧制度的余毒，在有些地方很严重，而在有些地方却很轻微。在那些不太严重的地方，对于它们，大革命是最没有办法忍受的。人人都说，大革命的特殊目的，就是要消灭中世纪的旧制度。但是，在那些旧制度保存最完好，对人民压迫折磨最为严重的地方，大革命却没有爆发。与之相反，在那些旧制度存留得最不齐全，人民对其感受最不强烈的地方，大革命却爆发了。这些事实，真让人感到奇怪。

18世纪末期的德意志，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的军队，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农奴。就像中世纪一样，封建领地牢牢地束缚着大部分地方的人民。可以说，在德意志的境内，农奴制度几乎到处都有其身影。

在德意志，农民的地位几乎一成不变，职业也没有办法改变。所在的庄园的领主如果不高兴，农民便不能结婚。一个农民的大部分时间，必须为领主劳动做事。年轻的时候，在庄园中，他必须干很多年的奴仆工作。信件的捎带，领地产品的运输以及销售，领主房屋的修葺和翻新，都是农民应该承担的工作。在某些邦国，农民代替领主服劳役，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有些服役的期限，一个星期内可以达到三天。

在领地上，主日法庭制约着农民以及他们的私生活。如果农民稍有偷懒，或者出外喝酒，一旦被主日法庭发现，就要受到严厉的处罚。1788年，在德意志的很多邦国，对于领主庄园内的农民来说，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他们必须整天呆在庄园内。一旦他们离开庄园，马上就会遭到武力逮捕，并被押回庄园。

虽然农奴有幸可以成为土地的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权始终是残缺的，并不完整。至于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什么，他不能自主决定，只能按照领主的眼色行事。对于手中的土地，他也没有权利转让和抵押。在一些情况下，对于自己的农产品，农民不能随意出售，必须服从领主的安排和要求；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对于自己不想卖出的农产品，领主却要强迫他出卖。可以说，耕种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永远是不自由的。等他死了之后，他的产业也不能完全归于他的后代子嗣，这其中的一部分，往往是要上交给领主的。

关于上述的规定，只要看一看在大革命刚刚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就可以找出，而不用专门在陈旧的法律文书条款里查找。那部在大革命爆发之时颁布的法典，是由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拟定，并由他的后继人颁布的。

随意地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像这样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诺曼底的农奴制度，从13世纪起，就已经被废除了。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现在的考证中看出。在东部，有一两个被征服的省份，在那里还残留着农奴制度。除此之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看不到农奴制的影子。农奴制被废除的日期，距离人们是如此遥远，以至于人们早就将它忘却了。

然而，农民不再仅仅只是农奴，还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是在法国所发生的另外一场革命，它关系到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一事实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因此，我必须在这里停下来，专门对它做出一番论述，尽管它还没有被人们进行充分的考证。

大革命爆发以后，地产才开始重新被划分。因此，地产的划分，是大革命的产物。这是人们长期以来的观点。然而，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人们的观点与事实恰恰相反。

大革命爆发前，至少有20年的时间，对于土地的过分划分，有一些农业协会的人就已经表示不满。那时候，迭戈曾经这样说道：“原来，一块土地，可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现在，由于要瓜分遗产，土地被分给了五六个孩子。这些土地，对于孩子以及他们今后的家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又过了一些年，内科尔[1]也说，农村小地产主在法国随处可见，他们的数量很多。

“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划分再划分，被人们永无止境地划分下去，原因就在于，当以平等和令人担忧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遗产瓜分时，每一个人都想多得到一些。”这是我在一份写给总督的秘密报告中发现的话。这份报告，在大革命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写好了。这句话与今天的人们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旧制度的土地册，我下了极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的原貌。通过这种方式，有时候也能实现我的目标。对于该区现有的地产清单，每一个教区都应该报告上去，这是1790年确定的土地税法中规定的一点。尽管大部分清单已经散失，但是我仍旧在一些村庄里发现了某些清单。在与我们今天的名册相比之后，从那些清单里我发现，这些村庄的地产主数量比现在的要多很多。有些地方的数目，比现在多出50%，有些甚至多出60%以上。如果考虑一点，即从那时候起，法国全国人口以25%的增长率增长，那么，地产主的数量增加，是十分迅速的。

与过去一样，今天的农民对于地产，也怀有同样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已经达到了顶峰。农民的**，在土地占有欲的激发下，全部展现出来。那时候，有一位有名的观察家说道：“在法国，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希望成为地产主。购置土地，一度成为下层阶级的目标。他们不管自己的积蓄是发放给个人的，抑或是投入给公积金的。于是，土地的售出价格，总是远远超出其实际的价值。”

大量的土地，已经被农民划分。这是亚瑟·扬第一次在法国旅行时，看到的众多新鲜事物中的一个。当然，这一事实，也让他备感惊讶。在他看来，法国的土地中，有一半已经是属于农民的了。他经常这样说道：“对于这种形势，我是一点儿也没有预料到。”确实是，像这样的情况，也只有在法国，或者与法国相邻的地区才会出现。

在英国，拥有地产的农民，其数目曾经也很多。但是到了现在，数量急剧减少了很多。在德国，自由农民拥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在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有关农民的地产，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甚至是非常古怪的法律，存在于日耳曼人的古老习俗中。然而，像这样的小地产主，数量是很少的，毕竟这种地产始终不是主流的形式。

18世纪末期，几乎与法国的农民一样自由，德国某些地区的农民，也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这些地区，一般集中在莱茵河流域。这些地方，从始至终都是最有活力的。它们是法国革命的浪潮最早波及到的地方。与之相反，德意志的其他地方，由于长时间没有革命浪潮的浸染，便没有发生相似的变化。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由此可见，早在大革命之前，土地的划分，就已经开始了。那种认为大革命开启了法国地产划分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并且仅仅是为了附庸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诚然，在大革命中，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以及教士的全部土地，都被出卖了。但是，正如我有时候耐心查阅资料那样，只要人们认真翻阅一些当时的土地拍卖记录，就不难发现，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了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可以推断，与人们所想象的数目相比，地产者实际增加的数目还是比较少的，尽管地产很容易被买到手。内科尔平时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却说了一句比较准确的话。他说，在当时的法国，土地所有者就已经数目可观地存在了。

暂时解放土地，而非划分土地，才是大革命的结果。存在大量的劳役，并且没有办法摆脱，这是所有小地产主所必须忍受的情况。因此，当他们经营自己手头的土地时，没有一个人不感到万分痛苦。

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对于领主的管辖，这些农民已经完全摆脱。这是另外一场革命，与那场革命——使农民变成土地的所有者——具有同样伟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些农民身上，有些劳役原本是应该减除的。然而，事实却不是那样。因此，当这些无疑很沉重的负担，继续落在这些农民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没有办法忍受。

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遇到一些人，他们出生在旧制度的法律之下。可见，我们还是比较接近旧制度的。然而，旧制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它已经在远古的黑暗中逐渐消失。对于一切没有被摧毁的东西，这场革命使其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它带给我们的结果，使得我们与旧制度相互隔离，彼此好像相距好几个世纪。因此，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1789年之前，人们是怎样治理农村的——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精确而又详细的论述，需要我们再去研究一些资料。这些资料一定是在这本书之外，在当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中。

在农村，农民依旧为领主所统领；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也仍旧掌握在贵族的手里，尽管他们已经长时间地没有参与到国家治理当中。这些观点，是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很明显，它们都是错误的。

在18世纪，主持教区一切事务的官吏，一部分是由农民自己选出来的，另一部分是由该省的总督任命的。与从前相比，这些官吏不再由领主选定，也不再是领地的代理人。由这些官吏组成的一些权力机构，召集并主持堂区大会，建立学校，修缮教堂，以及分配赋税。除此之外，这些权力机构还监督管理公社的财产，规定它们的用途；在必要的时候，以公共团体的名义提出公诉，并使之进行下去。监督的职责，以及处理地方上的琐碎事务，已经不再是领主的职责。就像在下一章我们所论述的那样，要么是当地政府，要么是中央政府，它们管辖着教区的所有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