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章 中央集权不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而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第2页）

在贵族看来，总督是一群不知名的小辈。他们是在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全在于资产者和农民的支持。就像约翰·劳所说的，以及我们今后所看到的那样，统治着法国的正是总督这一批人。可以说，他们是一群超越贵族权势的代表。

先从捐税权说起吧。这是因为，它差不多囊括了其他的所有权利。

众所周知，在捐税当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包税的。这些税目的确定，是由御前会议和金融公司一起商谈得出的。其中，契约的各种条款，收税的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至于其他的捐税，比如说人头税、兵役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等等，要么在中央政府官员的严格监督下进行，要么由他们确定并征收。

每一年，御前会议都要通过一项秘密决议。在这项决议中，确定了各个省份的摊派数额、兵役税以及附带的其他多种捐税数额。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事先得不到任何消息，但是每一年的直接税数额不断增长。

作为古老的税种之一，兵役税的收税基数和征税，都是由地方官员办理的。这些地方官员凭借自己的出身、选举权或者通过金钱购买官职，来行使他们手中的权力。因而，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这些地方官员通常是当地的领主、教区的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的直接税间接税的征收官，他们在18世纪的时候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不再管理兵役税。还有一部分人，虽然继续管理兵役税，但是已经不再把它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而是将其放在从属或者次要的地位。甚至于，兵役税的掌控已经完全落入总督及其助手手里。而事实上，在教区内，也只有总督才有权力履行职能——摊派兵役税，指挥、监督收税人员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们缓期征收或者免予征收税款。

还有一些捐税，比如人头税，由于产生的时间比较接近现在，所以对于旧权势的残余，政府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对于被统治者的任何指责和抱怨，政府全都不予理会，只管做自己的事情。

总之一点，每一项纳税额的总数，都是由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共同商讨决定的。现在，我们将讨论的话题，从钱的问题转移到人的问题。

作为征兵制的前身，法国的自卫队有着较为沉重的负担，尽管自卫队的征兵数量不及征兵制。有时候，关于农村青年谁去当兵入伍的问题，人们采用抽签的方式予以决定。那些被挑选出来的青年，就算是士兵了。他们通常组建成自卫军团，为其服务六年。对于这样的制度，法国人已经容忍很长时间了。在大革命爆发之时以及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征兵制的忍受，法国人达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相对于旧的封建政权来说，自卫队算是比较现代的制度了。因此，自卫队的管理，只能交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旧式的封建政权。自卫队的士兵数量以及各个省份的名额，由御前会议决定。对于每个教区应征收的兵员数量，由总督来决定。抽签的事情，由总督代理主持，并决定以下事务：当地免于征兵的人数，哪些自卫军应该开赴前线，哪些应该驻守当地。那些被指定开赴前线的士兵，最后统一交由军事当局管理。至于那些想要免于征兵的人，没有其他的出路，只能找总督和御前会议求情。

同样，所有的公共工程，包括那些最为特殊的工程，只要是在三级会议省之外，都是由中央政权的代理人来作出决定，并进行领导的。

领主、财政局和大路政官，这些独立的地方当局依旧存在。然而，在各个地方，他们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是无所作为，尽管对于所隶属的公共管理，他们多少能起些作用。关于这一点，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那时候的政府文件，就可以找到证据。

在人们普遍捐助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大路开始修建和维护。甚至于连大城市之间的要道也是这种情况。道路规划的制定，以及道路管辖权的确认，由御前会议来负责。当道路开工以后，总督直接指挥工程师工作，而总督代理的职责是，募集劳动人数，进行施工。乡村间的小路，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通行。这些小路的管理权，交由地方上的旧政权。

与今天相同，作为中央政府的重要代理人，桥梁公路工程局依然在公共工程领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所学校和一个会议，这是桥梁公路管理当局所拥有的。在当局内部，有每年跑遍整个法国的督察员；有住在工地现场，遵照监察官的指挥，负责整个工程建设的工程师。这里的一切，与过往的时代，几乎一模一样，尽管时代变迁，已不是从前。

在新社会里，旧制度的机构经过转变，依然保留了下来。与人们想象的相比，它们的数量要大得多。尽管它们原先的形式还在，但是名称已经丧失。不过，桥梁公路工程局却是一个例外。它既保留了旧有的形式，又继续使用原来的名称。

每一个省份的治安，由中央政府在各省的代理人单独负责。在整个王国，接受总督指挥的骑警队，分布在全国各地。为了应对紧急的局势，除了依靠骑警队外，必要的时候，总督还会动用军队。只有这样，流浪汉和乞丐才能被逮捕、镇压，而由粮食价格暴涨引发的叛乱才能得以平息。过去，在城市里，通常有保安团。它是由总督挑选的士兵组成的。它的军官也是由总督来任命。现在，作为被统治者，总督直接被政府召唤，帮助其完成上述的各种任务。

治安条例的制订，通常由司法机构来主持，并由其行使这一权力。然而，治安条例适用的范围极其有限，只能在一部分地区实行，甚至往往仅限于一个地点。对于这些制订好的条例，御前会议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取消。当所涉及的事由牵涉到下级管辖权时，御前会议总是这样做。如果有些问题，与法官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或者是有些问题涉及到了那部分规章内容，但是法院却袖手旁观，置之不理，那么御前会议就要制定相关的条例，以应用于整个王国。在大革命爆发前40年间，御前会议修改裁定了很多条例，涉及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等方面。这些被人们称为御前会议裁决的条例，数量很多，并且随着大革命的迫近，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

领主在旧的封建社会里，一方面拥有极大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他必须承担重大的责任。只要是在他领地内的穷人，都必须由他来接济。关于这一点，在欧洲古老的立法中早就有了规定。在一本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可以找到与之相关的条文：“在领地范围内，如果有人陷于贫困，那么领主有义务来赈济他。对于那些没有土地的人，领主应该竭尽所能，使其获得一定的谋生手段。对于贫苦的农民，领主还应该监督他们接受教育。”

每年，各个省份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基金。这些基金，是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分配的。各省的基金到位后，总督再将它们摊派到各个教区，留作救济的费用。因此，每个教区的种地人，当生活陷于危机的时候，只能向总督求救。一旦发生灾荒，人民只能等候总督发放小麦或者大米。

每一年，经过裁决，御前会议都要划出若干地点。在那里，会建立慈善工场。这样一来，那些最为贫困的农民，可以暂时在其中劳作，获取微薄的收入。很明显，这样的救济事业，是距离当地十分遥远的御前会议作出的。他们如果不是心里突然萌生这一念头，就是盲目地胡乱规划。很自然地，这种救济事业是没有办法满足人民需要的。

仅仅帮助农民解决一时之困，并不是中央政府唯一要做的。除此之外，教授给农民致富的方法，必要的时候强制他们去致富，也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目的。有时候，不管个人是否愿意，只要御前会议有强迫他致富的想法，对方就必须执行。某种方法，被用来强制手工业者使用，以便生产出特定产品。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由于这些强制的规定没有办法全部落实和执行，于是，在总督之外，又设立了工业总监察。在各个省份之间，这些总监察们不断穿梭，以期更好地行使他们的权力。

建立农业协会，发放奖金，是中央政府经常采用的措施。此外，总督和总督代理，也经常遵照中央政府的要求，散发一些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一般是与农艺相关的。甚至有时候，中央政府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创设苗圃。苗圃生产出来的苗种，一律分送给农民。那时候，农业的负担很重，与其他负担相比，差距悬殊。如果中央政府能及时消减负担，那么农民致富的效果会更好。可是，显而易见，关于这一点，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

对于有些土地，御前会议如果认为它很低劣，就会立刻宣布，禁止在那里种植某种作物。有时候，人们已经在某块土地上种植了葡萄。但是，一旦御前会议判决那块土地低劣，那么，人们必须拔掉葡萄。由此可见，作为统治者的政府，已经转变成了监护人。

[1]约翰·劳（1671-1729），苏格兰金融家，先后开办过私人银行和西方公司，最终他控制了法国的海外贸易。后来由于投机和经营不慎，他的公司全部破产，而他也逃亡海外。在此之前，他曾经担任财政总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