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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这群人这么相像内部关系却又这么冷漠他们是怎样被切割成比过去更多的陌生小组织的（第1页）

第九章这群人这么相像，内部关系却又这么冷漠，他们是怎样被切割成比过去更多的陌生小组织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幅画的另外一面，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些相像的法国人的孤立程度更胜别国。即便是在法国本土，也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欧洲的封建制度刚开始成型时，所有手握大权的国家领袖共同组成了后来被称为贵族的阶层，那时候种姓制度应该没有马上成型。我不想在这儿谈论这一问题；我唯一想说的是，贵族在中世纪就已变成种姓了，出身才是其独有的标志。

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组织，贵族葆有了统治阶级原有的特征；在选择组织的首领时，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出身。这个阶层如此特别，不容外人进入，一切不是贵族出身的人都无法成为其中一分子。他们在国内可能拥有较高的地位，也可能拥有较低的地位，但终其一生，他们都只能做别人的下属。

贵族最后终会变成种姓，欧洲大陆上所有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区无一例外。不过在英国，他们更进一步，占据了统治地位。

在现代诸国中，英国显得很特别，这是由某个事实造就的结果。人们要理解英国法律、精神和历史的特别之处，也要借助这一事实的帮助。可是一直以来让我觉得惊诧的是，那些哲学家、政治家都未对这一事实给予更多的关注，英国民众也在习惯的驱使下，给出了相同的反应。对于这一事实，民众一直看不清楚，说不明白。民众始终未能将它全面看透，这就是我的观点。1739年，孟德斯鸠在英国旅行期间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切中要害：“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国度，与欧洲其他地区毫无共同之处。”但很遗憾，他写到这里就停下了。

英国的国会、自由、透明度和陪审团，都不是导致它跟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某种更加特别、高效的事物造就了这一结果。别国的种姓制度都以另外一种面貌保存了下来，唯有英国将其彻底毁灭了。英国的贵族和平民从事的都是一样的职业，做的都是一样的事，并且他们之间可以通婚，这是更有价值的一点。在英国，地位最高的领主就算招新贵族为女婿，也不会让人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通过对婚姻状况的考察，你能清楚地了解一个地区的种姓制度，还有民众在其影响下形成的各类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各种阻碍是不是已经彻底消失。某些起决定作用的特点，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找到它们。迄今为止，法国已经有长达60年的民主历史了，但很多时候，你在这里根本无法找到这样的特点。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旧贵族和新贵族都好像已经完全融合了，但双方却一直没有开始通婚。

相较于其他地区的贵族，英国贵族一直表现得更为小心、机智、开放。人们之所以关注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贵族在其他国家依旧葆有那种古老而严格的含义，如果本文中提到的贵族一词也是一样的意思，那么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在英国早已不复存在了，这一点有必要提一下。

已经过去太久了，这场特殊的革命早已无人问津；然而，它造就的习惯用语却作为鲜明的证据保存了下来。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gentilhomme（贵族）这个词语的含义早已彻底改变，roturier（平民）这个词语甚至直接消失了。1664年，莫里哀在《达尔杜弗》这出戏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Et，telquel’o，ilestboilhomme。（他是贵族中的佼佼者，不要被他的外表欺骗了。）现在已经无法再将其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出来了。

你要是想在历史学中再度引入语言学，那就需要超越时空，追寻从法语词汇gentilhomme（贵族）演变而来的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发展轨迹；在英国不同阶层不断拉近、融合的过程中，它的意思也在不断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所指代的社会等级越来越低。最后，当英国人抵达美国时，它也被带了过去。所有美国人都可以用它来指代。它的发展史就相当于民主的发展史。

&ilhomme（贵族）这个词语在法国一直没有超越其原有的狭隘含义。大革命过后，这个词语依旧指代原先那个种姓，其含义还是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其使用频率却差不多已降为零。只因那个种姓被保存了下来，并且继续独立于别的社会阶层之外，所以这个词语才得以原样保留。

不过，我打算深入一个层次，我有勇气断言，现在种姓这个等级的独立程度，相较于这个词语诞生之时愈发加深了，在这方面，我们的发展方向跟英国人刚好相反。

资本家和贵族越来越相像，若这一点成立的话，那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的独立程度却越来越深了：这是无法混淆的两点，其中一点总是使另外一点的程度加深，而非减弱。

中世纪那些实施封建制度的地区之中，所有负责管理领主土地的人（若严格按照当时的语言习惯来称呼他们的话，那就是附属者）——他们之中有不少非贵族——都少不了要跟领主一块儿管理领地；在转让领地时，这个条件是绝对不能缺少的。领主出去打仗时，他们要追随，不仅如此，他们还享有特权，每年都在领主的法庭中待一段日子，当领主从事审判工作以及管理辖区内民众时，他们要从旁协助。在封建政府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领主法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欧洲所有古老的法律中都出现过，直到今天，德国不少地区还有其留下的相当明显的印迹。艾特姆·德·弗瑞曼威尔，这位学识渊博的封建社会法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30年曾有意向钻研封建社会的法律和领主土地赋税记录的改革，写一部伟大的著作。他曾这样说：“附属者每隔15天就要借领地的名义前往领主法庭，等人到齐以后，他们就和领主或是领主属下的一般法官一同对辖区内的刑事案件和纠纷做出审判。”他又说：“有时候，这种附属者在一片领地上就有80个、150个甚至200个，其中大部分都是平民百姓。”因为证据多得数不胜数，所以我在这里直接引用其原话，只是当事例来用，而非证据。作为一个事例，它能证明农村有产阶级如何在最开始以及其后漫长的岁月中接近贵族阶级，跟贵族阶级做起了一样的事。农村有产阶级从领主法庭那里获得的好处，跟城市有产阶级从省级三级会议及其后的国家三级会议那里获得的好处是一样的。

14世纪的三级会议留下了一些资料，我们在研究这些资料，尤其是当时省级三级会议留下的资料时，不由得感到惊诧：在这些会议中，第三等级的人竟能占据这样的地位，发挥这样的作用。

14世纪的资产阶级个人，跟18世纪的资产阶级个人相差甚远，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作为一个阶级整体的14世纪资产阶级，在当时的政坛上占据的地位却更高、更稳固。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有参政的权利；在议会中，他们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别的阶级总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要对资产阶级相当重视才行。

在当时的情况下，贵族和第三等级一起掌管政务，抵御外敌，不费吹灰之力，虽然之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但这已经够叫人吃惊了。14世纪的国家三级会议是这样的，动**的政局使它的性质中含带了非正式革命的成分，同一时期的省级三级会议也是这样的，尽管它在处理政务时一直坚持正统。以奥弗涅省为例，省内最重要的举措从制定到实施，都是由三个等级共同完成的，而且各等级的权利相等。当时香槟省内的情况也是一样。14世纪伊始，为了抵御王权的入侵，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以及各个省份的特权，很多城市的贵族和资本家开始并肩作战，掀起了历史上那场有名的运动。大家对此都很了解。类似的插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有很多，好像从英国历史中截取的一部分。但这种情况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却完全消失了。

其实，三级会议在领地统治崩溃后便很少再召开了，有些甚至直接被废止了，公民的自由权与地方自由就此消亡，资产阶级和贵族在公共生活方面的交集也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疏，再也产生不了亲近感，再也不愿齐心协力，战胜困难。革命在18世纪宣告结束，此后二者便很少见面了，即使见面也只是在一些私人场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由竞争对手发展成了敌我对立。

贵族这个等级失去了政治方面的特权，但这个等级中的个人却得到了很多此前未曾得到的特权，如若不然，就是此前已得到的特权被加强，这一点是法国独有的。躯干已经死去，却被还存活于世的四肢当成了发财的工具。贵族这个等级享有的统治大权日益减少，但其享有的作为首席仆人的特权却日益增多。相较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平民阶层当官要更容易一些。当这样的情况在普鲁士成为寻常事时，在法国却还十分罕见。这样的特权在获得之后，就变成了贵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将世代沿袭下去。贵族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距离越远，其与种姓之间的距离就越近。

在这些特权之中，最让人反感的就是免除税务的特权，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免除税务的特权从15世纪到法国大革命期间一直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这是很明显的。它随着国家财政支出迅猛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在位时，免除军役赋税的特权十分微小，因为当时征收的军役赋税总额也不过120万里弗尔。然而，到了路易十六在位时，这种特权就变得非常大了，因为当时征收的军役赋税总额已经达到了8000万里弗尔。先前平民只需缴纳军役这一项赋税，后来其他名目的赋税也被加入这项赋税之中，导致纳税总额翻了好几倍。这些纳税名目包括各类工程和公共事务的徭役赋税、自卫队赋税等，这些都是中世纪民众听都没听说过的。它们全都成为了军役赋税及其附加税的组成部分，并采用不平等的方式征收，以至于贵族免交的赋税总额越来越膨胀。不过，这种突出的不平等其实并没有表面看来那么显而易见。原因就是，自身不必纳税的贵族还需要帮自己的佃户纳税。但相较于人们在这一点上感受到的不平等，他们亲眼见到的不平等危害更大。

路易十四在位后期，制定了两项普遍税、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以满足国家财政需求。然而，免除税务这项特权本身是很值得敬畏的，正因为这样，人们在破坏它时也要表现得恭敬而谨慎，在到那些一起缴税的地区收税时，不同等级要不同对待。严格征税一方面会使某些人的声誉受损，另外一方面又会让其他人感受到宽容与赞誉。

虽然欧洲大陆上随处都能见到纳税不平等的情况，但像法国这样突显、不断通过刺激提醒民众记起的国家却根本不存在。德国大半地区的大半赋税都属于间接税。贵族的特权表现在直接税的征收方面，一般是缴纳共同税的小头。除此之外，贵族还要为了保留自身无偿服兵役的权利上缴一些特殊的税，这也就是说，贵族无偿服役的权利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一切对不同等级不同对待的举措之中，最有害且最容易在不平等的基础上造成孤立，几乎将不平等与孤立推向极致的举措，非税务不平等莫属。原因就是，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纳税的数额不同，每年一到征税时，就要在二者之间重新划分出清晰的阶级分界线，这便是税务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每个享有特权的人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现实而逼切的利害关系，这会让他们竭尽所能跟平民脱离关系，不再与其混为一谈。

差不多所有公众事务都跟征税存在引起或被引起的关系。正因为这样，自打在缴税问题上被区别对待后，这两个阶级就再也不在一块儿讨论问题或是分享彼此的需求和感受了，促使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已经完全消失了。他们一起行动的意愿与可能性，已被公众通过某种途径扼杀了，因此，他们不需要外力作用便彼此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