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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这群人这么相像内部关系却又这么冷漠他们是怎样被切割成比过去更多的陌生小组织的（第2页）

为了美化法国原有的政治体制，伯克曾为其画了一幅肖像画。他在其中对我国的贵族制度表示认同，其中最让他认同的是资产阶级很容易就能当上官，变成贵族：在他看来，这就类似于英国人将贵族制度对外开放。路易十一确实曾让国内获得爵位的总人数翻了好几倍，但他只是想借此打击贵族的势力；他之后的那些帝王在封爵一事上表现得更为慷慨，乘机大肆敛财。内克跟我们说，他生活的年代有多达4000个官职提供给那些想变成贵族的资产阶级，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其他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伯克实在错得太离谱了，居然想要找出法国和英国雷同的证据。

英国资产阶级并没有跟贵族开战，不但如此，他们还跟贵族密切地融为了一体。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英国贵族与其他等级的分界线的确如人们常说的一样模糊不清，而非英国贵族本身太开放；是因为英国的非贵族对自己何时融入了贵族阶级一无所知，而非他们真的有能力融入其中。正因为这样，贵族身边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跟他们是一体的，贵族的政府就是他们的政府，贵族的权力也能分给他们。

然而，虽然法国的贵族跟别的阶级中间存在的障碍极易逾越，但其明显性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它很容易辨识，因为它有着闪光的标识。贵族以外的所有阶层都很厌恶它。这些阶层的人在跨越这道障碍后，便得到了相应的特权，这会使他们脱离原来的阶层。对于原来的阶层成员而言，这些特权是一种羞辱，叫人无法接受。

平民阶层对贵族的憎恨情绪，非但没有因为贵族册封制减少半分，反而因此无限制地膨胀。过去跟新贵族平起平坐的人对其心生妒意，这便是憎恨情绪膨胀的原因。所以在请愿书中，第三等级对新晋贵族的憎恨始终要比对世袭贵族的憎恨更加强烈，他们要求限制平民晋升为贵族。

1789年是法国历史上最容易晋升为贵族的一个年份，也是法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关系最冷漠的一个年份。一切带有资产阶级气息的东西都为贵族选举团队所不容，与此同时，一切像贵族的人也都为资产阶级所不容。一些省的世袭贵族觉得新晋贵族高贵不足，因此排斥他们，而资产阶级却觉得世袭贵族身上的贵族气息过于浓重，也不愿接受他们。听人家说，类似的情况在名人拉瓦锡身上就曾出现过。

如果我们单独来研究资产阶级，将贵族先抛到一边去，我们就会发现资产阶级完全脱离了平民阶级，这种情景就跟他们完全脱离了贵族没什么两样。

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差不多都在城市里居住。贵族享有的特权和军役赋税共同造就了这样的结果。平日里，居住在自己领地中的领主在农民面前都表现得和蔼可亲；然而对于资产阶级这个邻居，他却表现得非常野蛮。这份野蛮在他的权力不断缩减的过程中越来越膨胀。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已经失去了统治权，能帮他维持统治的人对他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他没必要再跟他们搞好关系；二是他失去了实权，便想通过滥用虚权来慰藉自己，这一点很多人都留意到了。对于他的邻居来说，他到自己领地之外的地方居住，只会加剧而非减轻他们的痛楚。他将自己享有的特权交由自己的代理者行使，这只会带给邻居更多的折磨，对减轻他们的痛楚一点儿帮助都没有。但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是不是更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解释，我并不清楚。

军役赋税及其名下的各类赋税给农民造成的负担，远远超过了它们给城市居民造成的负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我原本能用非常简短的语言将其解释清楚，但对大家而言，这应该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我只想说，城市中汇聚的资产阶级可以想出很多法子，使军役赋税减少甚至直接免除。但若是他们各自居住在自己的领地上，仅凭一己之力是找不到这些法子的。他们借助这样的途径，躲开了征收军役赋税这项义务。相较于上缴军役赋税的义务，他们更畏惧征收的义务。原因就是，教区内负责征收赋税的人处境之恶劣，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了的，我认为，不仅旧制度实施期间是这样，其他所有制度实施期间也都如此。接下来我还有机会对该问题做出解释。但在农村地区，这种赋税却是除贵族以外的所有人都逃脱不了的：为了不再承受这种不公平待遇，那些富有的平民甚至宁愿将自己的财产出租出去，到邻近的城市生活。蒂戈尔曾说：“绝大多数农村有钱人都已演变成了城市资产阶级，这是征收军役赋税造就的结果。”我曾有幸翻阅到相关的秘密资料，其中提到的内容跟蒂戈尔的说法吻合。这里顺带介绍一点，为什么相较于欧洲大多数国家，法国的城市总数更多，特别是有不少城市的规模都很小，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在搬到城市定居后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平民中的有钱人原有的对乡村的喜好和相关精神就**然无存了；他们的同类继续留在乡村，从事原先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他们而言已变得再陌生不过。进入自己现在居住的城市政府为官，便是他们今后唯一的人生目标。

是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如今差不多所有法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法国人对成为政府官员充满向往，这种观点简直大错特错。在好几个世纪之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并且人们从那时就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小心关照它，所以它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止过。

旧制度时期的官位跟现在的官位是有出入的，过去的官位数量更多，特别是比较低的官位，几乎数都数不清，这是我的观点。从1693年到1709年，单是这些年间增加的官位数量就达到了4万，不仅如此，即便是居于资产阶级最底层的人也能得到官位。我算过，1750年一座外省的中型城市中，居然出现了109名法官和126名执行官，他们全都是城市居民。对于这些政府官位，资产阶级的确怀有空前的热忱。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得到了一笔小钱，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用来投资生意，而是用来买官。相较于行会前辈和军役赋税，这份卑微的野心给法国农业与商业的发展造成了更大的阻碍。

官位不足的情况出现以后，那些想要做官的人会马上想方设法制造出新的官位。有个名叫让佩维尔的先生，曾在自己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在某行业中增设监察员一职与公众利益完全相符的观点，在论文的末尾他还主动表示愿意出任该监察员。这位让佩维尔先生是什么人，我们都很清楚。他有钱，也有一点儿学识，不做上官誓不罢休。有个跟他生活在同一年代的人说：“所有人都想从国王那儿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官位。”

我在这里描绘的这个时代有别于现在这个时代，其中最大的差别是，那时政府是卖官，如今政府是授官；不必交钱就能做官；只要交人即可，这样的手段更加高明了。

资产阶级和农民分割成了两部分，这是不同的居住地，特别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最普遍的利益冲突造就的结果。贵族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权，人们对此有怨言也是理所应当的；然而，资产阶级也享有特权，人们对此又该持有何种态度？资产阶级要让自己身上的公众负担全部或部分免除，有数千个官位可供选择：这个人可以使自卫队负担被免除，那个人可以使劳役负担被免除，还有一个人可以使军役赋税负担被免除。那时候有这样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所有教区内都有几个非贵族又非教士的人，依靠自己的官位得到了某项免除赋税的特权。在某些情况下，因为免交军役赋税的人实在太多，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所以预留给资产阶级的很多官位便被取消了。资产阶级中享有免税特权的总人数，跟贵族中享有此特权的总人数相当，前者很多时候甚至多过后者，对于这些，我一点儿怀疑之心都没有。

这些特权的存在是很悲哀的，它们让失去了原有特权的人心生妒意，让拥有特权的人愈发自私、傲慢。从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社会上最突出的莫过于城市资产阶级对郊区农民的敌意，以及郊区农民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妒意。蒂戈尔曾说：“所有城市都愿意以牺牲所辖乡村为代价，维护其唯一在意的自身特殊利益。”作为总督的代理人，迭戈还曾在其他地方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有这样一种趋势，总是带着掠夺和侵犯的性质，比如城市对自己所辖乡村做出的一切举动。很多时候，你们不能不去阻止这种趋势。”

即便是与自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居民，在资产阶级看来也跟陌生人甚至敌人差不多。当地的财政支出由资产阶级确定，其中的绝大多数都由下层人民一力承担。同样是这个迭戈，曾在自己著作的另外一个地方表示：城市资产阶级为了避免承担这个沉重的担子，已经找到了一种新的制定入市税的方法。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我曾多次给出证明。

然而，资产阶级的所有做法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们非常担心自身会跟人民混为一谈，他们急于脱离人民的掌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一篇写给总监的文章中，他们这样写道：“如果重新选举市长的请求能得到国王的批准，那么将候选人的范围局限在最重要的达官贵人之中，甚或局限在初级法院之中，就实在再好不过了。”

国王通过自己颁布的政策，持续不断地剥夺城市平民阶层的政治权利，这一过程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这种政治思想贯穿了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在位时的所有立法。立法期间，城市资产阶级全程参与，偶尔还会提意见。

1764年，城市政治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位总督向一个小城市的市政府官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葆有手工业者及其他底层人民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是否真的有必要？那些官员答道：“对人民而言，葆有这样的权利能让他们感到慰藉，他们也从来没有滥用过这项权利，不过最好的做法还是将这项权利交给上层会议，这样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总督的代理人说，自己已经找了“六位表现优异的城市公民”，他们已在他家中集合，秘密召开会议，并达成了一致意见，他们不同意市政府官员的意见，即将权利交给上层会议。他们的意见是，让上层会议的各个组成团体各自选出一些代表代管选举权。跟这些资产阶级不一样，总督的代理人更倾向于支持人民享有权利和自由。他一方面转述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深入阐述道：“自己作为纳税人，却无权决定这笔税收资金该怎么用，这对手工业者而言真是太难接受了，至于那些征税者，与此却没有多少利益牵涉，因为他们享有特权，不必缴纳这种税。”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幅图画描绘完整再说吧；眼下我们只研究资产阶级，且将人民放到一旁，这正如我们在研究贵族时，也将资产阶级放到了一旁。这为数不多的公民，他们跟别的公民之间存在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他们内部细分成数不清的小块，这些我们都留意到了。法国人民就好像那种被称为基质的东西，在现代化学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对它们的观察越来越细致，其中越来越多可分的粒子被发掘出来。我曾在一座小型城市的上层社会中找出了超过36个组织。这些组织本身已经微小至极，饶是如此，它们却还处于继续分化的过程中；为了能将自身简化为单一性质，它们每日都在清除自己内部可能存有的杂质。在这种彻底的清除过后，一些组织只剩下了三到四个成员。这些成员反而拥有更强的个性，争执的频率也变得更高了。由于一些微不足道的特权的存在，这些组织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毫不真诚。为了争夺最高的地位，它们总是斗个不停。总督和法官都被他们争执的声音搞到头晕。“大家最终作出决定，圣水在呈献给城市组织之前，一定要先呈献给初级法院。高等法院对此很是迟疑；然而，这也是国王本人的决定，他已经把这份提案交给了御前会议。时间已经到了；这座城市曾为这个提案群情激昂。”

在上层会议召开时，若有人使某组织凌驾于另外一个组织之上，那在以后的会议中，便再也看不到后者了；在参政和保全自尊之中，他们宁愿选择后者。箭城的假发师傅组织作出了一项决定：“他们将通过这样的途径证明，让面包师傅居于第一的位子会让他们感到痛苦，这是绝对毋庸置疑的。”在某座城市之中，有些身处上层社会的人坚决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总督说：“这是因为大会邀请了几位手工业者参与其中，但那些资产阶级领头者却不愿跟他们共事，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另外一个省份的总督说：“让一名公证员担任法官的助手，会引起上层社会的反感。在这个地方，公证员这种不是出身于上层社会家庭并做过秘书的人，身份实在低贱得很。”

在前面，我曾提及有六位表现优异的公民，他们决定要剥夺人民手上的政治权利，作出这一决定对他们来说简直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接下来他们却遇上了一个让自己左右为难的问题，那就是选举哪些人为政府高层，应该如何为这些人的地位排序。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时，表现得很谦逊，充满疑惑，并表示他们很怕“会将巨大的痛楚加注在几位手足身上”。

在自尊心的驱使下，这些小型组织矛盾不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身为法国公民应有的骄傲抛到一边，而他们身为法国人原有的虚荣心却越来越膨胀。我在前面提及的行会在16世纪就已出现了大半；不过，行会成员不光要处理其内部事务，还要为维护城内所有居民的共同利益，经常性地跟所有居民碰面。不过，到了18世纪，跟市政相关的活动越来越少，仅存的一些活动也完全受委托人员代为管理，因此所有行会几乎都不再跟外界接触了。所有小型组织都不再理会外界事务，只在乎一己私利。

个人主义这个词汇是我们为满足自己的需求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先人并没有使用过它。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没有任何个人敢独立行动，而不依附于任何组织；无数只顾及一己私利的小型组织，共同构成了法国社会。这便是所谓的集体个人主义，倘若我能这样定义的话，个人主义我们都很了解了，而正是它为后来的个人主义打下了心理基础。

这些人明明是相互独立的，却又十分相像，一旦将他们的位子变换一下，想再辨认出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最叫人感到疑惑。不仅如此，所有研究过他们思想的人都会察觉到，其实他们自己也觉得将他们这些彼此相像的人分隔开的小障碍的存在是违背公众利益和自然法则的，他们在理论角度也有一统天下的倾向。只因别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地位享受特权，所以他们也坚持要这么做；可若是别人都愿意接受平等待遇，不搞特权，他们也绝不会独立于整体之外搞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