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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1页）

第十二章

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为什么有时候相较于13世纪，18世纪法国农民的境况反而更加不妙了

18世纪，法国农民摆脱了那帮封建恶棍的欺压，并极少再被政府压迫；他们得到了一部分土地，享有公民的自由权；但他们却陷入了世间绝无仅有的孤独，各个阶级的人都不再跟他们接触。这是新形式的压迫造成的后果，需要我们另外进行分析。

裴瑞弗科斯[1]曾说，亨利四世从17世纪之初就开始对贵族遗弃了农村满腹怨言。走出农村在18世纪已经非常常见了；这一点在当时的各类文字资料中都有记录，还附有惋惜之词：它在经济学家的著作、总督的信函、农协会的论文中也都出现过。最有力的证据就在征收人头税的账本中。人头税的征收地点是每个人的实际居住地：全体大贵族，以及一部分中型贵族的人头税征收地都在巴黎。

留在乡村的贵族，经济条件基本都不大好，没有条件搬到别处。他们每天都跟农民们待在一个地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富人像他们这样。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农民给予关照、帮助和引导，毕竟他们已不再是农民的领袖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对农民艰难的处境怀有同情，因为农民们要缴纳公共税务，他们却不必缴纳，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很难对农民感同身受；由于不了解农民的痛苦，他们也不愿帮农民们分忧。他们失去了对农民的统领地位，又还未发展到将农民视作自己伙伴的程度：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这产生了某种不在地主制心理，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相较于一般的不在地主制，它的使用频率更高，表达的意思也更确切。正因为这样，那些继续留在原有土地上的贵族，在思想情感上就跟他外出时他的管家差不多；佃农在他的管家看来就是欠债人，他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他经常采用各种方法剥削这些佃农，恨不能将所有法律或以往的先例中规定该由他占有的东西全都据为己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跟封建社会的剥削相比，这些封建残余势力的剥削更加严苛。

他有很多外债，生活贫困不堪，平日里总在城堡中过着吝啬至极的生活，为了进城过冬时能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一刻不停地算计着怎样攒钱。农民们总是一语中的，他们用凶猛的鸟类中体型最小的那种鸟作为对这种小贵族的称呼：燕隼。

肯定会有人举出一些个人的反例，作为对我的驳斥；可我说的是整个阶级，能在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只有阶级而已。那段时期也有不少富人一直在想法设法造福农民，无论这会给他们自身造成多大损害。对于这一点，又有谁能否认呢？不过，这些人的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新型社会地位规律，这条规律让他们不再关心农民，让过去附属于他们的人对他们满怀恨意，无论他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结果都是改变不了的。

人们总认为是某些大臣或国王产生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影响力，造就了贵族远离乡村的结果：有人认为这种结果是黎西留造就的，也有人认为是路易十四。君主制度在实施的最后三百年间，的确将贵族和平民分割成了两部分。几乎所有国王都秉承着这样的主旨办事：用宫廷和官职将贵族吸引过来。在王权还对贵族心存畏惧的17世纪尤其如此。当时总督遭遇了各种类型的提问，其中有个问题是这样的：“留在家乡还是搬到外地，贵省的贵族是如何选择的？”

有一名总督在一封信中对该问题给出了解答；在信中，他埋怨本省的贵族情愿待在农民身边，而不愿到国王那边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留意：这儿所说的省是指现在的旺代[2]，当时名叫安茹。有人说，其后为维护法国的君主制，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之付出生命的人，只有这些当日不愿向国王履行义务的贵族；虽然有人批评他们喜欢跟农民一起生活，但农民们愿意围在他们身边，完全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魅力，这份荣誉理所当然该由他们享有。

不过，我们断然不能将某几位国王的直接作用，视为导致那个引领全民族的阶层抛弃农民的最主要原因。该现象的出现，最重要、最长久的原因是各类制度持续、缓慢的运动，而非某些人的个人意志；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在18世纪时想要铲除社会弊病，结果却连控制弊病继续扩展都做不到。在贵族失去了一切政治权利与地方自由后，越来越多的贵族不必再被人引诱，就自行选择了搬走，他们已对乡间生活失去了兴趣，再也不愿留在当地。

全国各个地区有钱的地主，都适用于我在此形容贵族的话语：在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思想开放、富有的人陆续选择了从乡下搬走；我能不能深入一个层次，这样说：这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还在采用古老而粗放的耕作方式，同时我还想对孟德斯鸠的深刻言辞做一些评论，使其内涵得以凸显。孟德斯鸠的原话是这样的：“农作物单位产量的决定因素是民众有没有自由，至于农田是否肥沃反倒是其次的。”但那样做就太跑题了，背弃了我的本意。

在别的地方，我们已经提过资产阶级离开乡村，来到城市，拼命想在那里找到容身之处。对这方面的记载，旧制度时期所有文字资料都是一样的。在乡村，富过一代的农民是极其罕见的，这一点在当时的资料中得到了证实。农民在辛苦赚到一点儿小钱后，会马上叫自己的孩子丢下农具，到城市去买个官做。法国的农民直到现在依旧对这个帮助自己发财致富的行业怀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反感，在旧制度时期，这种反感就已经存在了。这种结果继续存在，尽管造就该结果的原因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常年跟农民们生活在一起，时刻跟他们保持联络的人中，只有一个是有教养的，他便是本堂神甫，当然，我们也可以像英国人那样称呼他为仅有的绅士；本堂神甫原本能成为农民的首领，只要他们跟政治大权没有那么紧密而大胆的联系，这样的话伏尔泰一早就说过了；本堂神甫从政权制度中得到了不少特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民众对该制度的怨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源自他。

农民跟上层阶级就这样分成了两部分，双方的关联差不多全断了；他们的同乡原本能给予他们帮助和引导，但这些人跟他们的关系也变淡了。这些人在得到更多的学识和财富后，就在农民面前消失了；农民们被丢到一旁，仿佛全体民众经过优胜劣汰后滤掉的渣滓。

欧洲所有文明大国中，都未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就算是法国，这种情况也不过是最近才出现。农民们在14世纪受到了更强烈的压迫，但也得到了更多的帮助。贵族从来没有将农民们遗弃不管，他们只是偶尔虐待一下农民。

乡村在18世纪还是一个整体，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一样的贫穷，一样的无知，一样的粗鲁；即便是那些乡村官员，也是被人轻蔑的文盲；乡村中的办事员一个字都不认识；征税员连帮自己和邻居清算财产都做不到。过去那些领主不光失去了统领农民的权力，还放弃了对村子的治理权，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失身份。确定军役赋税，召集自卫队，确定徭役，这些都是办事员才应做的卑微工作。继续对乡村这个整体予以关注的，只有中央政府而已，但中央政府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从乡村获取好处，毕竟他们跟乡村的距离太遥远了，乡村居民也不足以引起他们的任何恐慌。

这个被遗弃的阶层究竟沦落到了何种地步？一方面，它不再受到任何暴政的凌虐；另一方面，它也得不到任何开解与帮助。农民身上承受的各种最沉重的封建负担，都已被取消或削减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一些可能比先前那些更为沉重的负担填补了随之产生的空档，这一点却极少有人明白。先人们承受的各种痛苦已经消失了，但很多先人们连听都没听过的痛苦却在继续压迫着农民。

军役赋税在最近两百年间膨胀了十倍，这十倍的膨胀差不多都是依靠压榨农民们的血汗实现的，这件事人所共知。说到这儿，有必要把向农民征收军役赋税的手法做个说明，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不讲道义的法律能在那几个文明的世纪中继续出台或维持，国内那些最文明的人却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1772年，总监给各个省份的总督写了一封秘密的书信，我在其中发现了一段跟军役赋税相关的内容，若将其比做一幅画，那它称得上是一幅简单明了的小型优秀画作。总监是这样说的：“军役赋税可以肆意摊派，在征缴的过程中，责任是连带的，它是针对个人征收的，而非针对财物，这一点适用于法国大多数地区，纳税人的财务状况每年都有新变化，军役赋税也将随之出现新变化。”所有内涵尽在这几句话中；那些人依靠军役赋税谋取私利的弊端，在这几句话中得到了绝妙的展现。

每年教区都会对应缴的税额总数做出规定。税额每年都在变动，就像总监所言，以至于农民今年根本想象不出自己明年应该缴纳多少税。每年教区都会随意找一个农民负责征税，将税务摊派到其他人身上的任务就落到了此人肩上。该征税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我需要做出具体说明。

我们来看看贝里省的省议会在1779年的发言记录吧；这个省的议会成员全都是国王指定的，他们都享有特权，不必缴纳军役赋税，整个议会都叫人挑不出半点儿毛病。1779年，该议会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大家将轮流担当征税员一职，若不这么做，是不会有人主动出来做征税员的。因此，每年都会出现一个新的征税员，不管此人的能力与品格如何，他都将承担起征收军役赋税的职责；征税员的个人品格将直接影响当年缴税人名单的确定。借助名单，我们就能了解到征税员是否胆怯，是否懦弱，以及是否违背过法律。他将如何妥善完成这项任务？他需要摸索前行；毕竟自己的邻居有多少财产，每种财产所占的比例，谁都说不清楚。不过，征税员在做出判断时，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要对这个职位负责，将自己的人身财产全都押在上面。一般说来，他必须将两年中的一年都花在拜访各个缴税人的工作上。若轮到文盲担任征税员，他们必须找自己的邻居代替自己完成这项工作。”

迭戈曾在更早的时候对另外一个省份的情况做过介绍：“绝大多数征税人都会因这个职位陷入绝望，最终宣告破产；乡下那些富户接二连三地变穷的原因，就在于此。”

但这个不走运的人却往往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好手；他牺牲自己，也牺牲别人，一人兼二职。他在担任征税员期间，搞到自己破产之余，也让别人跟着破产。“他内心的正义感跟下面几种念头激烈交锋：对自己亲朋好友与邻人的优待，对自己仇敌的憎恨与报复，对自己保护者的需要，生怕那些为自己分配任务的富人会被惹怒。”这话同样出自贝里省的议会，说得真不错。征税员总是会在恐慌的驱使下变得冷酷；在某些教区中，征税员若不想工作停滞，必须有催收员和执行官协助行动。有一名总督在1764年的时候给大臣写了一封信：“缴税人拒绝向征税员缴税，除非征税员带执行官一块儿过去。”杰耶那省的议会也宣称：“维勒弗朗什这一个财政区域内就有106名拘役传达官和执行官助手终日疲于奔命。”

法国农民在18世纪极盛阶段曾为逃避这种残暴的征税，做出了跟中世纪犹太人类似的举动：整天装出一副穷困潦倒的模样，但很多时候，这只是一种假象；他为自己的财富感到恐惧，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我曾在距离杰耶那不到一百里的地方找到了一份文字资料，其中给出了明证。麦恩农协会曾在1761年的报告中说，为了奖励表现出众的人，他们曾准备了一些牲口作为奖品。农协会这样写道：“因为卑鄙的妒意会给得奖的人带来危险，接下来的几年间，他们会被强行摊派很多税务，这会让他们感到烦恼不堪，所以这个计划最终夭折了。”

这种缴税制度促使所有缴税人去窥探自己的邻居，一旦发现邻居的财富增多，就跑去跟征税员说，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短期和长期利益；这导致所有人心中都充满了妒意与恨意，不断去揭露别人的秘密。这样的事情，不是只在印度的贵族领地上才会出现吗？

可当时法国也有一些地区的税务负担一点儿都不沉重，比如一些三级会议的省份。这些省份享有自主征税的权力。以朗戈科特为例，军役赋税不会随着缴税人的经济状况发生变动，因为其征税的唯一依据就是土地；该省因此制定了土地明细簿以供翻查，明细簿内容详实，将土地按照肥沃程度分为三个等级，每隔30年就会对这些记录进行重新修订。自己应该缴纳的税额，所有缴税人事先都一清二楚。一个人若是拒绝缴税，那么要为此负责的只有他自己，将负责对象说得更准确一点儿，就是他的土地。一个人要是觉得自己在税额分配中遭受了不公平待遇，那么无论何时，他都有权提出要求，将自己和任一教区内任一居民的税额比例做对比。我们现在称之为均等比例诉讼。

很明显，这些做法跟如今实施的那套制度完全吻合；我们只是对那时候的制度进行了推广，没有做出任何改善；虽然我们的国家管理制度是从旧制度时期的政府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但那个政府的其他特征，我们并没有继承，这一点需要注意。我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不是从那个政府那里借鉴来的，而是从省议会那里借鉴来的。我们将产品丢弃了，只留下了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