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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桃花坞（第1页）

第五章桃花坞

桃花坞，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谓我非狂，直是牢骚不堪吐。

——尤侗《桃花坞》

一

一身之中，凡所思虑运动，无非是天，一身在天里行，如鱼在水里，满肚子里都是水。

——《朱子语类》第九十条

的确，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命运的严重打击后，“发愤著书”而终于“立言垂世”者亦代不乏人，前于伯虎的如墨翟、孔子、司马迁、贾生、柳宗元，后于伯虎的如李贽、顾炎武、王夫之等等，但这条道路对于唐伯虎来说，却如镜花水月，一场春梦。其中原因，邵毅平先生在《十大文学畸人·唐寅》一文中指出：

首先，就其天性而言，唐寅终究只是一个才子，而不是一个学者，他可以在治学立言上表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却无法借此安身立命。其次，唐寅少年时代的努力读书，虽不知所用，却怀着希望，因而是一种积极进取、充满乐趣的行为；失意后的发愤读书，虽已知所用，却怀着绝望，因而乃是一种消极退缩、充满悲凉的行为。在这样的心情下治学，其结果也是很难乐观的。再次，在一个功利社会中，当“三立”中“立言”不是作为前二立的补充而是作为前二立的替代时，往往成为失意者谋求心理平衡的借口，唐寅此时“立言垂世”的愿望，正有着若干酸葡萄的成分，所以只能冲动一时而不能坚持长久。

这当然是很中肯的议论，但我以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邵先生没有论及，这就是环境的影响。本书在第二章就叙及，15世纪中叶在苏州活跃着一个江南才子群，如沈周、周臣、唐寅、祝允明、文徵明、仇英、徐祯卿等人，他们都不是学术长才，而是一批艺术怪杰。更耐人寻思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是诗画全才，才华横溢。他们之间又或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朋友，或是意气相投的师弟关系。一个人选择一定的事业目标，走上一定的生活道路，除开时代和个人等因素外，总与师友分不开。诚如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中说的，师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人的成就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数”。无疑，这些江南才子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相似，又都精于书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对时政和生活的态度方面，在理想的追求方面，必然互相影响。总之，有了上述这些复杂的原因，“发愤著书”和“立言垂世”对于唐伯虎来说只可能变成昙花一现的空想了。

生活的剧变使得唐伯虎头脑中两年来急剧热化、膨胀的科举仕进的欲望彻底破灭，从痛苦和绝望中复苏而选择的“立言”之路又满是荆棘，难以走下去，于是，经过久久的思索，他进一步抛弃了“立言垂世”的想法，选择了“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伯虎的这种选择当然不是突如其来的越世高谈，其思想基础便是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叙述的以“及时行乐”为核心的人生观。唐伯虎考察祸福无常的人生，想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而偶然，如此的珍贵而又美好，他愈益热恋宝贵的生命，就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就愈益放纵血肉之躯的欲望，于是便放弃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他认为只有及时行乐，才算不虚度此生。

一生细算良辰少，况又难逢美景何！

美景良辰倘遭遇，又有赏心并乐事。

不晓高烛对芳尊，也是虚生在人世！

（《一年歌》）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细细算来，宜人的天气、美丽的景色、佳妙的心情和快乐的事情聚合在一块儿的日子有几天呢？只有夜以继日饮酒弦歌，才不算辜负啊！这种“及时行乐”的思想，伯虎少年时即已有之，现在经历人生的惨痛教训，就更加坚定了。他想到：《左传》虽然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己却身遇诬陷，如洁白的玉璧蒙受了玷污，为社会所抛弃了。虽然有颜回一样的操行，终究不能取信于人。而做一番际会风云的事业，又有什么途径可达到呢？想要立言垂世吧，恐怕如同扬雄写《剧秦美新》、蔡邕依附于董卓、李白受累于永王之幕，柳宗元被攻击为王叔文之党，徒然增添垢辱而已。伯虎终于大彻大悟了：

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

（见《唐伯虎全集·胥台山人序》）

“适志”，也就是顺应自己的天性。唐伯虎天性豪侠，又嗜声色，现在既然已跳出“三不朽”的传统模式，既然已经痛感生命的短促，那就干脆明明白白地承认，彻底完全地履行。他有一首《焚香默坐歌》说得好：

焚香默坐自省己，口里喃喃想心里。

心中有甚害人谋？口中有甚欺心语？

为人能把口应心，孝弟忠信从此始。

其余小德或出入，焉能磨涅吾行止？

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

食色性也古人言，今人乃以为之耻。

及至心中与口中，多少欺人没天理。

阴为不善阳掩之，则何益矣徒劳耳！

请坐且听吾语汝，凡人有生必有死。

死见阎君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

十足的才子气魄！十足的天性文字！“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思想在伯虎眼中直如破屣，怪不得袁中郎评为：“说尽假道学！”

古时候有位修行的严尊者，问赵州和尚：“一物不将来时何如？”——怎样才能做到抛弃一切，两手空空？赵州和尚回答：“放下著。”现在，唐伯虎把立德、立功、立名等封建士子的思想重负全都放下了，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快，豪迈地说：“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

然而，从打算“立言垂世”到决定采取“自适”“适志”的生活方式，在身心都需要一个调整阶段，唐伯虎选择了远游。

从古及今，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相信；每一片风景，都是一种心境。花开花落，鱼跃鸢飞，大自然无限丰富的形态，随处都可能成为转换人们心境的媒介。那些流动飘逸的云水、小窗梅影的月色、绮丽华滋的春光、荒寒幽寂的秋景，都能使置身其中的人受到感动，都与人们的生命绝不是不相干的存在。无论是烟云空蒙，还是啼鸟处处；无论是登高山观日出，还是涉大川送夕晖，都能沐浴灵魂，澡雪精神，陶冶性情，都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医圣药。现在，唐伯虎就将这次远游视为一次精神之旅。

古时候有句俗话：“南人乘船，北人骑马。”指的是北方多平原旷野，而南方则江河密布。唐伯虎远游的主要交通工具当然还是一叶扁舟。这次“翩翩之远游”的行踪很广，游览了湖南的南岳，江西的匡庐，浙江的天台，福建的武夷，并观大海于东南，泛舟于洞庭、鄱阳。他的朋友徐祯卿曾写有《怀伯虎》七律一首：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中访古久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