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龙象西来 韦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第1页）

龙象西来：韦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

象牙之路：世界从成都走入

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之举。他回国后向汉武帝汇报，他在西域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从中国蜀地贩去的蜀布、邛竹杖。于是帝问曰：“安得此？”张骞答道：“大夏人曰：‘吾夏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去海数千里。……有蜀物。”

这个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这段文字，也是对中印交通的最古老的记载。这表明，西汉时期，印度已经与蜀地有贸易。

然而，印度与蜀地却隔着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其间还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这是一片连鸟雀都无法逾越的高原，更何谈进行贸易、文化的交流？

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和中外古代文献告诉我们，一条历史悠远的蜀—身毒古道确实存在，它绕过喜马拉雅山脉，穿行于川藏滇缅走廊，蜿蜒进入南亚，与上古雅利安文明圈融为一体。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獠、僄越、裸濮、身毒之民。”据饶宗颐先生考证，僄越就是现在的缅甸，可见汉朝时蜀地还有印、缅人居住。[174]

《史记·大宛列传》记有滇越古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据考证，这个滇越就是印度东部阿萨姆地方的古国迦摩缕波。[175]

在西北的丝绸之路开通数千年前，蜀地的丝绸就通过这条蜀—身毒古道被贩运到印度乃至更遥远的欧洲。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第一代王旃陀罗笈多王朝时期的大臣考底黎耶（Kautiliya）所著《国事论》（ArthaSastra，或译为《政事论》）就写道：“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记载5000年前印度史事的韦陀经典《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古籍都有许多关于丝的记载和支那的名称。在古老的《往世书》中提到了阿萨姆（Assam）的原始住民之一就是支那人。而“支那”（a）一词，向来被认为是“秦”的对音，但据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段渝先生考证，乃是印度人对先秦时的成都的称呼。

季羡林先生早就指出：“古代西南，特别是成都，丝业茂盛，这一带与缅甸接壤，一向有交通，中国输入缅甸，又通过缅甸输往印度的丝的来源，不是别的地方，就正是这一带。”[176]

谭晓钟先生认为：“蜀锦生产年代很早，大约在三星堆古蜀文化时代就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中外文献和考古发现表明，蜀锦从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南亚，再传到近东、欧洲。”[177]

《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和《以西结书》第十六章上就有关于中国丝绸的记载。《以西结书》和《以赛亚书》均成书于“巴比伦之囚”之后，其年代约在公元前527年。据此可以作出大致推测：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时，古蜀人的足迹及丝绸就已出现在巴勒斯坦地区。而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的书中就已发现“赛利斯”（Seres）一词，意为丝绸，也指丝国。杨宪益先生考证“赛利斯”就是古代的蜀国。由此可见，古蜀国的丝绸已在古希腊、古罗马出现。

段渝先生提出以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初步开通的说法很有意义。《华阳国志》中关于“蜀王控制南中”的记载和云南、四川等地出土的仅西亚地区才生产的宝石，云南出土的大量带有蜀文化风格、造型的青铜器和三星堆无数来自印度洋的贝壳，越南冯原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三星堆式样的玉璋，越南铜荳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三星堆式样的有领铜环都加强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尤其是云南的古滇文化显示出明显的印度特征。例如晋宁石寨山所发掘的古墓中，发现了原产于印度的蚀花红玉髓珠，印度河谷的昌胡达罗就有生产此类石珠的工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众多精美的男性**雕刻，也与印度的“林伽”崇拜关系密切。事实上，根据我们对三星堆文明时间要素的考察，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开通的时间应该更早，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乃至更早。

吴红先生对这条千年古道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三星堆文明与当时世界诸文明交往的国际商贸通道总长计2万余华里：东段由广汉三星堆出发，到北缅甸约3000华里；中段由北缅甸经印度、巴基斯坦到阿富汗，长7000余华里；西段由阿富汗经伊朗，近东诸国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直至埃及，长约1万华里……继之经以色列和约旦，西行抵达尼罗河三角洲、爱琴海和古希腊。”[178]

在这条漫长的远古文明通道上，一方面是丝绸的输出和贸易，另一方面，也持续着文化、文明的交流。雅利安文明作为一种更成熟、更高级、更精致的史前全球文明，在南部沿蜀—身毒古道留下了传播的足迹。由于三星堆数以千计的用于献祭的象牙就是通过这条古道输入的，不妨将这条古道称为“象牙之路”，以突出它在传播韦陀灵知文明方面所起的作用。

如果从史前雅利安文明圈这个更大的角度去看雅利安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发现，雅利安文明圈在中国的延展，除南部与东南亚、南亚连接的“象牙之路”之外，还有一条西北的连接中、西亚的“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夏就是雅利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先生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一文中指出，以商周为代表的东亚青铜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由西亚传入：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在此之前还有一个上千年的铜石并用或红铜时代，表明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是缓慢而艰难的。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古墓沟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才标志着东亚进入了青铜时代。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西亚赫梯王国已进入铁器时代。虽有一二千年的时间差，西亚东亚之间相距近万公里，青铜技术的传播这一复杂的人文历史过程并不是一目了然的。泰列克特等早就明确指出金属冶炼技术公元前2000年左右经高加索或伊朗传入东亚。[179]

易华还提供了一份详细的“青铜之路”的路线图：

安诺、纳马兹加、阿凡纳谢沃、安德罗诺沃、古墓沟、四坝、齐家、朱开沟、夏家店、二里头文化遗址就像一组坚实的桥墩，如果充分考虑到游牧民的桥梁作用，我们就会发现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梅建军等认为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欧亚大陆青铜文化传播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对新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明显的。库兹美娜指出是欧亚大草原的牧羊人创造和传播了安德罗诺沃和塔里木盆地的青铜文化。[180]

“雅利安人入侵说”的被推翻，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根源。雅利安人并不是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而是创造了高度韦陀文明的原始印度居民，虽然两者都属于高加索人种，也属于同一个印-欧语系，但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雅利安人。因此，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起源可能与历来受“雅利安人入侵说”影响的传统观点恰好相反。也就是说，是印度的雅利安人将自身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传播到了欧亚大草原，其中包括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

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是5000年前的印度哈拉帕文明已经拥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青铜冶炼、铸造以及矿石的开采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需要大规模、长时期的分工协作，很难想象飘忽不定的游牧人能独立完成青铜技术的发明工作。在欧亚大草原常见的青铜器通常是小件的日用品，如刀子、凿、针、锥、镜、耳环、指环，更多的是兵器如斧、剑、头盔、镞、马衔等，远没有达到哈拉帕青铜文化的高度。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农耕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因此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只是传播了青铜文化，并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

远古西亚、中东与印度曾经同属雅利安文化圈，经历过一个所谓的“印伊时代”，这在史学界已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广泛而悠久的贸易联系，韦陀灵知文化在西亚、中东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

20世纪初期，印—欧史专家V。戈登·柴尔德（V。GordonChilde），在其著作《雅利安人》（TheAryans）中就指出，有证据表明，公元前1400年左右，雅利安人已经在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带建立了与印度河谷文明类似的城市。[181]

1907年，雨果·温克勒（HugoWinckler）在一块公元前1360年的米坦尼（Mitanni）楔形文字泥版上释读出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是米坦尼人与赫梯人（Hitties）签署的。除了双方国王的名字，上面还出现了作为见证人的神祇的名字，其中包括4个韦陀神名，即密特拉（Mitra，梵文Mitra）、因陀罗（Indaru，梵文Indra）、筏楼那（Uruwna，梵文Varuna）、那沙提（Nashatiya，梵文Nasatyas）。

丁山先生谈到波斯拜火教时，也提及印伊文化：

拜火教，中土载记谓之火祅教，其传入中土时代虽在南北朝（详见陈垣《火祅教入中国考》），其创教则始于纪元前千四百年顷，今传《圣奥维斯他》（Gea），即其最古圣经也（详见加藤智玄《世界宗教史》之《波斯宗教》节）。考《圣奥维斯他》中神祇，其名称多同《韦陀》，如日神密特拉（Mithra）之即《韦陀》中的密特拉（Mitra），水神阿帕（Apa）之即阿帕斯（Apas），酒神豪麻（Haoma）之即娑摩（Soma），在在可证《韦陀典》与《圣奥维斯他》所见神名，实同语源；而风神婆庾（Vayu），与火神阿耆尼（Agni），则二典相同；故近世宗教史家皆谓印度人曾经过印伊时代，其文化则承继雅利安民族悠久之积聚（详高观庐译高楠顺次郎著《印度哲学宗教史》）。[182]

“卐”符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及夏殷时期的中国

据饶宗颐先生的考证，史前韦陀灵知文化的标志性象征符号“卐”符不但广泛分布于史前西亚各地，而且早在夏殷之前就出现在华夏的器物上：

近时印度考古学新知，比哈拉帕文明更早在次大陆俾路支（Balu）地区几次发掘中发现所谓米哈迦尔文储，出土有泥砖砌成的储藏室，陶器出口输往伊朗，贝壳编制颈环出于近阿拉伯海之口岸。内有陶器和铜器，估计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有男、女塑像，女带长发、男披缠头巾，首次发见〔参看J。F。Javvigt与Meadow的《印度河谷文明的履历》（TheasofcivilizationintheHindusValley）〕在俾路支与印度西北边界发掘出土一件绘有圆圈，内画一个“卐”符，这个记号在汉土西周、战国器物上非常习见。

印度大文法家波尔尼仙书中论“卐”符用为牲畜的耳记，见于史诗《罗摩衍那》及《大战书》（即《摩诃婆罗多》）。这个符号代表吉祥，印度河谷文化亦已普遍使用，尽人皆知……我从前尝举出“卐”这一符号在西亚分布邻近各地，一般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于死海泰利拉特，加苏尔（TelelattatChasue）文化层中出现一石权杖头部带有“卐”字形……一般所知，米坦尼—赫梯文件上的神名，可与韦陀互证。韦陀经的首创者雅利安人事实亦复川流不息地由阿富汗逐渐南徙，今天考古学的新知告诉我们“卐”这一符号在印度的诞生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的梅赫尔格尔文化，它和阿纳托利亚（Anatolia）附近公元前7000年的内瓦里·科尼（Nevalii）文化相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