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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蛇和太阳鸟的世界（第4页）

印度语言学者维努教授（Dr。VenuGopalacharya）在《世界范围内的泰米尔语、埃纳德语和梵语词汇》（World-WideKannada-Tamil&SanskritVocabulary）[161]一书中，列举了几百个源出于梵文和埃纳德语的印加词汇。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列举部分作为例证：

仅从这个短短的列表就可以看出，从日常的用语到庙堂神灵的名字，梵语埃纳德语渗透到印加语言的各个方面，很难否认两者的渊源关系。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

玛雅文化与中国文化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如何看待这种相似性，成了学术界争论的一大焦点。

学术界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两三万年前就陆续有移民通过白令海峡或通过太平洋诸岛屿作蛙跳式的海上航行，从亚洲大陆迁徙到了新大陆。这批旧石器时代的祖先，其文化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天文、建筑、美术的复杂及发达程度，远远比我们从极有限的考古资料中所看到的要高得多。

对此，作为一位卓越的考古学、人类学家，又立足于中西学术前沿，张光直先生的美亚文化研究为我们作更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坚实而且宽广的基础。

张先生首先否定了“传播论”，即所谓的“超越太平洋传播”（Trans-PacificDiffusion）。中国文明和美洲文明之间的相似性绝非偶然的接触所造成，相反，由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非常广泛，再考虑到两者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这两种文明的接触必然是全面的、连续的，有可能是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的。

其次，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史前时代还存在着一个超级文化母体，中国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来自于这个母体。张光直先生将这个超级文化母体定义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基于此，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富有革命性的世界史前史观：

我们不妨提出一个对世界史前史的新的基本看法：从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容。它的代表，我称为“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这个连续体后世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了一连串的文化，这一连串的文化中间就包括中国文化和玛雅文化在内。[162]

并且，张光直先生认为：“虽然它们起源不同，但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这个连续体的地理范围是整个旧大陆和新大陆，其时间也远远超过中国文明或玛雅文明起源的时间，至少可以早到旧石器时代晚期。”[163]

根据张先生的研究，这个文化连续体成形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两三万年前到一万多年前，在源源不断的变化和传播过程中，它覆盖了广大的地理范围。除了中国，在埃及、印度河流域、东南亚、大洋洲和中美洲的众多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这个文化连续体所表现出来的相似特征。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特征非常明显，凭借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很容易辨认出它与韦陀灵知文明在核心部分的重叠性。

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便是“天”和“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164]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种所谓的“萨满式世界观”实际体现了韦陀灵知中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理念。

印第安美术人物，其手势经常呈现出一种“手印”（mudra）的姿态。

萨满的或巫术的力量，源出于瑜伽，作为最高、最纯粹、最精深的“通天手段”，瑜伽超越了功利性目的，将解脱或回归灵魂的故乡作为最终的精神境界。印第安美术中的人物，其手势经常呈现出一种“手印”（mudra）的姿态，应该也是瑜伽、法术的一种艺术表现。有的学者以为这些特殊的手势是“佛手印”，殊不知，佛教的修行法门实际上渊源于更为古老的瑜伽。

当这些“通天手段”被运用于世俗、功利的层面，或被错误理解时，便成为巫术。人类学家通常将现代的巫术、萨满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很容易把远古的“通天手段”与功利性的巫术相提并论，因而无法进入远古精神世界最深邃的领域。实际上，现代残存的巫术无疑只是古代灵知体系遗留下的秕糠而已。将建立在这种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上的文明称为“萨满式的”，无疑会造成诸多误解。所以，我们将其定义为“灵知型文明”。

例如，关于阿兹特克文化中难以理解的人祭。人类学家赛约尼（Saijoni）认为，他们用人献祭的整个仪式，源自古老的纯粹精神内行知识的体系，与寻找不朽的生命有关，却被怪异地误解了。她指出，所有阿兹特克人祭祀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外在表现——剥皮、切除心脏、火焚等等——原为引入某种知识所经历的心灵过程的隐喻。“剥皮”，意即这种知识能够将灵魂从其肉体中分离。而心脏代表灵魂，在死后将其从身体中“切除”，意味着灵魂脱离身体，释放至光明的国度（后者以太阳作象征）。“火焚”，乃更新之火，在火中，永恒的灵魂将从其先前存在的肉体灰烬里以类似凤凰的形象升起，会从一个精疲力竭的肉身中释放出来，并以其他的形体再生。

再比如印第安人巫师经常用致幻植物以造成迷魂失神的精神体验，无疑也是对瑜伽高层境界的一种模仿。在高层瑜伽境界里，处于三摩地（samadi）或神定的瑜伽士确实会进入一种出神或心灵狂喜（ecstacy）的状态，甚至会展示出犹如疯癫的身体特征。

在张光直先生总结的“亚美式萨满教意识形态”内容里，我们可以看到与韦陀灵知相似的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萨满世界，例如：

一、灵魂可以与肉体分开并且在地球、天界和冥界旅行，在解脱的状况下，灵魂可以成为天上的诸神，或者与神合一。

二、宇宙一般是分成多层的，以中间的一层以下的下层世界和以上的上层世界为主要的区分。下层世界与上层世界通常更进一步分成若干层次，每层经常有其个别的神灵式统治者和超自然的居民。有时还有四方之神或四土之神，还有分别统治天界与地界的最高神灵。这些神灵中有的固然控制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命运，但他们也可以为人所操纵，例如通过供奉牺牲。宇宙的诸层之间为一个中央之柱（所谓“世界之轴”）所穿通，这个柱与萨满的各种向上界与向下界升降的象征物在概念上与实际上都相结合。萨满还有树，或称世界之树，上面经常有一只鸟——在天界飞翔的超越各界的象征物——栖居着。这分明就是前面所说的帕伦克石雕所呈示的韦陀式宇宙图景。

三、萨满教知识世界中的另一条公理是人和动物在品质上是相等的。而且，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互相转形。这无疑源自于韦陀灵知的“轮回”说。

四、自然环境中的所有现象都被一种生命力或灵魂赋予生命。因此在萨满的世界里没有我们所谓的“无生物”这种事物。在韦陀灵知的世界里，一切自然环境中的现象同样具有生命，其人格化的展示即为诸神（deva）。例如地球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体，其人格化的展示便是女神普弥（bhumi），至今印度教徒还会在每天清晨向大地女神顶礼。

五、萨满式的宇宙乃是巫术性的宇宙，所谓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环境乃是巫术变形的结果，而不是像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自虚无而生的创造。在韦陀灵知里，宇宙从根本上来说是来源于至尊人格主神毗湿奴的能量（Shakti）的展示，因此，可以说“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环境”都是这种能量的各种“变形”，而操控各种能量的能力则来自瑜伽。

因此，根据我们的看法，这个史前超级文化母体或“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既不是“天外来客”的遗产，也不是某个海底“亚特兰蒂斯”的创造，而是史前时代就曾经遍布全球的“雅利安文明圈”的一部分。

其核心意识形态源自于史前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而且迄今为止还封存在浩如烟海的韦陀诸经中。作为原始文明基因，经数万年的复制和变异，在世界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产生了形态各异但又一脉相承的文化连续体，其中包括印度河谷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中东文明、玛雅文明和公元前两三千年前出现的中国青铜文明。一方面，从母体分离的子文化各自独立发展，创造了诸多独特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各子文化之间的文明元素、文化符号又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使得源流的辨识变得非常困难。

“连续性文明”的灵知基因结构更强调人与神在质上的同一性、能量（Shakti）的“变形”，以及由之而来的诸神、自然、人、社会的和谐——非人格化的天人合一境界。可以说，这种文明更接近于韦陀灵知结构中内在于宇宙的“梵”及“超灵”层面。而“突破性文明”更强调神与人之间永远无法抹平的差异，物质能量对灵魂的异在性和虚幻性，个体灵魂只有摆脱肉体、自然、社会的束缚和囚禁，才能获得拯救，回到灵魂的故乡——超越于物质世界的神性王国。这种文明的终极目标专注于韦陀灵知结构中的“薄伽梵”或至尊人格神、至高神圣者的层面。希伯来文明中的诺斯替派应该是这种变异的极端表现。

杜维明先生在《试谈中国哲学中的三个基调》一文中提出了“存有的连续”（uityofbeing），作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和哲学上的重要基调，并将它与西方文明的“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进行比较：

瓦石、草木、鸟兽、生民和鬼神这一系列的存有形态的关系如何，这是本体学上的重大课题。中国哲学的基调之一，是把无生物、植物、动物、人类和灵魂统统视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关乃至相互交融的实体。这种可以用奔流不息的长江大河来譬喻的“存有连续”的本体观，和以“上帝创造万物”的信仰，把“存有界”割裂为神凡二分的形而上学绝然不同。美国学者牟复礼指出，在先秦诸子的显学中，没有出现“创世神话”，这是中国哲学最突出的特征。这个提法虽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一些争议，但它在真切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基本方向上，有一定的价值。

其实产生这种差别的深层原因，就在于灵知基因的变异。原始全球灵知基因蕴含了非人格化的“能量”（Shakti）即“存有的连续”和人格化上帝及其超越性世界两种特征。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在韦陀灵知的不二论中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融合。就像《薄伽梵歌》所说的：

我以未展示的形体，遍透整个宇宙。众生尽在我中，我却不在他们之中。

然而一切造物又不处在我之中。看哪，这就是我玄秘的富裕！虽然我是众生的维系者，虽然我无处不在，我却不属于这宇宙展示中的一部分，因为我自己就是创造的根源。

要知道，就像强风处处吹遍，却总是处于天空之中一样，所有被造生物都处在我之中。

也正是由于灵知基因变异的产生，使得这两类文化体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了文明。“连续性文明”在外表上继承了更多的韦陀灵知型社会制度（Varnasramasystem），以政治程序作为集中财富、创造文明的手段。其操纵的关键在于“通天阶层”（巫、祭司）的出现。作为包括灵知在内的“通天手段”的独占者，他们成为建立社会精神凝聚力和意识形态的精英分子，从而为社会的政治、经济分层和财富积累的合法化提供了可能。在很多情况下，例如在中国，最高等级的巫、祭司也成为行政、军事首脑，成了神王、圣王、明王、哲王，对社会的生产阶层（商人、土地经营者、工匠）进行统治，高度集权的一体化氏族政治就这样开始了。然而在原始的韦陀灵知型社会体制里，祭司、通天阶层、婆罗门的权力和地位始终高于帝王、刹帝利，因而构成了对王权的制约机制，避免了高度集权的一体化专制政治。由于偏离了原始的雅利安韦陀灵知型社会制度，在神—王一体化的氏族政治制度里，帝王的权力最终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超越了神权，出现了“以人篡天”的局面。

这种灵知型社会制度的创设，其目的不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物质需求，而在于引导和保证社会各阶层成员在灵知的指导下生活，例如通过建立庞大的灵知建筑、制造灵知美术品和需要动员社会各阶层力量的祭祀，达到“通天”、天人合一、解脱、回归灵魂故乡的精神目标。它是“原始的”，但绝非“愚昧、野蛮”的。

而在“突破性文明”体系里，由于其灵知结构里有一个与人和世界截然分开的神界，因而产生了与国家分立的庙宇和独立的祭司阶层。国家和庙宇都成了土地占有者。在这种情况下，氏族的血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破坏，财富集中的主要手段也不是政治和宗教仪式，而更多的是依靠技术，例如生产、贸易、先进工具的使用。这类新的文明体系，开始于公元前3000多年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其后为古希腊、古罗马所继承，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先河。它也是原始雅利安、韦陀文明的一种变体。在这种文明体系里，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世俗目标和神圣目标之间持续不断的角逐成了最主要的文明冲突。

那么，下一步，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神州“诸神”的面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