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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韦陀文明在史前中国的足迹（第3页）

三星堆“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形饰，与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在形态上极其相似。

通天玉琮

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玉器，揭示出三星堆文明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更为惊人，其种类的丰富和器型的精美，绝不输于良渚玉器。这些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主要有玉琮、玉璋、玉璧、玉环、玉符、玉锛、玉刀、玉剑、玉戈、玉牌、玉贝、玉人头像以及动植物形玉饰，等等。这些玉器大都采用透闪石玉料制作而成，所用玉材大多选料精良，采用了切割、琢治、打磨、钻孔、雕刻等手法，不仅在加工工艺方面显示出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且在器型、纹饰、文化内涵等方面也都极富特色。日本专家用现代仪器测量三星堆出土的玉璋上的几何图案花纹是人工无法打磨和雕刻的。还有两块直径约一米、水平切割的玉石石料，水平误差不过微米！而有的玉琮上有细若发丝的精美微雕图案。要知道，玉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在玉石上刻出如此高精度的图案花纹，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

人形图案在长琮的上端射口部，采用阴刻手法雕刻，形态壮硕，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甚长，向两边平举，其上都刻有一个向上卷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粗短叉开，长袖飘逸，大有飘飘乎往来于天地之间的气势。这个神人纹，应该就是三星堆的天极主神。

金沙出土的青玉琮线描图及实物图

神面纹雕刻尤其精妙。每个神面纹的具体特征由上而下大致可分三层：采用平行线纹以表现神面的羽冠特征；用雕琢的大小圆圈表现鹰王的眼睛和眼珠；用长方形几何图形来表现鹰王的嘴部。鹰王迦鲁达在韦陀灵知神话里，作为至尊神毗湿奴的坐驾兼使者，是人神交往的媒介。而玉琮内圆外方，圆器像天，方器像地，琮兼圆方，正是贯穿天地的法器。

至此，对金沙青玉长琮神徽的解读已告完成。40个神面纹象征了至尊神毗湿奴无所不在，处于射口的神人图案则表现了高踞于宇宙树之巅的天极主神。从这个角度来反观玉琮，它似乎也是贯通天地的宇宙树、扶桑树、迷卢山、昆仑山的象征物。将作为山石精髓的玉作为原料来制作通天的礼器，其理论根据也应在于此。

这件玉器，因为与良渚玉器造型极为近似，有的学者就认为可能不是蜀地工匠所制，而是来自于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区域。但是，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先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通过仔细研究，他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如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由此看来，三星堆、金沙的玉器制作技术未必就直接传自长江中下游。更有可能的是，两地的玉器文化同源而异流，都来自于同一个史前高级文化体。

在距今5200年的良渚玉器里，我们看到了与金沙青玉长琮造型一样的神徽，只是表现风格、手法有所不同。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大型玉琮上浮雕的“神人兽面纹”。这幅浮雕表现了一个戴着硕大羽冠，人面人身、兽足鸟爪，身上遍布变形夸张的鸟纹的神人，用双手护持着胸前一个凸起的几何图案纹神面（这幅浮雕的含义将在后文详细释读）。这个人鸟合体神纹无疑与金沙青玉琮上的神人纹表现了同一个神话母题。以前，学者一般认为这幅浮雕表现了巫王骑神兽通天的景象，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参照三星堆、金沙的人面鸟身图案和神面纹来解读。

对“神人兽面纹”的解读，也使我们对三星堆—金沙和良渚两地共有的崇鸟和崇日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但如此，这种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象牙雕片和“双鸟负日”骨匕，其中的象牙、太阳鸟、用同心圆表现的太阳符号，都显示出河姆渡文明与三星堆文明可能有着共同的来源。

对三星堆文明的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标志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次“哥白尼革命”。全部的中国文明史都将可能以三星堆文明为基点，进行全面的检讨和评估。中国文明的起源将放在史前全球文明的背景上进行讨论，而三星堆，作为黄河、长江文明与印度河、恒河文明之间的重要环节，应当被视为连接史前东西文化的世界级王都。其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甚至比数千年后的敦煌更为重要。

天地人共同参与的宇宙庆典

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来，我们已无法从文献上考证、探索三星堆文化内部的信仰体系。但是三星堆数量惊人的祭器、礼器，却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这个史前文明对祭祀、礼神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资源和财富都被用于献祭各种神灵和祖先。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兵器和个人奢侈品非常少，也没有像殷商一样的大规模人殉、人牲的迹象。并且出土的玉礼器也是直接用于献祭而不是用于随葬，跟殷周“玉敛葬”的习俗大大不同。这些都表明，三星堆显然不是一个依靠武力和强权建立的文明，而是一种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灵知型文明，正是依靠这种高级意识形态，三星堆人凝聚了足够的力量和财富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与中原文化相比，三星堆文化似乎具有一种更加人性化同时也更神性化的奇妙特征。与此遥相呼应，印度河谷文明，在其影响下的城市里，也没有发现大量的兵器和殉葬，透露出相似的人文精神。

三星堆对祭祀礼神的执着和热情会让现代人觉得不可思议。在5000年前最原始的交通运输状况下，人们从万里之外的印度输入象牙、贝壳；从滇缅采集铜、锡矿；以举国之力铸造大量的青铜重器和神像，并组织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员参与的庞大祭礼。而这些用来献祭的稀世珍宝可能是“一次性消费”的！历次祭祀完成后都被埋入巨大的土坑里，不再为任何人所拥有，它们只属于神。这样“疯狂”的活动持续了将近2000年！恐怕不能仅仅用统治者的统治需要来解释，其中肯定有更为深刻的精神诉求和信仰内涵。

作为牺牲祭献给毗湿奴的活动，一定要做；不然，活动只会将人束缚在物质世界，所以呀，琨缇之子，你要履行你赋定的责任，去满足毗湿奴。这样，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受到捆绑。

创造之初，万物之主遣来一代一代的人类和半神人，带着对毗湿奴的种种祭祀，并祝福他们说：“让祭祀使你们快乐，因为它的实施会赐给幸福生活和获得解脱所需求的称心如意的一切。”

祭祀取悦了半神人，半神人也会取悦你们。人与半神人如此互相合作，一切都会繁荣昌盛。

负责掌管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半神人被祭祀的施行满足后，便会给你们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但人若享用半神人的馈赠却不回以祭祀，则与盗贼无异。

祭祀者脱离各种罪恶，因为吃的食物已事先祭祀供奉过。其他人则为了个人的感官享乐而备制食物，实际上吃的只是罪恶。

众生吃五谷而活，五谷赖雨水而长，雨水因祭祀而降，祭祀则源于赋定的责任。

规范活动是由《韦陀经》赋定的，而《韦陀经》又是由至尊人格主神直接展示出来的。因此，遍存万有的超然性永存于献祭中。

我亲爱的阿周那啊，在人的生命中，不遵从《韦陀经》所确立的祭祀规定的人，肯定过着一种充满罪恶的生活。只为感官满足而活着的人，只是在虚耗生命。

祭祀既是人世生活的保障，也是来世解脱的法门，更是人神沟通的途径。它既是对个人道德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的最大职责，无论重视到多大程度都不为过。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三星堆人的“疯狂”才能为我们所理解。这绝非某个巫师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某个统治者天才的发明，而是来自悠久深厚的灵知传统。

天帝兼雨神因陀罗神像的发现，也证实了三星堆人举行祭祀的一个原因——祈求丰足的雨水。在韦陀社会体制里，国君的责任在于监督社会其他阶层履行各自的赋定职责，以便确保祭祀的举行。整个社会力量因为祭祀得到凝聚，也因为祭祀得到维系。祭祀既具有精神层面的意义，也有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然而祭祀的最终目的却并不止于获得滋养稻谷的雨水，而在于满足毗湿奴，如此，灵魂的解脱才成为可能。通过祭祀，人类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与一个更高的维度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超越俗世的意义。

青铜神树：通天之路

三星堆存在着一条“通天之路”。金沙遗址出土的兽面纹玉钺，顶部为奇特的兽面纹，两侧为变形的夔龙纹，下边为门字形边框，学者们一般都认为这是天门的象征。在另一件广汉出土的铜钲上，门形的图案里，刻着3颗连在一起的星，下面守护着一只咆哮的飞虎。将这两个图案结合起来看，我们发现，跟古埃及的灵知传统一样，三星堆的天门也是由星辰构成的。我们似乎看到这样一幅灵魂升天的图景：在一年中某个特定的时间例如春分日，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与3颗神秘的晨星重合，此时，天门顿开，凤鸟迦鲁达自天而下，来接引逝去的灵魂。大鹏展翅，沿着扶桑神树扶摇直上，越过大地之巅，进入天界。这3颗星，可能与天文上位于“东方苍龙”心脏处的“心宿”三星有关。

三星堆2号器物坑发现了6件由青铜制造的树木。考古学者将其命名为一至六号青铜神树，能够完整修复好的只有一号大铜树。这棵神树残高396厘米，由于最上端的部件已经缺失，估计全部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树的下部有一个圆形底座，三道如同山峰状的支架扶持着树干的底部。树干笔直，套有3层树枝，每一层3根枝条，全树共有9根树枝。所有的树枝都柔和下垂。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枝头有包裹在一长一短两个镂空树叶内的尖桃形果实。在每层3根枝条中，都有一根分出两条长枝。在树干的一侧有4个横向的短梁，一条身体倒垂的龙被固定在树干上。

三星堆青铜大神树（左）及其局部（右上、右下）

二号大型神树人为损毁比较严重，曾被砸击和焚烧而变形。残留部分为树座和树干两部分，底座为圆形圈座，3个拱形足如同树根。树干通高193。6厘米，残高142厘米，底座直径54。8厘米。圈座三面正中有一方台，上有一19厘米的跪坐人像。现存的仅2层树枝，有3个分杈，但仅存一枝完好。该枝从中段上下一分为二，上段有一立鸟站在花瓣上，下段端部为一花朵。

小型神树只有一件比较完整，也颇有特色，残高50厘米。该树为3股辫绳状树干，基座无存，但周围有几枝卷曲的枝条外展。树的主干中部有两层树枝向外展出，但端部均残。两个主干顶端分别有一立鸟。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两只鸟均为人面，方脸、大眼、高鼻、大耳，身短翼大，造型更像是长着鸟翼的人。

羽鬣飞扬的龙，人鸟一体的神灵，庞大无比的体形，贵重的青铜材料，都说明这些奇异瑰伟的青铜植物绝非普通的“树”，而是那棵沟通天地的扶桑神树的象征。除了与鸟、日崇拜相关外，复旦大学陈淳先生在《三星堆青铜树象征性研究》一文中对青铜树上的龙也作出了独到的解读：

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树既非扶桑、若木或建木，也非图腾和摇钱树，而是巫师或祭司在祭祀仪式上用以沟通天地的道具“萨满树”。以一号大型神树为例，这棵萨满树分为三层，应该代表天界、人界和地界的三层宇宙，每层树枝上的小鸟代表各层沟通上下界之间的信使与精灵。每层的树枝向3个方向分叉，似民间艺术中用萨满树（王纪等：《萨满绘画研究》）来代表世界的象限，而没有树枝的一侧恰好是一条身贯天地的龙。从青铜神树的象征性来推断，三星堆文化的宇宙也分为3层和4个象限。龙身所缺失的腹和尾原来刚好固定在树干中下层的分枝部位，固定龙身的残钉依然留存。以龙来标志宇宙象限的一方，对于三星堆文化可能具有特别的含义。我们在此想作一个大胆的揣测，如果三星堆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已经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和交流，那么这条龙很可能被用来代表东方的象限，暗示东方华夏民族的神灵。而且龙身被设计成触地通天，象征了无与伦比的神力。如果这一揣测能够成立，那么这棵萨满树当时在仪式中，龙头应该被安置面向东方。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与龙头相反的一侧中层的树枝分出两杈，与上下层的仅有一杈的树枝不同，如果该分杈是代表西方象限的话，应该指的就是蜀地的方位。一般萨满树的中层分枝代表人界，因此这一设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也是值得玩味的。[172]

二十八宿之说，起源极其古老。早在100多年前，法国天文学家比约（J。B。Biot）就指出，中国的宿、古代印度的“纳沙特拉”（Nakshatra）和阿拉伯的“马纳吉尔”（al-manazil）3种主要的“月站”体系应该有着共同的起源。李约瑟也指出，除非认为每一个使用原始阴历的文明古国都需要有一套二十八宿，从而使它们各自创立自己的二十八宿，否则就只有把它们视为具有共同的来源。参照古文献资料进行的天文学研究，已经证实二十八宿之说最早起源于印度。第西脱（K。P。Dixit）根据古代印度人祭献“科里提卡”（krittika，昴星团）神位必须是在该星从正东方升起的时候，认为其时印度已具有“月站”体系，并进而推断这个时间应在5000年前。而基斯（A。BerriedaleKeith）则根据《梨俱韦陀》，认为其中记载的任何一颗恒星都可以说与“纳沙特拉”有关。[173]

此外，关于宇宙分为3层、4个象限的说法，也与韦陀经对宇宙结构的描述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这棵青铜神树蕴含了至高的韦陀灵知，它指向宇宙之轴、通天之路、天门以及天门的主宰神，与灵魂从物质世界的解脱有关。这条与星辰、太阳有关的神秘的“通天之路”，在古埃及金字塔壁画以及《薄伽梵歌》中都有过描绘。

陈淳先生认为，青铜神树对于三星堆人而言，并不是普通艺术品，而是比生命还重要的指向终极或超自然境界的符号与象征，是三星堆人的浓缩宇宙，属于“萨满艺术”，具有强烈的“巫觋”特征和“沟通人神”的萨满特点，与夏商青铜器那种强烈的王权意识明显不同。这与我们对三星堆文化意识形态的定位是一致的：它来源于灵知型社会政治体制，神权明显高于王权，有别于中原王权至上、王权与神权一体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