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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陀文明的灵知基因（第4页）

《薄伽梵歌》列举了祭祀牺牲的种类，显示了对献祭具有非同寻常的深刻理解：

有些瑜伽师用完美的方式崇拜半神人，向他们奉上种种祭祀；而有些则在至尊梵的火焰之中进行祭祀。

有些人（纯洁的贞守生）在心智控制之火中，以聆听和感官作献祭；有些人（守规范的居士）在感官之火中，以感官对象作献祭。

还有些人有志于通过控制心意和感官而获得自觉，他们则把一切感官和生命之气的功能，作为祭品供奉于已受控制的心意之火上。

有些人立下庄严的誓言，通过牺牲自己所有而得到觉悟；也有人通过实行严苛的苦行，修习八部瑜伽，或钻研《韦陀经》，而得以在超然知识方面取得进步。

还有些人，为了恒处禅定，偏好控制呼吸的途径，他们练习反呼为吸，反吸为呼，最后达到无呼无吸，而恒处禅定。此外还有人以节食为法，以停止呼吸作牺牲。

这些奉献者通晓献祭的真义，他们洗净了罪业，尝过了献祭的甘露，于是，便向着至高无上的永恒境界迈进。

这种种不同的献祭，由种种不同的工作产生，均为《韦陀经》所认可，你若能这样了解它们，就可获得解脱。

究竟论：宇宙—神—人和谐互爱的终极目标或最高境界

根据献祭者采用的牺牲方式或路径，献祭者进入神的维度，并体验到神性的不同方面和特征。以践行神性职责、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对诸神的各种祭祀活动的路径即行动瑜伽的方法，献祭者得到诸神的赐福，得享个人与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以思辨的路径即思辨瑜伽的方法，献祭者将认识梵，达到灵魂与天地为一的境界；以神秘瑜伽、冥思的路径即神定瑜伽的方法，献祭者将认识超灵。

遵行以上三种献祭路径的献祭者在躯体死亡后，灵魂将踏上一条“天国之路”，在诸神的接引下升入永恒的灵性世界。但如果死亡计划得不够缜密，也有可能再度返回。在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天国之路”与天体、星座及其位置有紧密的关系。因此，占星学和天文学在瑜伽系统及整个韦陀社会里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此外，业报瑜伽的实践包括渗透于全部日常生活的献祭活动和相关仪式，这些献祭活动也需要精准的天文知识才能确定其履行的日期及时间。

以奉爱、崇拜的路径即奉爱瑜伽的方法，献祭者将得到薄伽梵的直接指引，在爱的狂喜或迷狂中与薄伽梵相遇，最终灵魂在离开躯体后，回到灵魂的故乡——薄伽梵的居所。这构成了宇宙—神—人和谐互存的终极目标或最高境界。

在每一种境界里，献祭者都能从中体验到一种与感官躯体之乐迥然不同的称为喜乐（ananda）的灵乐。按《薄伽梵歌》的观点，来自自私假我的感官躯体之乐阻碍了献祭的进行，打破了宇宙—神—人共融的秩序，因此克服自私假我所制造的假象，是献祭者获得成功的关键和必由之路。

一套被称为种姓—行期法（Varnasrama-Dharma）的社会制度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动员了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阶层的资源、人力进行献祭，以促进、保障宇宙—神—人共融共存之最高目标的实现。这个最高目标，无论是作为个人的理想还是作为集体的意识形态，都通过频繁而又宏大的祭祀得以强化、体现，从而使神性的维度在地面展开。我们将这样的社会制度定义为灵知型社会制度，这样的社会也就是灵知社会。

种姓—行期法：韦陀社会制度——四社会阶层与四灵性阶期制度

《薄伽梵歌》确认这个制度来自于神谕。《毗湿奴往世书》进一步解释了这个制度的意义和作用：

通过正确履行四社会阶层及四灵性阶段体系所设定的神性社会职责，至尊人格神毗湿奴得到崇拜。此乃唯一的事神之道。吾人必须置身于四社会阶层及四灵性阶段体系之中。

四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被比喻为互相配合的身体各个部分。婆罗门是头脑，刹帝利是手臂，吠舍是供应身体营养的肚腹，首陀罗是使得身体运行的腿脚。这个制度最关键的一环就是一位合格的帝王愿意接受婆罗门的指导并践行韦陀价值体系、精神文明、道德文化、社会制度，因而他既是王者也是圣人，《薄伽梵歌》称之为“圣王”。实际上，据《薄伽梵歌》的讲述者克里希那说，这部神圣的经典就是留给后世“圣王”的！

这位“圣王”将带动、组织整个社会的献祭活动，以武力及法律的力量保护韦陀价值体系，监督四社会阶层与四灵性阶段制度的施行，以此逐渐提升社会成员的道德精神水平，协助整个社会达到宇宙—神—人共融共存的最高境界。通过这个人，一方面，宇宙、社会、个人的能量被汇聚起来，实现对神的献祭；另一方面，神的意志将通过他在现实世界里得以施行。他成为沟通宇宙—神—人的桥梁。事实上，四社会阶层的活动和工作都以他为轴心展开。但是，原则上他仍然属于刹帝利，因此必须接受婆罗门的权威。

然而，这个制度在数千年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堕落为我们今天所知的“种姓制度”。社会分层不再根据个人的德（guna）和业，而是根据血缘世袭传承，从而导致腐化和隔阂。

Ashram——四灵性阶期

这个制度似乎只有在最初的雅利安社会得到施行。它为以解脱为人生目标的个人规定了不同的生活阶期，包括：Brahmacarya——梵行，坚持独身的学生；Grhastha——家居，履行家庭责任的居士；Vanaprasta——林居，退出家庭生活的居士，入山林苦修；Sannyasa——出世僧，彻底弃绝家庭和社会，为进入另一个世界作出准备。

对灵知的启示以及实践，即灵知文化，是韦陀诸经最机密、最高端和最本质的部分，所有的韦陀灵知文明都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5000年后，我们将凭借对这种灵知文化在各个方面的表象——包括灵知神话、灵知义理、灵知天文、灵知地理、灵知建筑、灵知象征符号以及灵知型社会制度的辨识，透过历史的迷雾去追踪韦陀文明的足迹。

在后文中，我们将在几乎全球的范围内寻找韦陀灵知文化的残余信息。在展开我们的文化冒险之前，我们预先假设，在数千年甚至近万年的漫长岁月里，韦陀灵知文化通过贸易、征服、文化交流等各种方式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习俗、特性相结合，创造出新的文明形式，由此，一个全球性的雅利安文化圈可能存在于史前的地球上。在传播、移植、嫁接的过程中，其中有些因素得到了强化，而有些因素被遗失、抛弃或遗忘，就像基因的变异和遗传。但是，凭借各种具有普遍性的灵知文化符号，我们相信有可能通过对各种古代文化类型做出DNA鉴定，找出它们久已被遗忘的文明血缘。

史前世界语——梵语

所有这些5000年前就已经存在的韦陀文本，一直流传到今天，其内容和形式均没有显著的改变，并且都是使用同一种语言撰写的，那就是梵文。数千年来，梵文可以说是全球唯一一种没有经过任何变形甚至演进的远古文字，它似乎从被创造时起，就是一种最复杂的语言，拥有最完美的语法，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梵文，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化石。

即便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比如希腊文、中文、拉丁文，在原始初创的年代都只有为数不多的常用字。例如英语，在1604年编的第一本词典里，只收录了3000多个英文词；汉字，从陶文演变到甲骨文、金文，字数也没有超过3000个。总之，这些文字一般都有漫长的演变、发展的历史，与梵文的较少变化相比，确实大异其趣。

但奇怪的是，梵文的影响却并不只限于印度。18世纪的西方学者无比惊讶地发现，在这片被西方征服的遥远的东方土地上，竟然存在着与西方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有密切血缘关系的语言——梵文。实际上，梵文并非某种神秘的部落巫师使用的地方语言，相反，在横跨亚欧次大陆的广大区域里，直至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希腊——都能找到古老的梵文留下的印迹。

受“雅利安人入侵说”的影响，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在亚欧大草原上寻找出一种“前印-欧语”，但结果是，根本无法找到一种在史前时代与梵文接近的语言，其特性和结构足以能够演化出精美绝伦的梵文及其后的希腊语、拉丁语。

英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威廉·琼斯在1786年2月所作的历史性演讲里宣称：

梵文，无论她有多么古老，却具有令人惊奇的结构；她比希腊文更完美，比拉丁文更丰富，并且比两者都要精练优雅，然而却与两者都有很强的相似性，无论是从动词的词根还是语法的形式来看都是如此。实际上，相似性太强了，无法想象这种相似性是偶然产生的。当一个语言学家研究这三种语言时，不得不相信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可能早已不复存在。

“印-欧语系”的概念是由19世纪早期的学者提出的。他们系统性地研究了亚欧大陆几乎所有现存的或过去的主要语言，其范围从西方的冰岛、爱尔兰到东方的印度，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到南方的希腊。在总结了这些地区的语言的相似性后，将它们都归入“印-欧语系”。印度语、伊朗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亚美尼亚语、斯拉夫语、波罗的海语、阿尔巴尼亚语、凯尔特语、意大利语、日耳曼语、法语、英语，还有两种已经消亡的语言即希泰语和安那托利亚语，以及最东面的吐火罗语（位于中国新疆），都被认为是这个语系里的分支或方言。

到20世纪，语言学家掌握了更多的工具，进而对语言的研究也更加精密。新一轮的“印-欧语系”研究热又开始兴起。梵文作为一种史前世界语的假设也被正式提出来。于是，一场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发生了。所有“印-欧语系”里的各种语言，可能都是梵文的方言！梵文，作为一种史前世界语，可能曾经在从西部的冰岛、爱尔兰到东部的印度，从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到南部的希腊之间的印欧大陆的广大地域被使用。在其流传过程中，受到不同地域、民族的影响，产生了各种方言，再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印-欧语系”。[96]这种情况类似于秦统一文字之前的汉语，各个诸侯国都使用不同的文字，更不必说各个地区的方言、方音了，其繁复变化，几乎无法想象，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都属于同一个古代汉语语系。举几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印-欧语系”里的英语与梵文之间明显的血缘关系：

自公元前2千纪下半叶以降，印度次大陆上出现了分别被称为印度语、达尔德语和卡菲尔语的方言群，它们全都属于印-欧语系。借助于丰富的语言和文献资料，我们很容易证明，印度语、达尔德语、卡菲尔语及伊朗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事实上，时间上溯得越远，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近。例如在上古时代，作为古伊朗语的阿维斯特语跟早期梵文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我们可以利用二者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将阿维斯特语逐词逐句地转换成早期梵语。这些语言构成了原始印度-伊朗语。原始印度人和伊朗人都自称为Arya，即雅利安人。

按照最近的语言和考古研究成果，在新石器时代之初，原始印度-伊朗语已代表了具有广泛分支的一个语言群。到公元前6千纪初，当农业开始在东欧发展时，印-欧语群发生分离，这从西印-欧语群和东印欧语群（主要为原始印度-伊朗语）具有共同的农业词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安纳托利亚语群、波罗的海语群、原始希腊-马其顿-弗里吉亚语群，包括吐火罗语，虽然通行于中亚和中国西域，却都属于西印-欧语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