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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来自印度河谷史前古城哈拉帕与摩亨佐达罗（第2页）

印章上表现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动物：犀牛、大象、老虎、蛇、鳄鱼、羚羊、瘤牛，以及山羊等。但最常见的是头上长着长角的长角公牛，最近的研究认为它是**崇拜的象征——后来印度教“林伽”（linga，印度教崇拜的阴茎像，是湿婆神的象征物）崇拜的滥觞。

哈拉帕印章上出现了图画状的象形文字，其中有些已经被译解出来。考古学家将这种文字命名为“原始梵语”（Proto-brahmi），认为它是梵文的早期形式。哈拉帕遗址最底层出土的一块陶片上，还出现了几个形式更简古的陶文，被认为是一种前哈拉帕时期使用的文字。这几个陶文已经被破译，它们对应于一组梵文：ilavartatevara，意为：莎拉斯瓦提河环绕的神圣之地。莎拉斯瓦提河作为一条久已消失的圣河，似乎仅仅出现于韦陀诸经里，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莎拉斯瓦提河在印度史前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陶文的刻画形状，居然与中国半坡、乐都、二里头出土的陶文符号十分类似。[80]

哈拉帕印章上还出现了在印度文化中极具普遍性的象征符号——吉祥“卐”符（Svasti）、OM，以及菩提树叶。

除此之外，印度的考古队在哈拉帕还找到了用来举行火祭的祭坛（yajnavedis）。火祭可以说是韦陀文明中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全部《韦陀经》中作为人、神沟通的主要方式被反复提到。在比如《百道梵书》（SatpathaBrahman）这样的韦陀典籍中，有对祭坛构造和几何学原理的精细描述。哈拉帕祭坛的构造和几何数据竟然完全符合这些韦陀典籍的记载！

哈拉帕出土的刻有公牛和原始湿婆的印章（右上、右中、右下）；哈拉帕印章上的象征符号——菩提树叶、OM，以及吉祥“卐”符（Svasti）（左上、左中、左下）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考古工作揭穿了大不列颠学者设下的学术骗局，早期印度河谷文明的真相大白于世。1973年，在迈戈尔地区，瑙沙罗的发现将哈拉帕文明追溯到了公元前7000年。同样，郫路支斯坦发现的梅赫尔格尔（Mehrgarh）遗址也将早期哈拉帕文明推到了公元前6500年。在哈拉帕、罗塔尔（Lothal）、苏尔拘塔德（Surkotad）、贡塔西（Kuntasi）和喀利邦岗（Kalibanga）都发现了马骨的遗存。考古学家认为最终找到了印度次大陆文明的源头，他们的结论是：“这一文明不是外来入侵的结果，文明的灵感也不是舶来品，而是从当地人长期的努力、卓越的才智和复杂的信仰中产生的。”[81]

由此而来的结论是：编撰韦陀经的人，并非欧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入侵的雅利安人”，而是曾经创造了哈拉帕文明，被韦陀诸经所赞美的，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前者来自殖民主义学者的虚构，后者才是在远古历史上存在过的“真正的雅利安人”。

就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来看，印度河文明（IndusCivilization）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悠久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印度河文明区域拥有良好的生态坏境，由于高山融雪和热带季风两种降水补给，使得这里水量丰沛，可达2070亿立方米。这里还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藏资源，主要有铜、天青石、锡和玛瑙。印度河文明鼎盛于公元前2600年的哈拉帕文明，但其根基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0—7000年〔例如梅苏赫尔格尔（Mehrgarh）、瑙莎罗（Nausharo）等地的史前文化〕，并且各文化层之间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在哈拉帕时期，出现了装备有洗澡间、卫生设施、排水槽的砖砌房屋，经过严密规划和布局的城市、街道、社区，高度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城堡和大型宗教性建筑，以及用于远洋贸易的大型仓库和船坞。在印度河流域，1500余个聚落已经被发现，它们分布于大约68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实际上印度河文明向东和向南拓展，远远超出了印度河流域，总的覆盖面积可能达到130万平方公里。从地理上来看，哈拉帕文明的面积大约是同一时期的埃及古王国的两倍、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四倍。虽然没有留下像古埃及金字塔或苏美尔塔庙那样的宏伟建筑，但印度河文明的城市建设、分工管理，以及手工业和海陆贸易极为发达，其全部城市文明的复杂性，远非西亚和北非所能望其项背。大型城市比如哈拉帕、摩亨佐·达罗、甘瓦里瓦拉（Ganweriwala），居住人口四五万，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都市。

农业方面，印度河文明使用犁耕，土地耕作呈十字交叉状。冬季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芥末、亚麻、豌豆、小扁豆、鹰嘴豆等。夏季作物主要为芝麻、棉花、大米、小米、豆类等。牲畜主要有瘤牛、绵羊和山羊。

手工业方面，印度河文明有制作玉石、玉髓、玛瑙、海贝等装饰品的高超技艺，尤其擅长制作珠子和手镯。印度河流域进口从阿富汗开采的天青石和从德干高原开采出的玛瑙，经过加工后输出到两河流域。印度河文明还生产青铜器、印章、彩陶。印度河工匠是远古世界最富有创造力、技术最高超的工匠之一。他们使用复杂的技术程序和专门的窑炉，把原材料制成全新的生活用品。较为惊人的是，印度河铜锯竟然与现代的钢锯一样锐利，这表明印度河铜匠可以生产出同钢一样坚硬的铜。用湿黏土高温制成的石镯和石环可谓独一无二，其技术在印度河文明末期便已消失，考古学家经十余年实验，至今仍无法完美复制。

一种独特而神秘的饰物为这个史前世界性贸易体系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蚀花红玉髓珠（garnelian），最早出现于古代印度河谷文明，印度河谷文明衰落后，蚀花红玉髓珠及其制作工艺也随之消失，考古界通常把印度河谷时期的蚀花红玉髓珠称为一期蚀花红玉髓珠。在很多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中，都曾出现印度河谷时期蚀花红玉髓珠的身影。印度河谷的哈拉帕、摩亨佐·达罗和昌胡达罗（hudaro）等，两河文明苏美尔时期的乌尔城和启什城，古埃及中王朝的阿拜多斯，还有叙利亚、希腊、伊朗和波斯湾等，甚至中国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都发现了印度河谷蚀花红玉髓珠。4000多年前，印度河谷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将这种蚀花红玉髓珠，传播到当时古代文明的各个角落。在阿富汗北部阿姆河谷地区的苏尔图盖（Shhai），曾发现印度河谷人的贸易中转站。苏尔图盖的印度河谷文明贸易中转站，被用于获得中亚的黄金、铜、锡和青金石等资源。苏尔图盖距离额敏县和昭苏县，较两河南部和印度河谷地区更近，路径上更为便利。但也不排除印度河谷人通过苏尔图盖与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发生交流的可能，或者印度河谷人出现在新疆昭苏县和额敏县的可能。

叶舒宪先生在《内蒙古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发表《草原玉石之路与红玛瑙珠的传播中国（公元前2000—公元前1000年）》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境内，与草原玉石之路伴随而来的是来自南亚和中亚地区早期文明的红玛瑙珠的自西向东传播。最近，在新疆和河西走廊西段发现的红玛瑙珠表明，距今约三四千年的四坝文化先民发挥着向河西走廊以东乃至中原地区输送红玛瑙的“二传手”作用。赤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发挥着“三传手”的作用。由于帕米尔高原的阻隔，红玛瑙珠从印度河谷地区传播到新疆整整耗费了三千年时光，而从新疆到燕山以北的传播仅仅用了三四百年时间。再经过塞外史前文化的中介，红玛瑙珠最后辗转输入商周文明。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通过史前最早的世界性海洋贸易体系，印度河谷文明或原始韦陀文明（Proto-VedicCivilization）影响所及，向西越过中亚、西亚，沿着波斯湾、北非海岸直到地中海，向东一直延伸到东南亚直至长江流域的诸多地区。并且，与埃及和西亚相比，印度河谷文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很少发现武器和屠杀、奴役的痕迹；财富分配相对平均，几乎不存在极富和极穷的分化现象；有一套以手工饰物（诸如手镯、项链）标示阶层和身份的礼制体系。总之，这是一个以祭司和圣王（Rajarshi）为中心，拥有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王制、灵知的远古高级文明。

国际学界一度认可莫蒂默·惠勒的观点：印度河谷文明是由于雅利安人的东侵而灭亡的。惠勒的观点依据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最上层发现有格斗而死的人体骨架遗迹，以及韦陀诗歌中赞美因陀罗摧毁城堡的句子。但这显然是一个谬论，如果据马克思·缪勒所说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最早约为公元前15世纪，印度河文明衰亡却在公元前18—17世纪，时间上完全不符合。同时，摩亨佐·达罗遗址上层的人体骨架遗迹，亦不能成为证据。

关于雅利安文明的起源，这或许是世界历史里最纠结的地方。两百多年来，许多杰出的学者试图追寻雅利安文明的发源地，但尽管有大量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却迄今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自19世纪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雅利安人入侵说，一直占据着学术界的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印度本土学术的自觉和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方面的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的出现，雅利安文明的南亚本土起源说也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并获得了印度本土文化圈的广泛支持。跟中国一样，印度史前史研究由此也进入了一个摆脱西方学术模式，走出疑古思潮的新时代。近二十年来，印度考古学家大多认为：印度河是雅利安人的故乡，印-欧语系的发源地。不过，这个说法所伴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应该被剔除：雅利安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种族，印度河文明也不属于某个国家，它属于史前超级文明圈，属于全世界。从考古发掘来看，印度河文明是一个开放的融合型文明，其中生活着多个种族，既有白种人，也有黄种人和黑种人。

由于中国学者对古印度历史、文化了解甚少，尤其是印度史前史研究的新动向、新思路，这方面的资料国内全无译介，基本是一片空白，所以只能单方面信从西方学界所盲目坚持的源于种族主义的雅利安人入侵说。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内部，这两派对立的学说也在不断争论、补充当中，至今尚无定论。牛津大学于2001年出版爱德温·布赖特（EdwinBryant）著《探索韦陀文化起源——论印度-雅利安移民》（Questfiure——theIndratioe）一书，汇集了两派学说代表人物的主要论文，可说是对19世纪以来两派论争的一个总结。

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支持本土起源说的印度学者里，B。B。拉尔（B。B。Lal）作为当今印度考古界的领军人物，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发现的彩绘灰陶是印度现代考古学的里程碑，他将其定位在了《摩诃婆罗多》的年代，并断定印度河文明代表了韦陀雅利安文明。拉尔凭借已有的考古学证据推断，带有城垣防御工事的哈拉帕古城就是梨俱韦陀中的“城”（Purs），城中居民有远洋船队，从事海上贸易。雅利安人并非游牧或农耕部落，如一般人所构想的，他们是产业主，住在规划完备的城市里。他们有组织相当严密的政治机构，掌握了驯马的技术，还举行种种祭祀，喀利邦岗发现的祭坛便是明证。此外，他把《梨俱韦陀》的时间追溯到了公元前4000年。

关于印-欧语言及其文化发源地，在对较早的各派理论进行了一番梳理后，拉尔指出，如果按照这些理论，几乎欧洲的每个部分都成了发源地：斯堪的纳维亚、芬兰、俄罗斯西南部、德国、立陶宛，等等，事实上，没有一个地方是被排除在外的。他也拒绝了中亚和西亚起源说。他认为，南亚才是更合理的选项，跟哈拉帕考古发现相对应的是韦陀诸经，而哈拉帕使用的语言就是梵文。根据梅赫尔格尔一地的考古发现，拉尔把哈拉帕文明的上限推到了公元前4500年，下限推到公元前1600年。

但拉尔这个说法的漏洞在于，假如筑城而居的哈拉帕人就是韦陀雅利安人，那他们的居住中心应该在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根据韦陀诸经记载，那里才是婆罗多人的聚居地，才是雅利安之地（Aryavarta）。但从哈拉帕成熟期的居住地分布来看，他们更多地聚居于莎拉斯瓦提河下游盆地，即今巴基斯坦的巴哈瓦尔浦（Bahaur）地区。据此，居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尚未干涸的莎拉斯瓦提河上游盆地，撰写了最早的韦陀诸经、创造了辉煌的韦陀文明的韦陀雅利安人，对我们依然是个谜，哈拉帕文明或许只是其旁系分支。

还有一种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雅利安人的圣河莎拉斯瓦提河有可能是阿富汗境内的哈拉克斯维提河（Haraxvaiti）。雅利安人的故乡有可能在中亚一带，后来他们迁徙到阿富汗地区，在那里进行了分化，一部分进入印度形成印度-雅利安人，创立韦陀教；另一部分进入伊朗形成伊朗-雅利安人，创立拜火教；双方信仰的神祇的善恶和各自语言中字母s和h都发生了对调。比如伊朗人拜火教中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在印度的梵语语境中被换成了Asura即阿修罗或恶魔。这种推测似乎比较合理，但缺乏考古和文献方面的证据。

另一位重要的印度学者是P。L。巴尔伽筏（P。L。Bhargava），他也把韦陀诸经上溯到了4000~5000年前。他的研究表明，《往世书》（purana）体系和韦陀体系是一致且对应的，《往世书》的记载或许也以某种方式（比如口头传诵）存在于韦陀时代。他认为：韦陀文献所提供的证据已经清晰地反映出一个史实：由于大洪水的缘故，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在其领袖摩奴（Manu）的指引下，来到了印度七河（Sapta-Sindhu）流域。这个史实在往世诸书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描述，往世诸书将所有雅利安王室的起源追溯到摩奴——维筏斯伐特（Vaivasvat）之子，明确肯定他就是印度-雅利安的第一个国君[82]。巴尔伽筏进一步指出，同样的史实也可以在西亚圣典《阿维斯特》（Avesta）里找到。故此，他推断，因为大洪水，雅利安人离开了最初的家园，其中的一支来到了印度七河流域并定居下来，而另一支迁徙到了伊朗。

对于世界史前史研究，西方学术界一直采取了两套标准。对于西方历史，可以无限上推，比如近代自德国西利曼（S）、英国伊文斯（Evans）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上的新发现以来，西方学术界居然将希腊历史推前到5万年之久。而对于东方历史，他们拒不承认韦陀文明的本土起源，也不承认夏朝的存在，遑论黄帝、伏羲了。印度学者已经渐渐醒悟，有了学术自觉，而中国的学者们依然跟着西方学术界亦步亦趋，总是把中国历史斩头去尾，缩短历史的时间；把经书古籍视为神话传说，将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附，加以自我矮化。另一方面，中国的学者还对印度学者追溯韦陀文明起源真相的诉求，一律置之不理甚或斥为谬见邪说，其态度有时比西方学者更为傲慢。对此，我想借用杜维明先生的一句话：当中国的学者懂得弯下腰身向印度学习时，才表明他们真正成熟了。

一个世界性学术风气转变的征兆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撰的《中亚文明史》第一卷里，“雅利安人入侵说”已经不再被提到，代之而起的是印度河文明独立起源说和上古亚洲文明圈互动说。该书总结道：

来自中亚各地的考古资料反映了整个发展过程，并且展示了极度辉煌的古代东方文明的全貌，这些文明以众所周知的哈拉帕型文明（是为古代世界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为巅峰，分布在肥庶的印度河流域、苏联中亚南部、伊朗东部以及阿富汗。

……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例证，表明中亚的居民一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兰文明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则与中国文明进行交流。诸如波斯湾这样的中介地区，则感觉到了文化交流的冲击，从而成为文化发展中心，而哈萨克斯坦草原地区，则发展成了以战车为象征的一种社会和军事的精英阶层。于是，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我们能够重建一段连续的中亚文明史，它是人类伟大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3]

但是，当我们清除了殖民主义者设下的迷雾，把目光再次投向远古的韦陀文献时，却发现了更多的秘密和疑问，它远远超越了我们目前对世界文明起源的理解，最终把我们引向更大胆的假设，向传统的文明起源学说提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