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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韦陀文明在史前中国的足迹（第1页）

第三章韦陀文明在史前中国的足迹

再探三星堆龙象西来：韦陀文明进入中国的路径

再探三星堆

世界级的史前王都

20世纪山清水秀的川西平原，古老的鸭子河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德阳广汉三星村，于1986年7月，震惊了全世界。谁也没有料到，世界“第九大奇迹”竟然在这里悄然现身了。一时间，广汉的天空上，三星闪耀，“天门”洞开！

这就是三星堆文化遗址。在两个大型祭祀坑里，除了大量的玉器，还出土了华美绝伦，堪与古希腊媲美的青铜雕像、面具，以及灿烂夺目的黄金权杖、面具。更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棵高近4米、华美神妙的青铜树，树枝上面，盘龙蜿蜒，大鹏敛翅，又是一棵扶桑神树——青铜版的宇宙之树！华夏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浪漫奔放、具有“异国情调”的史前美术品，而且，这些具有高超技术含量的美术品可能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了！要知道，那时候，作为“华夏正统”的中原文明还在萌芽之中呢。中外学者们，甚至连共和国的首脑都惊叹：历史要重写了！

其实，从初次发现到整体发掘，整个三星堆考古工作历经了60多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求证，到现在，一个庞大的“古城、古国、古文化遗址”的存在已经得到证实。它总面积12平方公里，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绵延2000多年。这显示，夏、商之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未知的、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

蜀，在中国学者们的图景里，远古时代一直都应该是蛮荒偏僻之地，怎么可能会先于三代就独立孕育出如此辉煌的文明？谁不知道，三代文化才是“郁郁乎文哉”的华夏文明的主干、嫡系？于是，三星堆文化从发现伊始，就被冠上了“殷商”的标签。

无奈，三星堆文明的血脉实在太悠远，精神气脉实在太宏大了，一张“殷商”的皮根本无法包起来，甚至是否属于“中华文明”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首先是时间。中国科学院对三星堆出土文物进行碳14测定的结果，将三星堆文明的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2300年左右（从三星堆一期算起）。而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历史分期，夏代历史年代定位于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商王朝定位于公元前1600—前1046年；周王朝定位于公元前1046年—前256年。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出现时间比夏还要早230多年，存在时间差不多等于商周两个王朝加起来。三星堆青铜文明出现的时候，华夏地区还处在铜、石并用的新石器时代，当三星堆文明达到鼎盛期时，中原的殷商文明才开始起步。三星堆三期后段的两个大型祭祀坑，经碳十四测定，一号坑内骨渣的年代为距今3600年左右，二号坑的时代可能略晚一些，大约相当于殷墟三期。即使按照考古界比较保守的说法，以三星堆遗址第二至四期文化为其典型代表，三星堆文化早期亦相当于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期，中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晚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晚期至西周早期。如是，三星堆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1600—前900年。

并且，三星堆文明的成就也领先于后起的夏、商。先说青铜器，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世界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再加上那棵无与伦比的青铜神树，其艺术成就远远超越以青铜礼器为主的夏商青铜器，标示了青铜时代的艺术巅峰。

这些世界级的青铜艺术品，其制造技术更是精妙得不可思议。经过对三星堆青铜器做金相组织、电子探针成分及X—衍射岩相鉴定等多种现代技术考察，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器不同于中国以往发现的青铜器：三星堆青铜器不含锌成分。在自然界中，铜锌都是伴生的，三星堆人是如何将铜与锌分开的？三星堆青铜器含有微量的磷元素，以增加流动性和弹性，这也是以往发现的青铜器所没有的。接近4米高的三星堆青铜神树，其底座维氏硬度（HV）值达到了60，这是即使在今天都难以达到的高硬度。三星堆青铜神树，树枝采用套筒焊接，大筒口套小筒口，在地下埋藏四五千年，依然牢固如昔，坚不可拔。如此高强度的焊接技术，现代人要到300年前，随着电和乙炔的使用才能掌握。树上小鸟的爪子是用一种高强度黏结剂粘上的，比焊接还牢固，至今专家还未能分析出其中的成分；树身上那条蜿蜒的神龙，是用粗细不同的圆铜管扭结而成麻花状的，现代金属工艺专家们认为，即使在21世纪，这也属于难度极大的高科技。此外，三星堆人还掌握了给青铜器镀锡以及二次镀锡的技术，这种技术，更是连现代技术都难以做到！夏商青铜器根本就没有达到如此高度的冶炼、制作技术。据专家的研究，三星堆高超的铜焊和铜铸技术来自古印度河谷文明中心——摩亨佐·达罗。那里的青铜制作甚至早于三星堆。[165]

三星堆文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是黄金艺术品。三星堆文明不仅在开采黄金的量上大大超过了中原的夏商王朝，而且在黄金制作工艺上更是居于领先地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金虎等黄金大器，工艺精湛、造型奇特，远非同时代的中原能望其项背。考古学家一致认可，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同时代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其特点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而河南、河北等地的殷商遗址中只发现过金箔、金叶等小型金器。面对这些夺人魂魄的黄金大器，我们有理由认为，三星堆文明更接近那久已消逝的黄金时代。

城市建设非同寻常。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有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勘测和发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南城墙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使用了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这样宽阔修长、建筑精良的城墙，以及庞大的城郭，在5000年前的世界诸文明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三星堆的城市布局严谨，显然经过严密精准的勘测、设计。整座城市以一条中轴线为城区的核心进行规划。几个重要的遗址，如宫殿区、作坊区，分别位于中轴的不同区段上。中轴线南端，南城墙内外，以及中轴线的东西两侧，都有密集的房舍遗迹。作为高度城市文明的证据，三星堆城内还发现有相当完善的排水系统。据考察，三星堆的排水系统与古印度河谷古城摩亨佐·达罗的设计极为相似，后者在三星堆之前，建立了史前时代极其现代化的城市供、排水系统，其城市布局也经过严密的规划设计。并且，两地的城市建筑也都以土坯为原料。

据专家测算，三星堆城内约有人口16383户，以每户5口计算，就有81915人。如果加上外城12平方公里的人口，总人口估计超过20万人。俨然是一座世界级王都的规模。

吴红先生指出：“即使比三星堆晚1000多年的中原商都城安阳，其规模也远远不能和三星堆相比。如果认为三星堆与中原商、周同时，且是他们的方国，这样建城逾制肆无忌惮，简直是大逆不道。仅仅是这个理由，三星堆就会成为商王朝的征伐对象。”[166]

由此，吴先生认为，三星堆不可能是“地方古蜀文化”，或“中原大国周边的邦国文化”，而是“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重要遗址。

各种迹象和证据表明，这个所谓的“高规格的人类史前文明”，可能就是发源于印度半岛的雅利安韦陀文明。三星堆领先中原的青铜、黄金制造技术，城市规划建筑技术，乃至于隐藏在艺术品中的神话、传说、灵知都与5000年前曾经辉煌无比的全球史前雅利安韦陀文化圈血脉相通。更确切地说，三星堆文明可能也是原始全球文明基因（韦陀灵知文化）的克隆文明。

三星堆出土文物中不可否认的“外来文明”因素，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来自热带和海洋

如果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80余根象牙令人惊讶的话，那么在随后的金沙遗址发现的1000多根堆积成山的象牙就使人目瞪口呆了。这些象牙大多长1米以上，最大的长达150厘米，埋在地下虽已数千年之久，却仍然显露出细腻的光芒，给人一种天生神物的感觉。出土数量如此众多的象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堪称奇观。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的象牙，原产自印度的阿萨姆邦。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从生物学角度看，现代象有两种，即亚洲象与非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非洲象则雌雄都有象牙。如此说来，金沙遗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应当取自500多头亚洲雄象，这么多象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象牙乃猎自蜀地的象群，但是，如果当时真的有那样庞大的象群，为什么迄今为止在当地却没有发现大量的野象遗骸？而且，象牙在中国历来被视为极罕见珍稀的灵物，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各地虽然都有象牙制品出土，例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却都是小件的象牙制品，绝没有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那样象牙成山的“豪阔”场面。这显示出，三星堆和金沙曾经拥有一条通往印度的“象牙之路”，因而能积累起数以吨计的稀世灵物。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象牙并不是用于器具或装饰品的，而是用作礼神的祭品。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就对象牙的使用方式作了形象的描述，画面上悬置于左边神山内侧的粗大弯曲尖状物便同象牙实物几乎完全一样。金沙遗址也出土了一件刻有图案的玉璋残件。图案分为上下两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侧跪一人肩扛弯曲的象牙，显示出三星堆人有将象牙用于献祭的习俗。这种独特的献祭方式在整个中原地区都不曾出现过。联系到象牙源出印度的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以象牙献祭的方式可能来自盛产大象的印度。作为雅利安文化圈的一支，三星堆人保留了这个习俗，并不断地通过“象牙之路”从印度输入象牙，作为最高档次的献祭供品。

金沙出土的成吨象牙（左）；三星堆玉璋上刻的象牙献祭图案（右）

与象牙一起输入的，还有史前时代作为货币的海贝。三星堆遗址1号坑曾出土650枚海贝，2号坑曾出土4600枚海贝，经过古生物专家的考证，这些海贝并不产于中国海域，应该是印度、缅甸温暖的海域的产物。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中，有一种齿贝，大小约为虎皮斑贝的13，中间有齿形沟槽。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水域。显然，它们是从印度洋北部地区引进的。

与齿贝一起还出土了大量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这一点有力地证实了三星堆文化与印度洋南亚地区雅利安文明之间存在着直接而持续的关系。因为三星堆人只有身临印度洋地区，并在那里获得深刻的海洋生物印象，才会在偏僻蛮荒的古蜀地区制作出如此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青铜小雕像，从而使三星堆文化放射出海洋文明的奇异光芒。

被初步判定为夏都的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跟三星堆一样的隆背具齿的海贝（或称“子安贝”“货贝”）。据学者近年的研究，海贝属暖水种，分布于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及其以北沿海。同时，从考古材料上看，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腹地出现最早，而盛行于青铜时代。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中，也出土有海贝。分布于黄河上游，与二里头文化同时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有海贝。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海贝的使用有自西、西北向东、东南传播的轨迹。且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迹象。鉴于此，社科院考古专家许宏教授提出，中国古代海贝不是从东南向西北传播，而有可能是从印度洋到土库曼地区，再经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进而输入中原地区的。[167]学者们还注意到，使用海贝的史前至早期王朝阶段的遗址基本上都有铜器的使用，即海贝的出现、繁盛与衰亡跟青铜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消逝是大体吻合的。而在海贝使用的渐衰期和海贝在汉文化系统中消逝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族和鲜卑族等依然保持着使用海贝的传统。这实际上为海贝的来源提供了某种暗示。大量海贝经由连接欧亚的北方草原地带向中国输入的途径中，北方游牧民族充当了传播的载体。不过，据本书看来，三星堆的海贝似乎并非来自北方，而应来自南方的“象牙之路”。

三星堆地区发现过一些零星的文字符号，文明学者苏三认为它们明显与印度河文字有一定联系。苏三在《汉字起源新解》中指出，从甲骨文看，汉字起源一定借鉴过印度河文字。粗略统计，印度河文字中大致有10%出现在甲骨文或早期中国文字系统中。甲骨文中的数字，基本上除了“九”，都与哈拉帕文字重合。甲骨文线条化的程度、风格、造字理论都明显受到哈拉帕文字的影响。她断言，即便三星堆人不是来自印度河核心地区，也是距离印度河文明不远的一个地区。据她推测，其时通向南亚的水上国际交流网络最初的进入口不是别处，正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通过后来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三星堆人可以经云南腾冲进入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洋或印度次大陆，与国际水域连成一片。[168]

主宰东方的千眼神王

最明显的是那些青铜人物雕像，高鼻深目，方面阔口，大眼长耳，面部表情超凡脱俗，透过数千年的静默，已经说出了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绝不是华夏人种。最典型的是青铜大立人像。

青铜大立人像出土于2号坑的中层，在它的脚下还有一个高台底座。立人像高172厘米，连台座通高达2。62米，全重180公斤有余。如此巨大的青铜大立人像，在中国商周时代出土器物中闻所未闻。立人像头著高冠，刺簪束发；方面宽颐，鼻梁高隆，深目大耳，体态修长，端正直立，双臂平抬，左腕稍高，右腕略低。双手均对握为环形，手形有明显夸大，手中原应握物，现已无法确认所握为何物。立人像虽有华丽的冠服，却是**十趾，跣足而立，两足左右平齐，正立在恰可容足的高台上，台座用4个长有长鼻的大象头颅形象勾连而成。立人双手握祭品，极目远眺，气度华贵不凡。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大立人像的冠服极为华丽，冠服所饰纹样也极为繁缛。立人身穿紧袖内服、半臂式外套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摆，袖长及腕，摆子及胯，向右开衫，腋下系扣。外套为半臂短袖，袖口宽缘，衣摆稍长于内衣，向右开襟。下裳开为前后两片，前短后长，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叉分及足。立人衣外还有一条大带，带作编织之形。大带沿外衣缘口左斜挎肩，两端于背后肩胛处结扎。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取图案化形式，对称工整，有大块单元，也有连续小图，似为锦绣织物。半臂外衣纹样最精，纹样分为两组，以前后中线为界。前后中线构图相同，用相间的一旋一圆的眼形图案组成垂直纹饰带，将外衣中的图案分为左右两组。左侧一组为排列成方阵的4条龙纹，龙纹两两相背，龙吻龇咧上昂，龙爪紧握为拳，龙翅高展，龙鬣飞扬；右侧一组为竖向平行排列的两排兽面纹，构图简约。

华服之外，立人像身上可能还有过一些佩饰。在两耳下郭有佩戴饰物的透孔，在脑后存有插簪的斜孔，表明立人原本有简单的首饰。左右手腕各戴三道手镯，两小腿近足踝处各戴一圈方格形纹脚镯。这类手足同时戴镯的习俗，既不是古代巴蜀也不是西南夷和中原民族的人体装饰艺术风格，但在南亚从古至今的文化传统中却比比皆是。这在南亚早期的青铜雕像艺术中就有明确反映，例如举世闻名的印度河谷青铜舞女雕像就是如此。

跣足、半臂式外套、耳饰、手镯和足环，分明是古印度男子的装扮。尤其是立人那条斜挎左肩的3股线编成的大带，透露出浓厚的韦陀文化气息。这条带子并不是一般的装饰物，而是“圣线”。在韦陀社会里，婆罗门的孩子从8岁开始，刹帝利的孩子从11岁开始，吠舍的孩子从12岁开始学习韦陀诸经，要举行隆重的入门仪式（Upanayana），这相当于他们的第二次诞生，从此他们便成为了“再生族”，与那些只能有一次诞生经验的“一生族”（指最低层次的首陀罗与贱民）完全区别。在举行入门式的过程中会给他们加戴“圣线”（yajopavita）。圣线是用3股线编成的圆圈，从左肩斜挎而下至肚脐。婆罗门的圣线是用棉纺成的，刹帝利的用麻纺成，吠舍的用毛纺成。这些线都由婆罗门的处女来纺，再由婆罗门把线拧成圣线。在举行入门式的仪式上，由老师给学生戴上，并授以伽亚垂曼陀罗（GayatriMantra，“再生族”念的一种咒语）。同时，还要有老师、年长者和客人在场，并要点燃圣火，在学习韦陀诸经时才能加戴。戴有圣线的人，便成了遵行韦陀训谕的雅利安人——文明人。除了人类，在古印度的雕像里，天上的仙人（半神人）也佩戴“圣线”，通常都比较粗，成带状，跟青铜大立人所戴的完全一样。这表明，青铜大立人的身份可能不一定是以前一般学者认为的祭司兼人王，而可能是神。

在三星堆，有很多青铜人像表现了祭祀者跪拜献祭的形象。例如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双手执玉璋作跪献状的小型青铜人像、铜喇叭座跪献人像以及1号坑出土的多种跪坐姿势的青铜小人像。从其衣饰、头冠和神态来看，应该是主祭的祭司或者王室贵族的形象。这些献祭者的表情，大多谦恭温顺，与立人像横空睥睨的神态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