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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从韦陀典看华夏上古道术（第2页）

司马贞《索隐》引宋均曰：“言是大帝乘车巡狩，故无所不纪也。”“帝”以北斗为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主宰阴阳、四时、五行以及宇宙的秩序。作为“星神”的“太一”，就是这至高无上的“帝”，应该也具有至上神的身位。

四是“神名”说。神名“太一”首见于《楚辞·九歌》，其中有“东皇太一”一篇。再见于宋玉《高唐赋》之“醮诸神，礼太一”，以及《鹖冠子·泰鸿》：“泰一者，执大同之制，调泰鸿之气，正神明之位者也。……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调以宫。”稍后的《史记·封禅书》云：“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这里的“太一”显然具有至高人格神的位格，却不是一神论的God，因为他手下还有五帝、百神作为他的助手。《史记》的说法使“太一”与殷商甲骨中被无数次提到的“帝”联系了起来。见于殷契卜辞，祭祀的对象除了“帝”，还有“五帝臣”“帝五臣正”一类的辅佐之神，以及日月、山川、贤圣、祖先等。周代彝铭上也提到“唯皇上帝百神”一语，分明是一至上神与众多半神（demigods）兼而有之。饶宗颐先生认为这种体系属于heno-theism，近于印度韦陀时代的宗教，[311]他指出：

殷代的最高神明是帝，帝是自然的宇宙主宰。……卜辞每言燎土是祭地，与蒿之祭天，都是事上帝之礼。其时所谓上帝是最高级别的宇宙神，实际包有天地而统摄之。[312]

显然，殷代的“帝”和出现于晚周的“太一”指称的是同一个作为“整体大全”（pletewholeness）的包有统摄天地万物的至高人格神。

“太一”在殷代也被称为“大乙”，丁山先生认为商汤之号大乙即《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他说：

日行东道，名为甲乙，则商人自可尊大乙为东方大神。可是，东方的大神大乙，汉以后人颇多写作“太一”或“泰一”。[313]

此“大乙”或“东皇太一”似乎又与日神及日的运行有关。

李零认为“太一”即《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他推断“太一”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是一种兼有星、神和终极物三重含义的概念。[314]

再向上追溯，据说夏禹得之于天启，后来又由箕子授武王的《尚书·洪范》篇，其中有“皇极”之说，“洪范九畴”之五曰“建用皇极”。方东美先生断言：

“皇极”一辞，质言之，实指“太极”，以“太”或“大”释“皇”，自无疑问。盖“伟大”之涵德，商周之人皆奉为秉承于“天”或“上帝”。……《周书》第三十二篇《逸周书》之谓“正及神人曰极；世世能极曰帝”，意即“上帝”也。[315]

“皇极”即“太极”，也即“泰一”或“太一”。《舜典》谓之“昊天上帝”，《诗经》谓之“皇矣上帝”。华夏上古确实存在一个贯穿三代乃至三代以上的以“泰一”或“皇极”“上帝”为根本或核心的宗教体系。方东美先生对此加以描述道：

据古代史官与各派先哲所述，殷人及其先驱宗教情绪至为强烈而浓厚，笃信精神真实存在，一切神灵，统之有宗，尊卑有序，凝成一大立体结构，表现实在之精神性或精神之实在性，而以“昊天上帝”“皇矣上帝”监临万有，统摄一切自然界及人事界之全域，藉旁通交感，以谋致生命整体之臻于至善。[316]

然而，方东美先生感叹，如此辉煌悠久、精奥博大的华夏上古宗教体系，“其中所隐含之思想，既非一套诠表明晰之哲学，所需文献亦不足征，无法据作论证而证立之；亦非一套神话抽样，盖一切系统神话，除印度与希腊传统外，概属后起而晚出；只合视为一种宣露品性善良之宗教信仰，其意义多发诸系统化之祭礼”。[317]

方东美先生的说法既令人扼腕浩叹，也足以让人生起极大的疑心。难道所谓“太一”不过是一些神话碎片的拼凑？抑或是幼稚蒙昧的原始思维臆想的一个玄学怪物？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线索，让我们能顺着迷离的神光，找到华夏远古宗教世界的全景和真相吗？

还是丁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期就借助上古域外文明作为考据之第三重证据，卓有远见地为我们开启了一扇探索之窗。他在《宇宙大原在泰一》一文中大胆推测，礼记之“大一”、周易之“太极”、老子之“道”，以及屈原《天问》所问之“遂古之初”，皆指向同一宇宙大原，而“老庄宇宙本体论与屈原思想完全一致，都发源于楚使倚相所读的三坟，也即是印度的三韦陀”。他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中援引日本高楠顺次郎博士对韦陀《创造赞歌》之概述（引文见前）。

丁山先生于是依此推论：

这个“唯一”宇宙大原，不就是《道德经》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系辞传》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四象、八卦”吗？由是言之，宇宙大原在大一，大一思想的根本在韦陀。[318]

随后，精通梵文，跟从印度婆罗门学习过韦陀原典的饶宗颐先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梨俱韦陀》之《创造赞歌》，其中表现着极浓厚的高度一元论思想：

如TadEkam（thatone）观念的出现，正如我们的“太一”，此歌开头便说“太初无无，亦复无有”，有点像老子一派主张“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太一观念，在战国以后已经神化了。[319]

但饶宗颐先生以为韦陀中的“彼一”是纯理抽象的高度一元论哲学，所以属于晚出，似乎不应与神化的“太一”相混淆。

至此，这扇刚刚开启的天窗就再也没有人去叩问了，丁、饶两先生的探索便也成了绝响。

斗转星移，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楚简。在这批竹简中，有先秦道家文献两种四篇，即郭店《老子》甲、乙、丙三组和一篇被命名为《太一生水》的道家轶文。《太一生水》篇为“太一”研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很多学者认为，《太一生水》和《老子》在思想上有极大的关联。李学勤先生认为《太一生水》是对《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引申和解说。[320]陈伟先生认为《太一生水》的内容可以分成三部分，“依次与传世本《老子》第四十二章、第二十五章和第七十七章对应，似为阐述《老子》这几章大义的传”。[321]邢文先生认为，《太一生水》及丙组《老子》不是合抄的两篇文献，而是内容连贯的一篇文献。[322]谭宝刚先生更进一步推断《太一生水》是老聃遗著，是我们没有见过的老子轶文，其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周礼尤其是周公旦的思想。[323]

关于《太一生水》篇中的“太一”的性质，学术界大致也有两派意见。一是宗教神话说。李泽厚先生认为，“太一”之名来源于神话或原始巫术仪典，即宗教上的神。[324]萧兵认为，《太一生水》是神话学的产物，太一就是太阳神或天帝。[325]二是自然哲学说。谭宝刚先生认为，由于作为抽象哲学概念的“太一”具有至上性和绝对性，使得它走上了神学的领域，遂被后人发展演绎为神名“太一”[326]。持这派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哲学上的“太一”是首先出现的，并且就始于《太一生水》。

本章重拾丁山先生、饶宗颐先生的坠绪，借助上古域外文献也即韦陀诸经这一参考体系，对“太一”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说，试图将“太一”放在上古精神世界的全景中去作一种“以古释古”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