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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第1页）

结束语

宗白华先生早在《美学散步》里就已提出了考察中国古代文艺应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人生观联系起来的观点；另一位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也曾指出中国古代文艺观与审美直觉的联系。这对于后人把握中国古代文艺的特征和研究比较诗学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历史出现过曲折，两位大师也都有过坎坷的经历，然而，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随波逐流的水上，而是镌刻在以宏大宇宙、广阔心灵为背景的美学殿堂里。如果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是康德哲学得出的结论，那么，“位我上者灿烂星空，美的律令在我心中”，则是两位熔铸了我们民族文化的美学大师用生命写出的诗句。哲人已逝，爝火会永远不熄！

本书力图按照两位美学大师提示的思路在佛、庄、玄、禅、诗这个大系统内考察诗与禅的关系，力图在将佛、庄、玄、禅、诗还原为具有普遍性的心理体验的基础上，理出一条自觉的审美意识发生和发展的线索。这里有印度佛学的知性思辨、宗教意志与庄学“天人合一”观、玄学适意会心人生观的冲撞和融汇，有禅学对超然心态的高扬，也有诗人审美自觉的发生发展以及审美理解的建构。尽管文化史绝不那么井然有序，但也绝不是那么杂乱无章。由于它总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下以追求人的自由为轴心向四处辐射、展开，我们就有可能把握它发展的基本脉络。当然，进行这项工作既带给人“寒树依微远天外，乱流明灭夕阳中”的困惑和惆怅，也带给人“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的喜悦和快慰。看来，文化史只能也总是这么调皮地伴随着每一个苦苦地思索它的人。西塞罗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翱翔太空看到了宇宙的美丽，他并不感到幸福；只有当他回到地面向人们讲述美丽的宇宙时才会感到幸福。然而，宇宙的美丽是可说的吗？那瞬间的愉悦是可以传达的吗？何况，自以为看到了它的人也许并没有看到它，即使看到了，也没有一支可以绕不可言说的美丽而盘旋的笔……

我表达了想表达的吗？说出了不可说的吗？不知道。

也许，最终要回到禅的态度：

如剑掷空，莫论及与不及；

抱瓮灌园，哪怕“雨淋头”！

[1]〔美〕卡尔·桑德堡《窗》。参见郭沫若《英译诗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2]〔宋〕普济著，苏渊雷校点，《五灯会元》，中华书局1984年版。世尊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3]一般称印度禅学为“印度禅”或“如来禅”，达摩至五祖弘忍的禅学仍属这一系统。六祖慧能以后的禅学为“中华禅”或“祖师禅”。

[4]转引自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5]〔印〕德·恰托巴底亚耶《印度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6]《相应部经典》第五卷，参见《增一阿含经·四谛品》第二十五。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7]转引自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8]转引自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同上。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1]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谟”句意谓为天下定大计、筹远谋而及时昭告人民。

[12]丁福保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3]方玉润《诗经原始》。

[14]《诗经·桑中》作者译。

[15]《文心雕龙·物色》，引自〔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16]《诗经·蒹葭》作者译。朱熹《诗集传》云：“伊，不知其何所指。”我们不能把“伊人”狭隘地释为“恋人”。

[17]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

[18]《诗经·静女》作者译。

[19]《诗经·月出》作者译。

[20]转引自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21]转引自金克木《比较文化论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

[22]参见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4]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6]《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27]《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28]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9]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30]金冠等编《气功精选》，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