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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第2页）

陆若勉阿姨的阳台外面有一个树木茂盛的花园，枝叶把阳光筛漏成铜钱大小的光斑，闪闪烁烁，令人遐想。陆阿姨自豪地说起她当年如何在军事训练中夺得状元，便又唱了起来：“脱去旧衣裳，换上新军装，今日积极练兵忙，明日上战场！”

高敏阿姨离开上海到云岭参加新四军是在1939年初，那个日子她记得很牢，是2月巧日。高敏阿姨也是乘船离开上海的，却不是装扮难民，而是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宣传队，队长是爱国民主人士吴大馄，副队长即是地下党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杨帆，那时他的名字叫尹扬。

当时的高敏仅16岁，是沪北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性格活泼开朗。上海沦陷之后，她的家搬人了租界，有半年多时间学校都开不了课。小高敏怀着抗日救国的满腔热情到伤兵医院当小护士，又参加业余读书会和歌咏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七君子的爱国正义举动。警察来驱赶游行队伍了，她和伙伴们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弄堂拐小巷，眨眼便没了人影。有一天，歌咏队的负责人宣布，要组织流动宣传队到前线慰问演出，可自愿报名，每人交20元钱。小高敏高兴得立即跳起来报了名。宣传队秘密地排练了许多宣传抗日的节目，譬如《放下你的鞭子》、《大刀向进行曲》等等。出发前，他们自愿结合成三两个人一组，装扮成普通的乘客上了船。高敏与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同志一起，扮成舅舅和外甥女儿。船出吴淞口，日本人同样要上船检查。小高敏有点紧张，“舅舅”便悄悄叮嘱她：“自然点，不要怕，我们是去亲戚家。”

流动宣传队到了温州，一边演出一边赶路，却在半途被国民党拦住，将他们一队人送到了上饶，那里是第三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怎么办？大家心里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随身带了许多上海各界人士捐赠给新四军的物品。吴大现和尹扬要队员们耐心呆在旅馆，不要拿进步的书籍出来看，不要唱进步的歌曲。他们两人便去跟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谈判。那段日子着实难熬，天天有国民党特务到旅馆来探听口风，他们总是缠住年纪最小的高敏，变着法儿套她的话。高敏这一路下来已有了经验，横竖不说“云岭”二字。二个星期后，第三战区司令部终于放行了，让他们到宣城去慰问国民党的军队。离宣城不远的太平县驻有新四军的留守处，几次三番派战士送邀请信给宣传队，请他们去太平演出。队长便跟国民党将官商量：“人家这么盛情，不去不妥吧？现在国共合作，也该去慰问一下呀！”国民党将官没有理由拒绝了。为防夜长梦多，宣传队当天半夜便启程，悄悄上了条木船，沿青弋江北上直抵云岭了！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命令尾追着他们而到，命令他们立即去国军50军团慰问将士。是留是去？严峻的选择摆在每个宣传队员面前。

“当时我没有一点犹豫就选择了留下，其实在离开上海时心里面就存了这个念头了！”六十多年过去了，高敏阿姨依然是娇小玲珑的模样，面容清秀而安详。16岁的她在人生的岔道口决然选择了一条艰难坎坷而又美丽光明的道路，她成了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八队最年轻的学员。

高敏阿姨透露了一个信息，当年她离家从军时乘的那艘轮船上还有一支上海市红十字会医疗队，左英就在那支队伍里，当时的左英已是地下党员了。

左英阿姨的家位于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上，然而你与她谈话，感受到的却是超凡脱俗的恬淡。左英阿姨腿脚不方便，说话也不方便，然而她神情中丝毫没有受过重创之人的沮丧与怨艾，是余霞一般的热情与明丽。

“敌人已经打来了，面临当亡国奴的命运，抗日救国的责任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肩上，如果我们不担负起救国的责任，难道还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子孙去担当复国的重任吗？”左英阿姨说这话时，语气非常庄重。

左英少年时代在南市西城小学读书，东北流亡学生到南方请愿，就住在她们学校的礼堂里。东北学生给小学生们做报告，讲日寇如何残杀活埋了他们的父母。东北学生唱流亡三部曲，唱得声泪俱下。左英她们一班小学生都哭了，还安慰东北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不要哭啊！”左英少小的心中激起了爱国优民之心。后来，左英考上仁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她参加了职业界抗日协会，不久便人了党，成了仁济医院地下党的负责人。当时，仁济医院的地下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宣传进步书刊，到难民署作防病工作，到纱厂夜校普及战时救护知识，募集支前药品和寒衣等等。由于左英学习成绩优秀，仁济护士职校的英国校长希望她毕业后留院工作。校长找她谈话，对她说：“你们中国现在是灾难深重，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只有上帝的天国才能救你们。你就留在这里工作吧！”左英答应留下，心中暗好笑：校长并不知他恰恰留下了一颗共产主义的种子。

因为新四军组建之初急需医务人员，上海地下党便部署医务界的党员动员医务人员参加新四军。左英动员了上海宝隆医院8位年轻护士去安徽云岭，可她们走了半个月，却有消息传来，这8位护士在温州被国民党抓起来了。左英十分着急，她觉得她有责任营救这8位同志。左英的大姨是东吴大学的法学士，在国民党立法院工作。左英想通过大姨的关系去营救她们。左英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组织批准了她，她便以护士身份参加了赴前方慰问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登船前往温州。

左英赶到温州才知道那8位护士已经在新四军办事处的多方交涉而被国民党释放了，左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然而这时她自己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国民党温州市党部对上海红十字会救护队产生了怀疑，拟要拘捕全体成员。上海已经回不去了，新四军办事处当机立断，星夜派人将他们送往云岭。就这样，左英来到了群山环抱中的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教导队，开始了她戎马控惚的战士生涯。

左英、高敏、沈爱萍、陆若勉，包括我母亲等一批女八队学员应该说还是很幸运的，她们在皖南事变以前就离开了云岭。沈爱萍去了江北新四军四支队；陆若勉去了江南新四军支队；高敏和左英先是留在皖南军部军医处工作，皖南事变前一个月，她们跟随后方机关先行撤退到了江南。这以后，她们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着、战斗着。她们是女中英豪，她们以后的故事是这篇短短的文章书写不尽的。

而教导队女生八队中有一部分队员因工作需要跟随新四军军部行动，不幸遭遇事变，她们的经历更是泣鬼神惊天地，令人**气回肠。

我有幸采访到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后来从上饶集中营突围出来的毛维青阿姨，却实在难以将那一段残酷的血腥的经历与眼前这位衣着得体神情坦然言语爽利的老人联系起来。

抗战期间，沦陷的上海活跃着一支赫赫有名的煤业救护队，他们赴前线救护伤兵，为军队运送慰劳品，输送伤员转往内地养伤，辗转接运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伤病员和上海“难民”，并把上海各界民众支援新四军的大批医药、器械、印刷设备、技术力量源源不断地运到新四军皖南军部。至1938年初，在新四军领导项英、周子昆等人的关怀下，上海煤业救护队二百多人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毛维青就是跟随哥哥毛中玉参加了上海煤业救护队来到皖南的。毛中玉是一位音乐家，参军后，他在教导总队任俱乐部主任，而毛维青则成了女生八队的学员。在八队集训了一段时间后，政治部干部科长找毛维青谈话，要调她去学速记，当机要员。她高兴地跳了起来，从小就爱读反间谍小说，她渴望成为一名共产党的“间谍”。学了半年速记后，毛维青便被调到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工作，和她同去的还有施奇等4人，她们是新四军第一代女机要员，在当时来说真是“天之骄子”了。皖南事变发生前一个月，军部原是决定让她们跟随后方机关先行撤退的，但她们坚决不肯离开军部，她们年轻的胸膛里鼓胀着战斗的**，她们是那样的单纯，哪里会预料以后的遭遇呢？

激战开始了，毛维青向党中央发出了军部首长的最后一个电报，便将密码本一页一页的烧毁了。硝烟四起，弹飞如雨，几天苦斗之后，他们被逼进一个小小的山冲石井坑。毛维青已累吐血，哥哥毛中玉还来探望她。可是不多久，毛维青就听到哥哥壮烈牺牲的消息，她已经没有眼泪，只有愤怒！毛维青在山洞里躲了几天，下山时仍被埋伏着的国民党士兵抓捕，关进了上饶集中营。新四军军部的四位女机要员中，只有一人突围出去。

当我问起她们在上饶集中营里的情况，毛阿姨沉默良久，那可能是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页。传说上饶集中营有“金木水火土”五种酷刑；金―铁钉；木―老虎凳；水―辣椒水；火．―烙铁；土―活埋。听着便令人毛骨惊然。

毛维青阿姨说：“我还算命大，越狱出来了，可施奇她们呢……”

施奇的故事我很早就听说过，她被赞誉为新四军的“丹娘”。施奇原是上海纱厂的女工，也是随上海煤业救护队一起参加了新四军，曾任教导队八队九班班长，后来与毛维青一起调任军部机要员。施奇落人敌人魔掌后遭到敌兵的**，身染重病，气息奄奄。国民党特务以替她治病作诱饵劝她自首，被她拒绝。与其丧失人格地活着，不如去死！当她得知了同志们的越狱计划后，她激动地拉住毛维青的手说：“带我一起走吧，要能从这个人间地狱出去，便是死在路上，我也甘心啊！”可是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们的，随即道：“不，不要管我，你们快走！你们出去后，把我的遭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我报仇……”毛维青她们越狱之后，敌人将施奇活埋，当泥土埋没了她的下半截身体，她仍坚定地说：“决不投降！”直到她尚能最后呼吸时，还用微弱的声音喊：“共产党万岁！打倒投降派，打倒国民党！”

施奇在送给她男友的照片后面写着：“我们一面担负起救亡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天职，一面在这炮弹之下锻炼成一个健全的斗士。朋友们请努力吧！”

毛维青阿姨深情地说：“我为我们女生八队而骄傲，八队的女兵们没有一个叛变的！”

与沈爱萍、陆若勉一起乘船去云岭的上海大学生章辅，在八队学习一段时间后被派往津浦路东的五支队工作。在一次反动地主武装暴动中她被捕了。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逼她供出新四军活动的情况，章辅却愤怒斥责他们破坏抗日的卑劣行径。敌人惨无人道地将她赤身露体地游街，并用刀一块块地割她的肉。章辅骂不绝口，终于倒在血泊之中。

教导队女生八队中还有一位与高敏一般年轻的L海姑娘叫张洁亚，学业结束后她被派往新四军三支队做会计。在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她受了重伤，想到自己身上背着部队的军炯和财务账册，万不可落人敌人之手。于是她忍着伤痛，挣扎着爬到隐蔽处，将军晌与账册藏进草丛深处。随后，她又爬呀爬呀，尽量地远离军晌和账册的掩埋处。她却因失血过多，牺牲在半途中了。

在云岭，在皖南事变殉难将士纪念碑的山脚下，排列着记叙英烈事迹的石刻，有一块上刻着“百妇崖”；皖南事变爆发后，有七位新四女战士与主力失去了联系，她们结伴后辗转突围，来到任县南容乡高坦村后约四五华里的百丈崖附近隐蔽。当时，国民党军大肆搜山，发现了这七位女战士，便迅速包围上来。女战士们边躲边撤，与敌人在山上周旋。最后，她们来到百丈崖的顶峰，望着眼前黑压压的敌人和身后的百丈悬崖，为了维护新四军战士的威名，为了不受敌人的凌辱，她们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投人敌群，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当地老百姓为纪念这七位新四军女战士，将百丈崖更名为“百妇崖”。

还有比这些女战士更圣洁更美丽的吗？

还有比这些女战士的人生更璀璨更绚烂的吗？

当我陆陆续续写下这些凌乱的文字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