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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公民概念在中国（第1页）

第二节公民概念在中国

公民概念，今天几乎是一个国际社会通用的概念，但这并不见得每个国家都在同一含义上使用公民概念。公民概念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特殊历史或阶段，影响着人们对公民概念的理解和运用。公民概念被中国社会接受的历史并不长，但却是一个足以影响中国社会生活的过去、现在及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近代以前

从词源学考证，汉字的“公”和“民”都分别有着丰富的含义。“公”和“民”连在一起组成的新词，是近代以后才出现。“公民”一词是舶来之物，它最初进入中国人的政治语汇的时间应该是在20世纪初，大致是出现在近代文人志士介绍西方宪法的著作中。诚如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西方之外，从来就不存在城市公民的概念。”

中国传统社会，以“民”为核心的相应政治关系中，政治人格并没有独立的彰显。在朝堂，占主导地位的君臣关系，完全是一种依附关系。在民间，传统社会中宗法组织内部俨然是一个小社会，族长、家长握有支配财产、执行族规家法、决定同族人公共事务的大权，同时，也能够和政府管理衔接，“往往把监督族人完课税、服役、承办官府事务作为自己的要务”，极难提供现代公民可资发育的土壤温床。缺乏民主政治、没有独立的个人地位、森严的封建等级，是造成近代前中国公民概念缺失的主要原因。于君，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是实行皇帝专制，民主政治无从产生。偶有圣贤明君重视人民，也只是民本思想的短暂流露。于民，公民无须享有和行使政治权利，只需做一个安分的守法主体、一个顺从的义务主体即可。

个人没有独立的人格，更不能享有独立的公民地位。见微知著，在传统中国，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族组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典型的“家国同构”；个人自由必须依附于家族才有文化合法性，才能生存，才能有地位。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个人本位的公民难以生成。

封建等级制，严格锁定了所有人的身份，公民概念、公民思想无从产生。中国古代社会，一切奉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奴婢、奴才、臣子、臣民等等，都遵循的是严格的等级界限，每一等级不可逾越。三纲五常顺民教育的长期教化，侵蚀了人的心灵，使得民众自愿安于这种等级划分，并习惯成为顺民。

二、从臣民、国民到人民、公民

（一）臣民到国民

中国近代史上的立宪运动，是从清朝末年开始的，标志事件便是在内外交困和各方压力下，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作为预备立宪的纲领。但该文件仍未脱离两千多年来的君臣关系的影响。《钦定宪法大纲》的最后专章象征地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但所有的“民”均被称作“臣民”，仍需要接受传统的三纲五常的约束。

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革命压力之下，企图力挽颓势，于1911年10月30日仓促出台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无论这部宪法性文件是否可信，当时的摄政王、身为皇帝生父的载沣在形式上“还装模作样去太庙宣誓拥护”。《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不再出现“臣民”，而采用了“国民”的提法，但也仅在第7条规定：“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除此之外，通篇不提人民或国民的权利和义务。

尽管在中国近代立宪运动史上，《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一直被后人视作清王朝“假借立宪之名，行抵革命之实”的招数，但法律文件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却是在这一过程中悄然完成的。通过明文表达，至少清王朝意识到了形式平等的重要性，显示了一定的历史积极意义。

当然，法律文件采用“国民”这一词汇，并不代表它在中国的最早使用。大量文献论据表明，近代中国的文人志士在呼吁立宪、设立议院时，在传播西方宪法思想和著作时，就已经开始使用“国民”一词。学界人物的宪法语汇被官方接受，说明清王朝深感立宪之必要，虽然为时已晚。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提出了君臣、君民、官民以及君子与小人等概念，并且以此规范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当我们接受“国民”这一外来词汇时，也就意味着中国社会对政治关系产生了全新的认知。

（二）“国民”与“人民”同时使用

现在能够考据到的、最早把西方的“”翻译成中文的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他在1864年出版的译作《万国公法》中翻译为“人民”。“人民”一词在丁韪良的解释中具有丰富的内涵，诸如，人民是有一国国籍的，不仅是承担义务的主体，也是拥有广泛权利的主体。这一基本的“人民”内涵，后来被知识界广泛采纳，并逐渐出现“国民”“公民”等不同表达。

政治词汇的出现及阐发，持续地反映出中国传统臣民观、国家观的变迁，这些思想也不断被知识界以及统治集团所借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的阐释，及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对中国政治实践的尝试。梁启超曾经对“国民”给出了新的阐释，认为“民”比“国”更为重要：“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1901年，梁启超又撰文指出：“国家对于人民，人民对于国家，人民对于人民，皆各有其相对之权利义务。”

其后，辛亥革命之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光大辛亥革命之胜利成果，以及限制日后上台的袁世凯，临时政府于1912年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庄严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可能是因为《临时约法》的颁布过于仓促，除该条款之外，在规定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全部使用的却是“人民”一词。

“人民”究竟何指，《临时约法》也语焉不详。考虑到当时的现实，临时政府在随后出台的《选举法》中，亦规定了种种限制人民选举权利的财产条件和教育条件，例如，“只有具备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和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在选区内居住二年以上，并具有小学毕业文化水准，才能享有选举权。”至于针对被选举权，更是设置了种种限制，印证了临时政府所谓的“人民”，是对有产者的称谓。因此，有学者对《临时约法》所使用的人民概念作出阶级分析，认为“实际上它所指的只限于资产阶级本身，而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在内”。

1913年，经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中，则更加明确地规定了“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这是首次认定国民资格。而在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上，则沿袭前文件使用的“人民”。以后，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皆依此作出了“人民”和“国民”的相应规定，体现了“人民”和“国民”的称谓在这一时期的并用。

此后，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及民国政府后来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和更晚一些的《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均是大同小异，都以“国民”指称国家权力的归属主体的每一分子，以人民概称权利义务主体。相对地，只对人民和国民做了细微的区分。可以肯定，民国时期，国民的整体范围与人民的范围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国民表现的是个体，而人民表现的是集体。这就为公民一词的接受，做了前期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