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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泥之判（第1页）

3?云泥之判

将石崇与王羲之这两个绝对不相同的人物合而叙之，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园林情结。在石崇曰金谷，在王羲之曰兰亭。而金谷与兰亭则纠缠着太多的中国古典园林的是是非非。

中国古典园林是饶有书卷气的“文人园”，是一种特殊的建筑艺术。近代，将园林之盛与六朝风流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仅见吴世昌先生《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义理兼赅，一新耳目。当然，如吴先生“至于私家的园林，却是魏晋以后才兴起来”诸说，我不敢苟同。但吴先生提出了这一命题，是极富创见的。杜牧之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现在，让我们透过这烟渚月廊、朱阁花径，去领略六朝“旷达”“风流”之致及隐藏于其中的深刻内涵，从园林这个独特的角度去解读石崇和王羲之。

我国园林历史悠久，古代所谓圃、囿、园、苑为其滥觞。秦汉以后，园林渐渐讲究藻饰华丽，飞檐斗拱，变为统治者的“专利”了。如秦始皇筑秦宫，跨渭水南北，覆压三百里。汉武帝营上林苑、甘泉苑，溢彩流丹，飞泉急湍。梁孝王建兔园，开叠山之先河。魏曹丕造芳林园，台馆富丽。这都是宫廷园林之荦荦大者。

在汉代，由于士大夫阶层对山水之美的认识和欣赏，一些大官僚家出现了私家园林。把山水林壑移到居处来，便可以朝夕晤对。泉石置于眉睫，溪流绕乎阶除，并且时时觉得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如巨富袁广汉于洛阳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养禽兽其间。又司农张伦造景阳山，吴人茹皓叠南山佳石，引泉莳花，均为园林史上之佳构。最著者为梁冀，他多拓林苑，西至弘农，东至荥阳，南入鲁阳，北到河淇，周围千里。《后汉书·梁统（附梁冀）传》对此有详尽的描述：

堂寝皆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柱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锁，图以云气仙灵。台阁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像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后汉书》载，梁冀是“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的。这当然需要“富可敌国”的本钱和呼风唤雨的权势，在建筑艺术上则继承了宫廷园林的风格。汉末时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隐逸之士，或修禅大壑，或采药深山，青山白云，一庵翼然。这却是另一类风格的私家园林了。在这样两种渊源分流的背景下，产生了千古名园金谷和兰亭。吴世昌先生指出：“我们现在所习知的（私家园林），在北部有河南的金谷园，在江南有会稽的兰亭。假使就拿这两处为中心，我们可以把洛阳的寺宇，归于金谷园系统之下，因为北魏洛阳的寺宇有许多是当时的权贵舍宅所立，而那些所舍住宅里面的楼亭布置，当然要受洛阳附近的金谷园的影响的。在南边，我们可以把东晋名流的别墅归于兰亭这一系统之下，因为参与兰亭盛会的，在财力上，在知识上，在趣味上，都是有资格自筑园林的。”我以为，吴先生所举虽稍嫌截然，（其实，从金谷到兰亭，是园林嬗变的一个过程，下文将要论及。）但切中肯綮，金谷、兰亭实在是两类不同风格之典型园林。而这种不同，有地域的因素，也有社会和思想的因素。

与金谷园联系在一起的是石崇的《金谷诗序》，与兰亭联系在一起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两序都是三百余字，平心而论，都不失为骈散结合，叙事、写景、抒情融为一体的优美散文；从文章学的角度看，《金谷诗序》较之《兰亭集序》也毫不逊色。但是现在石崇《金谷诗序》已差不多被人遗忘了，而王羲之《兰亭集序》却以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一件带神奇色彩的作品而使人津津乐道，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代还引起了一场热烈得连“伟大领袖”都参与进来的“兰亭论辩”，尽管兰亭真迹早在唐代初期就已经在扑朔迷离之中，流传的都是摹本和碑刻拓本。当然，金谷的名气也就远逊兰亭了。追溯其原因，除了王羲之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宜乎《兰亭集序》流传千古，使兰亭增色，还有别的因素吗？

金谷聚会前于兰亭聚会五十年。其实，在当时，金谷的声名远较兰亭为大。关于《昭明文选》未曾收入《兰亭集序》，古来曾有种种臆测，我以为并不能摒弃兰亭集会的影响在当时并不太大这一原因。支持我的一个有力的证明是《世说新语·企羡》所载：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

的确，《兰亭集序》从布局上先点明时、地，再铺叙景物，兼及人事，最后以感叹作结，以《金谷诗序》为范本的痕迹极为明显。我以为，王羲之不但欣喜自己的文章能比美前人，而且宴集盛事能踵武金谷遗踪，这实在也是他所神往的。“欣色”二字就表明了书圣的心声。而王羲之的这一心理状况从一个侧面也说明金谷宴集的显赫声名了。

地以文传，这是中国这个爱好人文艺术的国度的一个带普遍性规律的现象。岳阳楼然，滕王阁然，兰亭亦然。而对于现在金谷和兰亭声名的变换和倒置，我总不满足归之于“地以文传”这一普遍规律。况且透过历史的迷雾，我们将冷峻地发现，在金谷和兰亭的背后还存在着人格的园林艺术本体的较量。而正是这些内涵引导着我们向极富魅力的历史问号中探寻。

金谷涧，一名梓泽，位于西晋都城洛阳北郊。发源于黄河南岸的金水蜿蜒而过，在洛阳附近注入谷水。就在这金水和谷水的交汇处，石崇营建了他的别墅金谷园。

据石崇自己在《思归引序》中描写，“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伎，颇有秦赵之声。”真是人间仙境！需要指出的是，自石崇败亡后，金谷园即荒芜，至唐代已**然无存，故正面描述金谷的文字是阙如的。但《晋书·石崇传》有“登凉台，临清泉”语；干宝《晋纪》有“绿珠楼”的记载；石崇的朋友如枣腆《赠石季伦诗》云：“朝游清渠侧，日夕登高馆。”曹摅《赠石崇诗》：“美兹高会，凭城临川。峻墉亢阁，层楼辟轩。远望长洲，近察重泉。”可知金谷园画栋雕梁，层楼高馆，是典型的宫廷建筑风格。我们从园林建筑史的角度考察，古典园林分宫廷和私家两大类型，又分北部和南部两大风格。实际上，北部园林多仿宫廷园林，费资巨万，富丽堂皇。如石崇以前的私家名园中梁冀园和袁广汉园，二园都在洛阳，与金谷毗邻，必然在建筑风格上对金谷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上对金谷建筑风格的揣想还是合理的。石崇就是在这宏丽的庄园里举行了文酒之会，留下了《金谷诗序》。

《金谷诗序》存于《世说新语·品藻》注、文选李善注及《水经注》，其中以《世说新语》注所收最长而又较完整，其全文如下：

余以元康六年，为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为其备娱目欢心之物。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往送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具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序文记载了金谷宴集。元康六年，四十八岁的石崇以征虏将军持节监青、徐诸军事衔出镇下邳，在赴任之前，友人齐集为其盛宴饯别，同时兼为将以国子祭酒赴长安的王诩送别。王诩是清谈家王衍之弟，亦系名门望族。《晋书·石崇传》说这次送别宴集“送者倾都畅饮于此”。宾从应该是很盛的，但现在可考者只有苏绍、潘岳及曹摅了。

金谷之宴是为了送别，然而究其本质是统治阶级寻欢逐乐。观其序文，一则曰“备娱目欢心之物”，当然指水陆珍馐，声色歌舞；二则曰“昼夜游宴，屡迁其坐”，亦即宴会接连几天，换了好几个楼馆，胡天胡地；三则曰“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简直是歌吹沸天了。参证以潘岳《金谷集作诗》：“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欧阳建《答石崇赠》：“纵酒嘉宴，自明及昏。”当年，金谷园中那种醉生梦死的饮宴可以想见，不独此次饯别石崇为然。

魏晋六朝是统治阶级豪贵日益腐化的时代，他们贪鄙成风，豪侈成性，穷奢极欲，荒**无耻。他们的所谓庄园，所谓文酒之会，常常就是其挥霍无度的场所。曹丕《芙蓉池作诗》云“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最后写出游园目的“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已透露出个中消息。西晋建立以后，司马氏集团“新平强吴，美宝皆入，志盈心满，用长欢娱”，在物质享受方面更是“前无古人”。如武帝司马炎的女婿王济，“性豪侈，丽服玉食”，他嗜吃“蒸豕”。这种食物“肥美异于常味”，连司马炎吃了也称羡不已。其实王济是叫奴婢们用人奶喂养小猪，杀了吃时又用人奶来蒸煮。他的饮食器皿一般都用珍贵如玉的“琉璃器”，称为“玉食”。又如“身兼三公之位”的何曾，在食用方面“务在华侈”，“日食一万，犹曰无下箸处”。他甚至与帝王争豪，当司马炎赐宴时，他不吃御膳，而是拿出自己准备好的佳肴来“招待”皇帝。他的儿子何劭，在这方面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用度较老子翻番了。

石崇在这方面较之王济、何曾辈丝毫也不逊色。现在虽然已找不到客观地描述金谷酒会的文字，但从石崇《思归引》中可见一斑。石崇一方面在序中装模作样地说“困于人间烦黩，常思归而永叹”，似乎不留恋利禄富贵，然而又诗云：

思归引，归河阳，假余翼鸿鹤高飞翔。经芒阜，济河梁，望我旧馆心悦康。清渠激，鱼彷徨，雁惊溯波群相将。终日周览乐无方：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

《思归引》是石崇“五十以事去官”之作，诗中的“旧馆”即指金谷园，所以完全可以据此揣测金谷盛况，他在庄园的乐事就是“登云阁，列姬姜，拊丝竹，叩宫商，宴华池，酌玉觞”。《世说新语·汰侈》有些记载，可作“列姬姜”的注脚。石崇拥有成百的婢女，他家的厕所里放着甲煎粉、沉香汁等香料和新衣，经常令十几个衣着华丽的美女为客端香持服。有次刘寔来作客，要上厕所，见有绛纱帐大版，铺陈锦绣，又有婢女拿着香囊侍候，刘寔反身就走，对石崇道歉说：“误入卿室内。”石崇却不介意地说：“是厕耳！”婢女侍厕，这是日常生活；逢到宴集，婢女的命运更悲惨，前述因客人不肯饮酒，而斩杀劝酒的美女，杀婢取乐，真是荒**残暴到令人发指！当然以上并不是指金谷之宴，但是，我们从石崇的做派，从石崇的家常酒宴行事，完全可以揣想到金谷之宴的情况。

金谷园在当时确实是影响极大的，效尤者也不少。陆翽《邺中记》所载石虎的园林，其奢侈更甚于金谷。《洛阳伽蓝记》卷四云：“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其中河间王琛修建了一座迎风馆，亭台高耸，金雕玉饰。王琛对人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

“繁华事散逐香尘”。石崇在华丽的庄园里纵欲荒燕，尽管当时声名显赫，尽管《金谷诗序》也写得声调铿锵，后世总还是不齿于口的。这就是为什么金谷之会和《金谷诗序》遭到历史冷落的原因之一。在这方面，后于金谷之会半个世纪的兰亭之会及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恰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轼曾以冷峻的眼光，评判了历史上这两个著名的文酒之会，说：“本传又云，兰亭之会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季伦，逸少闻之甚喜。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东坡题跋·右军进斫脍图》）一个如鸱鸢扑于草丛，一个如鸿鹄高翔入云，高下判然，发人深省。

如果说金谷富贵典雅，是北部中国古典园林的典型，那么灵秀自然的兰亭则是南部中国古典园林的代表。吴世昌先生曾精审地论断：“中国江南的园林，起始应推至魏晋六朝。”

无疑，魏晋六朝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上层建筑（特别是各种艺术）收获五光十色的时代。随着北部园林富贵典雅的风格成熟，江南私家园林也起来了。《说文》本无“墅”字，而在《世说新语》中“墅”却出现次数颇多，名士们甚至动辄以“墅”为赌，尤可想见有“墅”的人家不会太少。如钱塘朱异“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南史·朱异传》）；徐勉之园林“为培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华楼回榭，颇有临眺之美”（《南史·徐勉传》）；谢安“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晋书·谢安传》）。约略而论，北部园林雕栏玉砌亭台楼阁，以富贵气慑人；而江南园林则借山偎水，粉墙竹篱，以书卷气处世。在北方，只有王侯巨富才有资本建造园宅，而江南则一般士人均有园林，因为“清风明月不用买”，乐得享受四时清景。如陶渊明穷到“寒馁常糟糠”（《杂诗》），有时甚至乞食为生，但他还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因为五柳先生追求的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是一种建筑艺术上的“遗形取神”，也是一场园林史上真正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