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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丈夫（第1页）

闲话丈夫

1。

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有想到过写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小姑子杨晓敏从河南出差回来，拿了一瓶杜康酒给我们，说是那里的一位青年作者送给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读过，可又怎么能平白受酒呢？丈夫却不问缘由地收下，可见是“好酒之徒”！

晓敏告诉我，他们的刊物想约写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有人来采访，东盘西问，会把夫妻间的私事都套去大做文章。多别扭，还不如自己写。于是，竟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这篇稿子。之后，真有些后悔，拿起笔竟无从落笔，太熟悉的人反而觉得没啥好写的。然而，这是非写不可的了。为了那远方的朋友，也为了那瓶杜康酒。

有一天，几个文友突然上我们家来吃饭，我丈夫打开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了个痛快。他这个人从小便是这样，自家再珍爱的东西也舍得拿出来与朋友“共产”。所以，家中的阿婆管他叫“撼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听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是为了悼念两位烈士而取的。两位烈士的名字分别叫钱毅、胡捷。一个在敌人“扫**”时被杀害，一个在攻城中被炮火击中。

他的小名叫“小胖”。据说，小时候“壮实”得可以，曾荣获合肥市儿童健康比赛第一名。可惜我没眼福观赏他那时的尊容，只见过几张模糊的照片，头大头发少，傻呵呵的，一副“翰大”样。如何现在就长成1。80米的大个子了呢？高大，但并不见胖，头发竟变得又浓又密。我站在他身边，只及他胳肢窝，走在路上，倘若挽着手，熟人便笑话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亏如今时兴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弥补一下这种悬殊。

他逢人总是说：“我和小鹰从摇篮里就开始谈恋爱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又一同上山下乡，一同上大学……”

其实，在中学里他是团干部、三好学生，（青年报）上登过大照片，我认识他，他压根儿就不认识我，下乡时，他把头埋在他父亲最珍贵的藏书里，马、恩、列、斯和鲁迅的全集，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毛泽东的著作……连女友陆华都很少说话，哪儿顾及上我这个“小妹妹”，！

陆华她们11个人在山洪暴发时，为抢救粮食、化肥牺牲了，他把陆华与他的通信交给我，只身跳上竹筏，冲出六十多里，去找陆华的遗体，他把他喜爱的毛主席像章佩戴在陆华的身上，却因此成了“反革命”。当时场部“革委会”组织人批判他，我冲进会场哭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那样，他还时时地躲着我，远离集体独自在荒凉的山顶疏伐毛竹林。他躲避我，不和我说话，我找到他对他说：“我偏要和你说话！”

也许，从那时起他才“注意”了我……

陈祖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当代青年》杂志上报道了他考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的经过。读了一年半大学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国留学，在美国又是一年半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了这般的“三级跳”，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爱读书，并没有很大的“野心”。

最初从农场回到上海，他在传染病院当炊事员，我以为他会怨气冲天，但他却干得很卖力，整天乐呵呵的，后来，又当采样工，采集水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他还别出心裁，怕水样不全面，潜到水底取水样。也许因为这些，他又被调到卫生局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当时他则异想天开地想为民排忧解难，认真得近乎迁腐。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他会在那些信件里干一辈子的。他终究抵挡不住读书的吸引力，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随即又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再后又赴美国留学去了。

他在美国读书，我们曾经通过6次长途电话，3分钟，38。70元人民币，或者13美元。爱情比钞票价值高得多。隔着大洋，时差十几个小时，有时我下午挂电话，他那儿是半夜里，话筒里他的声音却非常清楚。

“喂，把你从梦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里，我还没睡呢，在做paper……”

我这才知道他读书读得很苦，每天都要到凌晨两三点钟才睡。两年来，经常吃的是方便面和三明治。他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又瘦又黑，简直比在黄山茶林场砍柴开荒时还苍老，叫人难以相信他是从被许多人想像成天堂的美国回来的。

“我在那儿是拼命呀！”他说。他必须取得最优秀的成绩以获得最高的奖学金，他规定自己要在两年之内完成学业，结果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到餐馆里打了两个月的工，攒下一些钱，便开始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当他返回祖国，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身无分文，连贴身穿的短裤汗衫都没有换的了。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为他买短裤汗衫。不过，他带回来的东西却是够多的，有28箱书，仅寄费就花了三百多美元，还有一千多张幻灯片，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回国时，过海关，海关检查人员看看他的护照问：“回来探亲。”

“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惊，就变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检查了。自费留学回国的，很少，很少！

许多人说他傻，为什么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不把小鹰接出去伴读？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傻，也不是不为老婆想，我了解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

有时，我和妹妹在一起聊天，说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常常要发些牢骚。牢骚发得过火了，他听了就会发怒，会制止我们，会和我们辩论。

“大姐夫，中国共产党不吸收你加入党组织，真是一大损失！”妹妹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他。

从读中学起，他前前后后共打过7次入党报告。

如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党组织的向往，然而，他并不着急。

他现在在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任教，开“当代美国概况”的选修课。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加了许多座位，窗旁门前都挤满了人。我去听过他的一堂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有个学生递条子问：“王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就让同学们猜，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是党员，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回答：“不是。”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但他接着又说：“可是，我打过7次入党报告！”教室里顿时又爆发出更热烈、更长久的掌声。

他是个随和而厚道的人，爱说笑话，有点幽默感。我们和他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弟弟、弟媳、外婆、表姐，是个大家庭。凡是有他在场，家里的气氛总会很热闹。当然，他也有和家人争吵的时候。凡是一时对长辈发了脾气，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去认错。所以，阿婆总夸他：“小胖跌得倒爬得起！”

他爱管闲事，凡有人求他办事，总是尽全力，我常常嫌他“殷勤过度”。自从他留学归来，我们家便成了“出国留学的咨询站”。时常有人来找他，同学、亲戚、同学的同学、亲戚的亲戚，打听如何办理出国留学手续，到了国外应当注意些什么，外国人最喜欢什么样的礼品，等等。他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这类事占去了他许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