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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故乡人 故乡行（第1页）

都是故乡人故乡行

我的父母都是浙江人。我的母亲是浙江嵘县人。故乡行此行不为妒鱼脍自爱名山入判中

李白

1。

火车过了绍兴以后，上下旅客的口中浙东乡音愈来愈浓了。我喜欢这种话音，糯答答，带点鼻音的尾腔。就像舞台上越剧演员的对白。这种话音唤起我心灵深处莫名的亲切感。母亲全无了倦意，熟稳地与陌生客攀叙家常。

“你们到毫噶（什么）地方去呀？”

“余姚云楼乡，扫墓去。老同志你呢？”

“也是扫墓。嗓县刻北乡过村，上虞下车，再换汽车。”车窗外泻进流金般的阳光，填平了母亲眼角密密匝匝的沟壑，双鬓的银丝耀眼地飘拂着。都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近几日天气却格外晴朗，母亲仍坚定地保持老布尔什维克的无神论，不相信有什么神灵的护佑。母亲6岁离乡到杭城读书，如今已过古稀之年，可算得上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了。鬓发虽未尽衰却也是花白，然而乡音怎会愈来愈重？这真是个奇怪的现象。小时候我记得母亲口音全无浙东味，操的是那种混着苏北腔的普通话，每个字吐出来都是扁扁的，不带翘舌和鼻音的。抗战时期以及后来的三年解放战争，母亲是在苏北根据地有声有色地度过的，那是母亲最青春最辉煌的年代。曾经有个时期，那种带苏北腔的普通话是很时髦的，是作为一种光荣经历的象征的。“文革”以后特别是离休以后，母亲操的“官话”渐渐整脚起来，常常会冒出几个正宗的嗓县方言词汇，譬如“毫噶地方（什么地方）”、“社活（如果）”、“边沿头（旁边）”等等。丢失多年的乡音竟会在晚年的记忆中复苏，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早些年外公外婆先后过世时，母亲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回乡送葬。近两年，母亲对镜常常自叹老矣，平常稍有疼痛便疑神疑鬼起来，于是下决心趁腿脚尚灵返乡祭扫双亲坟家，了却一片为人子女的孝心。

隔着走道坐在我们边上的两男两女，都是有点年纪了的，边磕瓜子边说家常话，瓜子壳吐了走道一地。我因讨厌他们不讲究公共卫生，故而注意起他们的言谈。渐渐便听出了他们的关系。他们是两兄弟加两她埋。弟弟早年去了台湾，在那儿成了家发了财，如今衣锦还乡，故而神情谈吐自然比哥哥气宇轩昂了许多。弟媳耳垂、颈脖、手腕处闪闪发亮的东西更是把嫂子比得没有了颜色。也许因为是台胞，列车员对他们乱吐瓜子壳的行为视而无睹。弟弟摸出一包健牌烟给哥哥，哥哥摇摇头说不会抽。弟弟拔出一支硬塞进哥哥手中，说：“这是外国人的烟，尝尝嘛。几块美金一包呢！”他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洋，惟口音没有洋起来，仍是地道的宁波话。于是哥哥木木地接过烟，放在鼻子底下从这头闻到那头。哥哥的脸黝黑并且干枯，像一张老树皮，哥哥穿一身簇新的藏青蓝中山装，显得守旧而不合时潮。看上去那神采飞扬的弟弟倒像是他的儿子。其实哥哥大部分时间只是“唔唔”地对弟弟发表的观感表示漠然的赞同。

忽然那个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弟媳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啧啧啧，看看，看看，这些景致跟30年前的台北一模一样！”哥哥与嫂子随着她的声音把目光转向车窗外，列车正经过一座小镇。我想他们应该解释点什么，然而他们仍是漠然地“晤晤”了两声。

我不知打哪处蹿出一股无名火，我拦住列车员，说：“同志，你们列车上有没有规章制度？怎么可以乱吐瓜子壳呢？”那列车员拿了扫帚来将过道上的瓜子壳扫去了。我知道，那位从台湾宝岛归来观光的女士虽然有点物质优越的据傲，但她说的一定是她的真实感受。也许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点，我才愤感而气恼的？

“旅客们，前方到达的车站是上虞车站，有在上虞下车的旅客请您做好准备……”

听见广播，我和母亲开始犯愁了。我们的行李着实吓人，两只高及人腰的旅行袋塞得实墩墩。上车时有人送，现在只有我孤军奋战了。母亲平时挤一回公共汽车腰就要痛上几日的。我决定马上开始行动，一只一只地把旅行袋挪到车门口。年过不惑，人开始发胖，腰圆体阔的，但与这鼓囊囊的旅行袋相比我还是显得弱小。沿途旅客都以目光向我致以亲切和理解的慰问，回乡探亲嘛。临来前我与母亲将出国留学去的二妹、四妹、小妹留在家中的箱子来了个兜底翻，把那些旧的半新的或者样子过时了的衣服统统塞进旅行袋。母亲扳着指头数了半天，上辈和下辈的不算，单与我同辈的姑表或姨表兄弟姐妹就有19个，每人送一套衣服就得19套了。

火车停靠上虞车站只有5分钟时间，没功夫磨蹭。我只好用力将旅行袋往车门外推。待我们刚走下扶梯，那车轮便缓缓地启动了。

我们母女俩正对着一大堆行李面面相觑，一位面目和善的中年汉子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母亲一见便乐了，他是嗓县县委办的老倪，曾到我家做过客。母亲叫道：“救命菩萨来了。”老倪五十多点年纪，拖这两只旅行袋显得力不从心。毕竟是男子汉，咬咬牙作轻松状，待拖至小轿车前，他已是汗流诀背了。

2。

公路傍着小溪在葱青的丘陵中i行进，不时有红瓦青瓦雕栏粉墙的村落闪烁而过。

山水景貌虽异，仍唤醒母亲星星点点的记忆。母亲说，60年前，她到杭州读书，乘小船沿Il溪入曹娥江，在上虞篙坝登岸换坐火车，回来度假，便在篙坝登船直下，颇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意境。老倪说，抗战期间，刻溪航道淤塞严重。至解放初期，Il溪仅能季节性通航。1958年因山林遭受大规模破坏，水土大量流失。1962年后县境内基本停航了。现在正在进行有计划地疏浚，船已可从曹娥行至三界镇，想来不久便可**了。母亲说，届时非得来重温少女时代的感觉。

车至嗓县县城城关镇时，已近黄昏。

县委招待所门口，伫立着一个瘦高个双鬓略显斑白的汉子。他时而昂首凝视大街，时而搓着双手踱步，很激动很焦灼的样子。当我们乘坐的轿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汉子三脚并两步地跑下台阶，急切而恭敬地盯住车门。待母亲脚落地，他便一步冲上来摇撼着母亲的手喊：“大姐，你果真来啦！”母亲怔忡地望着他，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有时候人想记住的东西却偏偏记不住。高个汉子又是欢喜又是委屈地跺跺脚：“大姐，怎么把我忘了？我是强峰呀！”母亲长而缓地“呵”了一声，想起来了：“强峰，六姨娘的儿子，是你呀！”老表姐弟俩牵着手绕圈子，孩子似的大笑起来。

我焦急地轻声叫：“妈妈，妈妈，你看呀，你看呀。”于是母亲终于停了下来，定睛看去，招待所的台阶上不知何时矗起了一堵参差不齐的人墙，男男女女二三十个人，都眼巴巴笑逐颜开地盯着母亲。刹那间，响起了一片呼叫声：“大姐”“姨娘”……母亲被卷入了亲情的漩涡。她分不清谁是谁，谁是谁的儿女，她只是一连声地应着：“暖暖，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此时此刻，我是那么具体而又深刻地理解了“回”这个字意。根据汉字象形的原理，“回”的本意应该是从原本出发，经过曲折环绕，再到原本的地方。如此看来，“本”，对世界上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其重要并且想甩也甩不了的。无论是有着五十多年党龄的新四军老战士，还是曾经作为败兵溃逃到台湾岛上去的国民党将士。于是我又想起了火车上遇到的那对台胞夫妇，隐隐有些许歉疚，毕竟他们也是回来寻本的呀。

家族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一直是比较淡漠的，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对这个概念极不重视。想想看，父亲甚至将祖宗的姓都丢了，改姓了“芦”。其实我们祖宗的姓与唐太宗一样，挺荣耀的。母亲在家中实行男女平等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让我们五姐妹中有三个跟了她姓王。因此，当我面前突兀起母亲的一个家族的时候，我显得惊惶失措而又激动不已。眼前的这一大堆人中我认识熟悉的很少，大都陌生，然而我又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与他们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密与默契。这也许就是亲情的感觉吧，母亲在家里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因此我就有两个娘舅和三个姨娘。除了大娘舅在上海工作外，其余的姨娘、娘舅都在农村老家生活。至今，在农村的三个姨娘和小娘舅先后去世，母亲在过了古稀之年以后常常为此99悔叹息，要是50年代初城市人口还少的时候把他们都接进城就好了。上海医疗条件好，他们得的病都是可以医治的，谁也没生癌或者艾滋病，他们的年纪都比母亲轻许多。小娘舅死的时候还未讨老婆。故而他留给世间的，除了亲人心中的记忆外，一无所有。二姨娘留下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三姨娘留下了四个女儿，小姨娘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这些儿子女儿们生下的儿子女儿们。除此之外，母亲自己有一个叔叔六个娘舅七个姨娘。于是母亲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我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堂娘舅表娘舅堂姨娘表姨娘，以及更多的堂堂姐妹兄弟表表姐妹兄弟。

这就是家族吗？据1980年出版的《县志》记载：本县家谱，经初步查访，得五百二十部，凡九十六姓。部数以王最多，有五十三部。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未得查阅家谱，不知这五十三部中是否有我母亲王家的一部？

许多人聚在一起除了热闹和制造声势之外，不能说什么体己话，亲眷们都明白这点，蜂拥了一阵，都说大姐你一路上辛苦了，先休息休息改日再谈，纷纷告辞。母亲激动之余要翻腾旅行袋取衣物分送，被我用眼神制止了。在这堵家族的大墙跟前我们带来的旅行袋简直不及两杯土，一路上嫌它们死沉，现在却懊悔没有多带两只来。粥少僧多，况且亲眷们有近有远有疏有密有老有少有的居城镇有的居乡间，所需各不同，倘有分送不周到的，反而会生出些芥蒂来。譬如像《红楼梦》中元春给众姐妹分礼品，单宝钗与宝玉的份数一样，黛玉不就添了一层心病，事后母亲讲我小心眼，她是叱咤风云惯了的人，从不计小节。

亲眷们陆续告辞，最后单留下了胖姑妈和她的小女儿。

排起辈分来，胖姑妈只是王家的远房亲，她是我二姨娘的小姑，就是二姨父的妹妹。我们叫她姑妈，是随二姨娘家的孩子们对她的称呼。前面冠之以胖，是因为她确实长得胖，我估摸那腰身总有三尺半。亲戚虽远，不过胖姑妈的老公生前是部队干部，驻在上海，故而我们与她的联系反而比长居乡间的亲姨娘们密切。胖姑妈的老公是山东人，他离休后可以留上海或到济南去，是胖姑妈执意要回嗓县安家落户的，难怪早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刻领先”之说了。

胖姑妈留下来就是要拉我们上她家去吃饭。母亲说，晚饭县委书记已经邀请了。胖姑妈说，那就明天中午去吃午饭。母亲说，明天中午去甘霖，晚上到蛟镇，后天中午去过村……都安排好了，就不打扰你了。胖姑妈气得脸通红，说大姐你太看不起我了，你道我死了老公连顿饭也请不起了吗？我见她人胖准有高血压，气不得的，便出了个两全其美的点子，我说：“胖姑妈，都是自家亲戚，我们也不客气，每天的早饭就包在你们家吃，好吗，”胖姑妈一听，笑逐颜开。母亲连忙说：“山珍海味不要，就要吃家乡的榨面，在上海天天馋榨面吃。”胖姑妈道：“这还不容易呀，这趟让你吃个畅！讲定了，明日起早天亮我叫海蓉来引你们上我家，没有几脚路，就来冬城煌山脚下。”说罢欢欢喜喜地走了。

嗓县县委有一不成文的规定，凡本籍老干部或在本县工作过的老干部回家乡探亲访友，县委提供住宿与用车，欢迎老干部们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献计献策。嗓县县委是有卓识远见的。晚上，当任县委袁书记在Pi溪宾馆为母亲接风。袁书记三十七八岁光景，正是干事业的好年纪。人果断沉稳，豪爽中不失精细，颇具掌舵者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