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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第2页）

叔叔愁眉苦脸地找母亲商量：“我家里实在腾不出地方给姆妈住。你有没有办法替我搞一间房子，让小充夫妻俩搬出去住，我就可以把姆妈接回家了。”小充是叔叔的小儿子。

“我有什么办法弄到房子？你们局盖了那么多工房，你可以在单位里提出申请嘛。”母亲说。

婶婶说：“我早就催他提申请了。头一次，他说他自己是分房评议小组的成员，不好意思先开口。第二次，他又跟着别人瞎起劲，去揭发谁谁谁利用职权替子女搞房子，弄得人家眼珠子弹出地盯着他，他又开不得口啦。官比谁都小，姿态比谁都高，越是这样，人家就越是吃牢你，真是‘寿头’！”

“现在社会上就是‘寿头’太少，聪明人太多了。”母亲叹了一口气，“还是做姆妈工作，就住在我家里有什么关系呢？我也没有亲娘，能亏待她吗。”

于是叔叔跟祖母横讲竖讲，讲妥了。叔叔答应每星期来看她，每月给她10元零花钱。

“10块钞票派得了啥用场？”说到钱，母亲总有点瞧不起叔叔，“老娘只剩你一个儿子，就给10块钱呀？”

“我不要零花钱，九江你拿去自己用。”祖母说。

“姆妈，你拿着，下半天肚子饿了，买点饼干面包吃吃。”叔叔硬把钱塞进祖母大襟衣服的兜里，然后对母亲说：“我哪有你的钱多呀！”

对于叔叔的这种似乎有弦外音的说法我们都有意见，好像祖母住在这儿吃不饱肚子，光靠他这10元钱充饥似的。

关于叔叔的勤俭在亲戚好友中是出了名的，好听点说他勤俭，难听点说他吝音。

婶婶是经常来向母亲诉苦的：“九江每个月只给我40元钱，这么大一个家，叫我怎么够开销呀。”

据说以前叔叔是把工资统统交给婶婶管的，他俩加起来每月二百多元钱，6个儿女，很少能有结余，亏得婶婶会精打细算。可是，随着儿女们渐渐长大成人，叔叔给婶婶的钱也愈来愈少。每当某一个孩子正式参加工作，叔叔便从给婶婶的生活费里扣除15元。他说：“参加工作的孩子应该靠自己养活自己，谁在家里搭伙吃饭，一律交15元饭钱。”可是叔叔的规定总也实现不了，因为婶婶总是袒护孩子们，她慎怪叔叔：“钱不花在自己孩子身上，要钱干什么呀？”

“你把他们都宠成公子哥儿千金小姐啦！”

叔叔很生气，他怪孩子们不懂事，只知道刮父母的油。孩子们也很生气，气叔叔没有人情味，像个老“葛朗台”。坐在一桌上吃饭，大家都没好脸色，叔叔索性退出，拿一个小碟子，夹两块肉、一簇菜，端到自己卧室里去吃。久而久之，成了惯例，吃饭再也不用左等右等地等叔叔下班了，只需替他留出一小碟菜。

堂妹妹小萨长得蛮漂亮。姑娘家一漂亮就爱打扮，眉毛拔得细细的，脸涂得像纸一般白，还有许多料子普通、式样新颖的衣裙，每天换行头，叔叔开始朝她翻白眼了。

有一次，同事让给小萨一条乔其纱的连衣裙，泡袖，领口开得很低，穿在身上像披着层透明的雾，非常别致。小萨得意得不得了，叔叔却大发雷霆（从来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什么鬼样子，你还是共青团员啊？我看像个舞女！脱下来，退还人家！”

“八成新的，只卖给我15元钱，这么合算，我不退！”

“你口气大，15元钱还算便宜？你来看看我身上的衣服，哪一件超过10元钱的？”

叔叔至今还穿着以前部队里留下来的许多衣服：春秋穿的卫生衫、冬天披的棉大衣等等。他要新添衣服，总是跑旧货店。两三块钱的衬衣，七八块钱的外罩。有一次还兜到一包处理的旧鸭绒，抱回家放在浴缸里洗净了，让婶婶替他缝了件鸭绒背心这是他最贵重的衣服！

和叔叔比，小萨没法比，她又舍不得那件连衣裙，哭得眼皮像核桃。还是婶婶出面打圆场。

“九江，小萨喜欢那衣服，你硬叫她退干什么？”

“事情没干出多少，就这般追求奢侈，我要整整她的思想！”

“你勤俭！老实说，你逛旧货店也没少浪费钱。你看看，你看看……”婶婶撩起被单，床底下塞满了一捆捆的碎木板，婶婶拉开壁橱门，橱里塞着一厚叠零碎花布。都是叔叔从旧货店里淘金似的淘来的，一捆一叠买的时候的确很便宜，厨房间要搭个碗架啦，扎只拖把啦，很派用场。于是叔叔淘旧货淘上瘾了，旧木片碎花布成捆成叠地往家搬，哪有那么多碗架拖把呀，结果都积存起来了，一点一滴地合计起来，钱还是花了不少呢。

“这些东西，将来总派得上用场的。”叔叔嘀咕着，不再逼着小萨退裙子了。

堂姐小湛是在1969年结婚的，对象在部队里当兵。小湛背着个书包跑到营房里，一分钱没花就结了婚，叔叔很满意。大堂弟小龙是在1975年结婚的，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什么都是丈母娘家现成的，只买了一张床，叔叔也很满意。1982年，轮到二堂弟小充结婚，把家中的客堂做了新房，修理粉刷打家具，叔叔出出进进没有笑脸了。结婚那天，在梅陇镇酒家订了两桌酒，叔叔非常激动地宣布：“我决不参加这种铺张浪费的酒席！”他当天晚上待在机关里没回家，婶婶急得只好把我母亲拉去充数了。事后，叔叔批评母亲是向旧习惯势力屈服，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叔叔在家里面愈来愈孤立，他愈来愈多地待在机关里，每天在机关里吃了晚饭，看完电视新闻才回家，甚至大年三十夜，他也要求在机关担任值班。

我很同情叔叔，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非常爱他的儿女的。他经常在我们面前颇为得意地夸耀：“小湛画了一幅国画，差一点评上奖……小龙被提拔为技术科副科长啦……小充在上夜大，毕业了可以拿张大专文凭……小萨有对象了，是个研究生……”而且，我了解叔叔，他实在并不很吝音的。

“文革”中，父亲被隔离审查，母亲下干校劳动，我们家就剩祖母领着一串丫头们了。

叔叔每星期来看我们一次，没有什么话的，坐一会，叹一会气，就走。不需要什么话的，叔叔一来，我们就觉得天不会塌下来了，因为，叔叔是父亲的弟弟，是我们最亲的亲戚。

三妹不幸得了急性黄胆肝炎，是叔叔陪她上医院的，找了个老中医，说是有特效药，每帖药要7角钱，一个疗程就是7块钱，要连续吃5个疗程！

叔叔把50元钱交给祖母，关照说：“35元是给三妹付药费的，还有15元给三妹买营养品。其他人不要眼红她有的吃，不要和她抢着吃，她是病人。没有病的，年纪轻轻吃点苦头有好处的。”

我们都很严格地遵照叔叔的规定。

1968年夏天，我到安徽插队落户。临走那一天，叔叔来送我，把我拖到厨房间，悄悄地往我口袋里塞了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