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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碑（第1页）

父亲的碑

2月20日，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堪回首刀年前的这一天，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没有给我们留下片言只语，只在我们心底烙下了抹不去的伤痛。

书案上，砚池里还蓄着他新研的一乱墨，枕头旁，他临睡前翻开的《诗人王屑》还来不及合拢，他惯常用的那只缺损的瓷壶，新泡的茶尚有微微的余热。

父亲过世的时候只有59岁。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相信父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我们而去。那正是冬将尽春将临的季节，父亲刚从广西采风归来，正准备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诗人笔会去海南，飞机票都已经订好。当时父亲跟我还有个约定，等他从海南回来，就带我回我的出生地苏北，去参加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重修工程的开工典礼。

当年，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父亲奉张爱萍将军之命参加设计修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工作，任淮北建塔委员会总设计师。父亲亲自参加了反“扫**”战斗，亲眼目睹战友们壮烈牺牲，他怀着满腔悲愤和不尽的哀思进行艺术的创作，从设计、雕塑，铸浇、施工，他和工人们抱头痛哭，又开怀大笑。部队撤退的时候，老百姓们把纪念塔上的新四军战士铜像搬下来埋进土坑，敌人退了，他们又把铜像重新竖起来。这纪念塔蕴含着老百姓对英烈们深沉久远的敬仰和怀念。

“文革”期间，纪念塔被无知而愚昧的人砸毁了，陈毅将军的题词被挖去了。待云破日出，拨乱反正之日，苏北人民要重修这纪念塔，父亲作为此塔的总设计师，如何能不到场呢？而且我知道，父亲准备为这座纪念塔写一首长篇叙事诗，当时他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创作**正如火山似的要喷发出来！

22年前那个冬尽春来的日子，正是万物复苏、百废待兴。恢复高考，我和小妹同时考入了大学。小妹上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她排演的第一个剧目是《刘胡兰》。父亲跟小妹也许过愿，他说从海南回来一定去看她的汇报演出。在北京总政文工团工作的三妹要结婚了。父亲答应给她画一幅《老牛图》作陪嫁。二妹的儿子要满周岁了，父亲答应给小外孙画像。四妹参加设计的新型摄像机要通过鉴定，父亲答应为她们写一首诗……可是，父亲却没有来得及实践他对女儿们的许诺，他走了。独自一个人，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迅速，连一句告别的话也没有留下。

想起父亲寂寞的背影，真叫人肝肠痛断！

2。

父亲是在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离开我们的，对父亲的怀念，在越来越浓的春色里滋长。22年后的春天，我们五姐妹在芳草美美、绿树环合的福寿园为父亲竖起了墓碑。

选择漆黑大理石作墓碑，是因为它质地的凝重沉静纯粹如同我们对父亲的思念一样。坚硬的石面上用利斧镌凿出父亲微笑的侧影，父亲正仰起面孔望着蓝天，眉宇间有些许忧虑这正是诗人常有的神态，纵有万般烦忧却依然微笑。

父亲的笑影是镌在我们心上的。

大理石碑身倚着青灰色花岗岩立柱，这立柱是棱形的，状如一支屹立的如椽大笔。父亲是一位艺术家，他仅活了59岁，却以他的满腔**和才华横溢的笔创作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画与诗。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儿”这首几乎家喻户晓的歌曲就是父亲作的歌词，这是他为电影《铁道游击队》创作的主题歌。随着时间的流逝，父亲的名字正渐渐被遗忘，然而，他的作品却流传下来，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一定很欣慰。在我们心中，父亲是永生的。

棱形立柱的一侧，“芦芒千古”四个浑厚的大字出自父亲的老上级老战友赖少奇先生之手，赖先生书写这四个字的时候正身患重病，他是颤抖着手提笔苏墨，一笔一画饱含深情。

立柱的另一侧，刻着父亲的诗句“别让岁月的马车丢下我们，别让时代的齿轮超过我们，我们要跨着岁月的马车，挥着闪电的鞭子，推动时代，隆隆地前进，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幸福！”这并不是父亲最好的诗句，可它表现出的**和气魄很能代表父亲的性格。

父亲的碑被十几株青枫与两棵阔大的玉兰树环绕着，每年春天即临之日，我们便在父亲的碑前供满鲜花。

3。

父亲出身贫寒，但那并不妨碍他从小就酷爱艺术、追求艺术艺术的精神便是心灵的解放和自由。

父亲曾带我去上海的老城厢寻觅他少年时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间后面拦出的一角，仅一片西瓜瓤般大小，塞进一张床就没有多少空余了。我仿佛看见少年时的父亲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只红漆斑驳的旧被柜上，借着邻家灶披间昏黄的灯光，开始了他最初的艺术实践。

父亲十几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画作补贴家用。后来他替人抄笔记、管理图书，从而得以免费进入新华艺专进修画业，得到了正规的西洋绘画基本功的训练。当时父亲最仰慕德国伟大的艺术家坷勒惠支的作品。

抗战爆发，民族存亡之际，父亲只身离家投入抗日。他路经浙西来到安徽径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从此便以画笔为武器，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母亲说，那时候，根据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唤他“小胡子画家”。当时环境很艰苦，主力部队化整为零，许多文艺工作者都分散到各地方武工队去“打埋伏”。在那种险恶的情况下，父亲却从未停止过他的画笔。而且他的创作情绪永远那么饱满、热情、乐观。

父亲去世后，我忍着伤痛整理他的遗稿。我突然翻到了它们那些从战争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来、保存了将近40年之久的素描、速写、木刻。它们大都只有巴掌大小，纸页都已经泛黄发脆。然而那笔触、那线条却仍是遒劲生动，鼓胀着**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翻阅着它们，那纸张在我手中发出轻微的寒宰声。我仿佛看到远久的战火纷飞的年代，父亲文弱的身影，背着粗帆布制成的画夹，在行军的马背上，在激战后的弹坑旁，在宿营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便掏出手指般长短的炭笔，不停地画呀画呀。

在漫长的战争岁月，父亲创作了数以千计的画作，得以保存下来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母亲当年用一只铁盒装着父亲的画稿，行军打仗，走到哪带到哪。每逢敌人大“扫**”，便将铁盒埋入土中，敌人一走，再启出来。而在10年“文革”中，父亲母亲都进了“牛棚”，他们将一部分画稿藏在废弃的壁炉里，这才使它们幸免遭劫。

那一年的酷暑，我扛着装满父亲画作的小皮箱独自北上。为了出版父亲的画集，我曾四处奔波、屡屡碰壁。当时正是严冰初融，百废待兴之际，像父亲这样刚刚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的老艺术家要出版一本画集真是很难很难。终于，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先生给我们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人民美术出版社决定出版父亲的画册！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也曾是一名新四军战士，他对父亲的作品一定有深刻的理解。

在北京工作的三妹和三妹夫来火车站接我，三妹夫扛起小皮箱疑惑地说：“怎么这箱子这么重，”待到住地，妹夫扛皮箱的肩膀竟磨出一道血痕。父亲的画作真是很重很重，期间负载着太多历史的沉淀和对未来的期望。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姜旗先生为父亲的画集倾注了满腔热情，他悄悄向我交了底：“现在我们出版社积压了好多画家的画集等待出版，要是按部就班，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你若能自己抓紧把画稿的底片冲洗出来，我瞅着机会帮你们往前插插队。”

在20年前空调还是稀罕物。我和三妹钻进人民美术出版社蒸笼般的暗室里冲洗放大父亲画稿的照片，身上的确良的短袖衬衫像从水中捞出来一般。大约花了三四天功夫，我们终于将近两百张照片都洗印停当，这才安心。方觉人已经焙得发搜了。一口气连吃了十几根冰棍，直吃到肚子痛为止。

4。

次年，父亲的画集终于面世了。这是父亲短短59年生命中留下的惟一的一本画集，况且是在他死后方才面世的！对于父亲来说，这是遗憾呢还是欣慰？

画集的封面是父亲的一幅垂柳老牛图，烫金的（芦芒画集）四个字是张爱萍将军的手迹。张爱萍将军是文武双全的儒将，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一手字写得刚柔相济，神采奕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