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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与一座山（第1页）

一个人与一座山

一

一直在想六十多年前的那场离别——当歌乐山在傅抱石眼里渐行渐远，他会有着怎样的心绪？

自然不得而知。

那是巴渝的十月天，暑热已是强弩之末。但偶尔也会像聒噪的老鸹一般在金刚坡的悬崖上盘旋。被夏天日头舔过的南竹与云豆杉，头端还有些焦枯，一派绛黄，倒像明代文人画里常用的暗淡色泽，装点着一个破碎河山的世外气息。只是初秋的歌乐山难以捉摸。一场冷雨下来，顷刻便有入冬的寒凉，草木瑟瑟，全家院子里那棵百年古银杏的叶儿会迅速褪去碧翠，开始向着金黄艰难跋涉。而雾，借势而来，像被洗涤过的黑森林，向深灰色渐变，然后，毫不犹豫地再蚕食一些山峦与沟壑；更像出窍的魂魄，去意彷徨，充满一种世俗的忧伤。有那么一瞬，歌乐山在世间有了短暂的消失，至少，被撕作了许多奇怪的碎片：雾的暴力强大无比——那么轻薄无形的东西，竟可不费吹灰之力抹杀了一座山。

此般景象会再次令傅抱石惊叹、不解？

会的。

我相信一九四六年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满腹疑惑、顺江而下走向南京的。以后，在他远离重庆的岁月，他一直都像个用功的学子在试图解答这些疑惑。

八九年后，已是全国闻名大画家的他，完成了著名的作品《歌乐山之雾》。画，立轴，由着山势升腾，巴渝古风盎然。山下，墨色松柏如冠，笼罩蓝衣歇脚人、挑担人与路边的茶馆酒肆；山腰，裸岩百尺千仞，岌岌可危。天梯如虹，向着不可能的高度蜿蜒。偏偏有抬滑竿者与坐滑竿者赫然存在，像一群登天的仙人；山顶，并非仙境，仍是巴国的寻常天地：薄田、疏木、青瓦房。而关于雾，画家不着一墨，它却像幽灵一般萦绕于松柏间，徘徊于天梯上，与山涧的湍流共飞溅。它无形却磅礴，轻盈又尖锐。它是天地间最真实的谎言。

显然，傅抱石一直都在被这种谎言所**。他想以歌乐山之雾作为媒介来达到对巴渝山水的破译，对重庆的破译。可惜，被称为雾都的重庆天生就喜欢作弄人：答案是有，但神乎其神。远观可以，一触及，便就像一条狡猾的鳗鱼，“嗞”地溜走。所以，傅抱石也只能站在他的《歌乐山之雾》面前，怀想一个湿漉漉的世界，一种巴渝决绝的温柔。

这样的怀想似乎绵绵无尽期，以至于他在一九五三年与一九五四年间不断画出《金刚坡山麓》《全家院子》等一系列与歌乐山有关的作品，可见斯人对巴渝的岁月有着致命的惦念。也许，他一直都在想：告别的手怎么放得下来呢？

二

二〇一二年岁末，我攀三百梯、下金刚坡，回旋于高店子街与小天池，奔走于歌乐山的阴阳，只为寻得傅抱石在这里曾有的寓所。问了数不清的路人，皆不知。最要命的是，偌大个歌乐山竟无人清楚傅抱石为何许人也。在金刚坡下一座栽有两棵银杏树的岗亭边，我问一位二十出头的警察同样的问题，他瞪着一双青春无敌的眼睛领导般地正告我：大画家怎会住在这荒郊野岭？大画家会住在大别墅里。

我戚戚焉。细数数，从一九四六年到如今，才半个世纪过去，一些经历那个岁月的人还健在。但已有一把无形的刀，把我们与这个城市的过去分割。我们患上了集体的健忘症，该死的健忘症。

傅抱石是谁？郭沫若曾说：中国绘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傅抱石。其实，傅抱石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不仅是他可与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一干人齐名，更在于他是中国画的拯救者——“新山水画”的代表。曾经，几千年毫无创意的因袭，让中国画渐成一潭死水。在一些死守勾皴点染程式的画家手中，中国画不再是艺术，而是规矩与帮派，成为一种江湖；不再是爱情，而是权贵们的风雅。

而傅抱石便在这暮气沉闷的画坛上当了一回偷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用微弱的光去拯救了画坛。当然，他的举动不会是小心翼翼、轻脚轻手的。这位南昌城边修伞匠的儿子，其草根身世注定他会豪放地去解决人生的许多问题，包括艺术这桩事儿，尤其是他痛饮了高度酒之后。

能想象他被酒精燃烧后的情形吗？

那时候的他已不是在作画，而是以少年的痴狂在与纸、笔、砚、墨，缠绵、舞蹈、决斗。他是情人，更是勇士，在锐不可当的冲锋中，他把中国画传统呆滞的勾、皴、擦、点染抛弃，一气呵成创造了散锋乱笔的著名“抱石皴”。这是一场大无畏的革命——突破了中国传统美术体系中对“线”无条件的千古膜拜与愚忠，突破了千篇一律线描程式带来的老朽气息。它打开了一扇窗，让中国画在另一股清新之风中逃生。甚至，重作青春。

三

倘若告诉你，让傅抱石占尽天时地利，使其画风变得“磅礴大气、酣畅淋漓、空灵多姿”，开创他“抱石皴”之路的福地，并非他处，就是重庆的歌乐山，你会很吃惊吧？会陡然回身去庄重地再端详一番那座一直被你忽略的渝西第一峰吗？无疑，歌乐山也算名声在外。但那种名声总与血雨腥风联系在一起。有位诗人写道：“歌乐山的云很凉”，凉飕飕云下的歌乐山似乎总在上演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

这种印象对歌乐山是多么深的伤害。这座山虽不敌天下幽的青城、天下秀的峨眉，但自有自己的个性魅力。歌乐之名，据传是上古的大禹在此宴请诸侯、享以歌舞而得来。它是娱乐之地，欢喜之地，充满着世俗的明媚与感恩。如果说有些山属于雄性，属于激**、振奋、豪气冲天，要去担负大任，而有些山注定有着这般的宿命——阴性，充满文艺范儿，神秘而深邃；有些山总是穿梭着来去匆匆的政客，有些山不过是徘徊一些诗人与少女。由此看来，抗战时，歌乐山上驻扎了郭沫若、冰心、臧克家、傅抱石等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绝非偶然，因为歌乐山很凉的风或许不太适合硬心肠的政客久待，倒适合文人骚客亘古的多愁善感。

傅抱石享年六十二岁，其中有整整七年的时光是在歌乐山的金刚坡下度过。七年超过了他生命十分之一的长度，更凸显他生命才华横溢、灿烂辉煌的高度——从一九三九年三十六岁入渝到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岁返回南京，一个男人荷尔蒙旺盛期所应有的**，一个艺术家该有的爆发力，歌乐山都赋予斯人。傅抱石的创造力不可遏止，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切都在喷薄而出：《万竿烟雨》《长干行》《丽人行》《屈原》《琵琶行》《山鬼》《九歌系列》《兰亭修禊图》等大批代表作源源不断地问世；在重庆、成都举办了像“壬午重庆个展”这样影响中国国画史的大型画展。这，就是被中国美术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它的闪亮与荣光，不仅属于傅氏个人，不仅是对彼时灾难深重的国家有着莫大的安慰，更对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有着山高水长的建设意义——

只是当年傅抱石的艰辛我们常人又怎能体会？傅氏不过文弱书生一个——敌寇逼近，山河破碎，他要扶老携幼地逃难，还要维护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面，其强大的意志不得不令人惊叹。好不容易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却又迫于敌机轰炸的威胁，拖家带口转移到乡村，租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一户农民茅屋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