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文蔚即叫他和陈独秀握手言和,陈独秀勉强和龚振鹏握了握手,急急地逃离是非之地,避往上海去了。
1914年7月,陈独秀离开妻儿,再次孤身一人到了日本,投靠正在东京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根源、熊克武、章士钊等人发起欧事研究会,参加者有黄兴、陈炯明、李烈君、龚振鹏、钮永健等数十人。陈独秀到日本后,也参加了该组织的活动。
陈独秀笑着说:“没有的事,你是龚逆,我是陈贼,有什么可计较的。”
这次在日本,陈独秀在《甲寅》一卷四期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该文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也是陈独秀生平第一次以“独秀”作笔名发表文章。
“独秀是谁?”文章发表后,不少人都在打听。
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说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赶快回国。这次回国,对陈独秀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在海轮上,他酝酿办一杂志,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新青年》。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33军军长的柏文蔚看到蒋介石在安庆“三?二三”事件中表现出来的穷凶极恶,比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过之而不及,遂义愤填膺地拍发巧电一通,予以公开谴责。谨慎如贺耀祖、叶开鑫等,也居然随柏签名。蒋介石拍案大怒,当即下令将柏文蔚的军长之职一笔勾销,另委派张克瑶接任,同时又笑里藏刀地任柏文蔚为北路宣慰使。
这种空中楼阁,柏文蔚自然一目了然,拒绝受命。
柏文蔚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元老之一,对于蒋介石篡党祸国,唯我独尊的行为非常鄙视,且常常口无遮拦,直言犯上。蒋介石表面上对柏仍虚与委蛇,实际上恨之入骨,在撤销柏军长一职后,又准备采用更为毒辣的手段来除掉他。
柏文蔚那时家住昆山县城,自归隐林泉后,便开始吃斋念佛,闭门谢客,不问政治。往来之人,不是和尚,便是喇嘛。
忽然而一天深夜里,有人敲门,求见柏氏。见面后来人刚一开口,便中号啕大哭地说:“这次深夜来见,是冒生命危险来的。我已加入了蓝衣社,请老上司立即离开昆山,否则将有不测之祸。”等语。
原来,此人叫况云飞,是柏文蔚当年的一名老部属。
第二天柏文蔚就从昆山迁到了南京,并把这件奇特的事情告诉了于右任等挚友,他们认为此事不可全信,但也不可不信,都力劝柏文蔚举家移到南京,以免遭人暗算。柏在南京,头上虽仍挂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双重头衔,但蒋介石从不给他以一席之地,柏文蔚也只有忍气吞声。
1937年,抗日军兴,柏文蔚携家眷前往湖南花垣亲戚家避战乱。此时的柏文蔚虽已解甲归田,过着清静无为的生活,但仍有一个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衔,今此是应召从湖南花垣出发到重庆开会的。到重庆后得知陈独秀此时正住在江津,会后便特意赶来拜望。
柏文蔚在与陈独秀的交谈中提到两件事。
蒋介石下车时,见民众皆肃立致敬,唯有柏氏昂头挺胸,举眼向天,视若无物,便冷冷一笑,主动走到柏文蔚跟前,问柏最近政见如何?当时蒋介石已是如日中天,貌似谦恭,骨子里却隐含訾诋讽诮之气。
柏文蔚愤然道:“老朽无用之物,早已跳出三界之外,何来政见可言?不过,敢问委员长可曾读过《左传》?上面有‘举趾高,气不固矣’两句话,委员长倒可引为做人的座右铭。”
弄得蒋介石好生没趣,拂袖而去。
其二是,柏文蔚虽然自己早已离开军政界,蒋介石却依然对他恨之入骨。他这次到重庆开会,只带了一个老仆,乘汽车赴渝开会,中途汽车在贵州境内抛锚,寄宿在扎左的旅店里,老仆稍不留意,皮包被窃贼盗走,所有逐日生活费,与一切重要文件均不翼而飞,人地生疏,真乃呼天莫应。
迫不得已,柏文蔚请贵州省省长吴鼎昌设法接济,以免窘境。而吴鼎昌是蒋介石的忠实鹰犬,除阳奉阴违外,同时又急电向蒋介石请示办法。
柏文蔚感到身濒绝境,特访客居在贵阳的老友萨镇冰。萨乃道义中人,一方面急找吴鼎昌,请其立予帮助;另一方面又盛设酒宴,款待故人。
而柏文蔚对当时政治腐败,十分不满,遂情不自禁地在萨镇冰约游花溪之际,赋诗示讽,字里行间,充满悲愤之气。
几天后,皮包与文件等物送回来了,生活费则去向不明。萨镇冰对柏资助若干,聊作挹注,又借得一辆汽车,助其赶路。柏文蔚走后,吴鼎昌阅报,看到柏的诗作,又接到蒋介石的回电,急电芷江宪兵司令王某告以柏的汽车,是从朋友处借来,无通行证,应加以扣留,可是在王某接到吴电时,柏已驶过了芷江。
曾经生死与共的老友数年不见,柏文蔚发现陈独秀苍老多了,额上、眼角都有了深密的皱纹。只是那双神采奕奕的眼睛没有变。
陈独用则发现柏文蔚到底是个统兵之人,精神如此压抑,胃口却依旧很好,大口吃肉,大口啖饭,席间,还“哈哈”连声地笑着说:“我知道老蒋是不放心我的,其实他是自己吓自己。他现在大权在握,手里有那么多军警宪特,我是条光杆,何必如此胆怯!”
晚上下起了小雨,雨声淅淅沥沥,勾人愁思,像叹息,又像呻吟。
潘兰珍将牛油做的红色土蜡烛与火柴放在桌上,自己回房早早睡下了。
陈独秀与柏文蔚依旧放怀畅谈,夜里九点半,大明电厂准时拉响汽笛停电,陈独秀点燃了蜡烛,烛光摇晃,屋外雨声嗒嗒,两人继续挑灯夜谈。
柏文蔚喝着茶说:“其实,抗战开始不久,老蒋就利用全国上下一致对外的形势,一直在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想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这主要表现在老蒋个人独裁势力的膨胀上。他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当上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可以不依平时的程序而以命令随时处理党政军一切事务。他修改了原来设置的三到五人的常委会,改成一切事务均由委员长决定负责。现在遍地特务,都是用来对付政治上的反对力量。这几年抗战在一种相持局面中,湖南、湖北、浙赣沿线、缅甸前线确也打了些仗,但日寇主要是在敌后扫**共产党的军队,进行‘三光政策’。你可能不清楚,单单去年和前年,共产党的军队在敌后消灭的日伪军就有三十几万,他们的情况十分艰苦。政府假承认暗制约,你过去搞的那个共产党,行得通吗?不管怎么说,别人也是在打日本鬼子。”
陈独秀摇摇头,叹了口气说:“晚唐动乱时代,诗僧贯休痛恨黑暗现实有诗云:‘谁信心火多,多能焚大国。’意愤言激地说明了一个真理,能得人心者,国家统治可以长矣,失人心者,民众的心火可以把他焚烧为灰烬。自全面抗战以来,面对日寇侵略,人心都要抗战,老蒋抗战了,全国人民就拥护他,连我也将杀子之仇抛向一边,为他唱过赞歌。本来,抗战到了今天,国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老蒋理应大得人心,可事实却恰恰相反。”陈独秀打着手势,加强了语气继续说道,“现在农村经济衰败、民族工业破产、税捐名目繁多、商业投机猖獗物价猛涨货币贬值,官僚资本利用抗日大发国难财,上行下效,什么坏事都出现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什么事也唤不起他们的热情。我经常为这些丑恶现象叹息,只是我早已成了末路英雄,又上了岁数,困居在江津这种小地方,又能怎么样?”说到这里,陈独秀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雨大了,雨打在满山遍野的桔树上,发出疾如鼙鼓般的响声。巴山夜雨,气势萧森。
柏文蔚在康庄住了半天一夜,分手时,坚持把自己身上穿的银鼠皮袍解下赠给了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