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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长公子惨遭腰斩 总书记黯然下台（第5页）

走到门外，黄文容问道：“老先生，我们现在去哪儿呐？”

陈独秀摆摆手说：“我现在是居无定所……呃，过河去武昌吧，汪原放在那里开的宏通纸行，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站，我可以暂时在纸行阁楼上栖身。”

陈独秀与黄文容出屋，叫上黄包车，来到长江边上。

黄文容提醒说：“老先生，轮渡上人太多，你在武汉到处演讲，很多人都认识你，我担心不安全。”

陈独秀道：“我们不坐轮渡，你去江边雇条小船，我们坐小船过江。”

黄文容雇上一叶小舟，俩人登舟向着对岸漂去。

船到江心，陈独秀钻出船舱，走上船头，面对滔滔江水，陈独秀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黄文容也跟出舱来，不解地：“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

陈独秀一脸悲切说道：“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牺牲或正在牺牲，这不就是萧萧下么？连大钊同志也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可前些天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共产国际还在逼迫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他们这样做，对得起牺牲的大钊同志吗？”他指着远方西沉的太阳说道，“大好河山，眼看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疾猛的江风撩起他的长衫，吹拂着他头上稀疏的银发，此时的陈独秀，眼中已是泪光盈盈。突然，他面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黄涛，张开双臂高声吟哦起来：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民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当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啊，但须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夜深人静时，陈独秀伫立在宏通纸行阁楼窗前，神情悲愤，聆听着武汉三镇夜空中不时响起的警车尖厉的呼啸声，以及令人心悸的枪声。

次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了蒋介石的反共步伐，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章。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相继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举起了屠刀，国民大革命也在悲壮声中落幕了。

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主导力量，只有和国民党谋求合作，才能牵制日本的对外扩张，防止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在这一利益的驱使下，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确立了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一直要求中国共产党容忍合作、委曲求全，生怕刺激国民党，破裂统一战线。

斯大林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把宝压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以苏俄代表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双重身份来华的鲍罗廷，全力贯彻斯大林的指导思想。1923年11月18日其对觉悟社记者第一次发表政见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此后，在各种场合鲍罗廷都极力阐述“国民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党”的观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下令压制工农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然固执地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进一步提出要执行“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并且认为现在的武汉政府的领导政权全部归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辅助国民党去完成革命，“谁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地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意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既然是要经过一个国民党阶段，领导权自然要掌握到国民党手里。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联共（布）、共产国际尽力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在国共两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维持统一战线。这样从整个力量对比上已经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因此，在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面前，共产党失去了抵抗的力量，这不能不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1949年7月，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谈到了自己曾经妨害过中国革命，并一再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错误，他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维护共产国际、联共（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个人的威权，就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手段。于是，本来就被莫斯科瞧不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自然成了其为开脱罪责所选中的目标，而“不听话”的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

1927年6月18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阳奉阴违，执行不力”；在莫斯科，陈独秀一夜之间便由“中共总书记”被贴上了“坏蛋”“叛徒”的标签。

斯大林更是声色俱厉地指责道：“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甚至严厉指责，“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含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行军队革命化。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对领导权一窍不通”以致“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由此，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联共（布）和斯大林就把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与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责任全部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错误”执行！

斯大林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在他的干预下，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共产国际代表还不允许陈独秀出席1927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待陈独秀的这种斗争模式，直接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选择，也造成了陈独秀悲剧性的人生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