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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长公子惨遭腰斩 总书记黯然下台（第7页）

这时陈乔年和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陈独秀。

汪原放大惊：“仲叔，你怎么睡到大门口，这样太不安全了。”

陈独秀坐起身子：“武汉的这个大火炉名不虚传，阁楼上就像个大蒸笼，白天热得简直没法呆。”

陈乔年和汪原放自己找凳子坐下。

汪原放：“仲叔恐怕还不知道吧，中央已经把乔年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调离，让他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很快就要回上海去了。”

看到陈乔年也来看望自己，陈独秀既高兴，语言中却对儿子有着不满的情绪：“乔年，你不是在‘八·七’会议上对我来了个大义灭亲么？怎么也想起来看我了？”

陈独秀气不打一处来，猛地翻身坐起，拍着床沿嚷道：“我有什么责任，鲍罗廷天天坐在我身边指挥，哪一件事情他不点头，我这个总书记能够自己作主？堂堂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过是斯大林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我把话说在这里，只要这种领导模式得不到彻底改变，换作任何一个中国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也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汪原放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陈乔年系中共中央委员，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刚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任上调往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是前来向父亲辞行的。二人均系中共高级干部，自然深知陈独秀的抱怨与愤怒冲谁而去。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密不可分。

同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一开始便是不愉快的。

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它的组织制度体现在：各国共产党系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个支部，对共产国际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有权撤换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在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非常强硬的领导方式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与他之后的继任者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手捧共产国际“圣旨”，从莫斯科飞到延安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都要让他三分的缘由。当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领导才能和斗争策略远非陈独秀所能比的。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关心”，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

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还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可以说根本没有，一切由共产国际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陈独秀如此，后来瞿秋白、李立三的命运也都如此。而王明则是因为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才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就连当时的苏联顾问维经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大的责任。”

陈独秀说：“原放，中央已经同意我回上海，还替我安排了明天的英国轮船，干脆，你和我一路走吧。”

汪原放点点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中央已经通知我明天陪你一路回上海，船票还在我手里呢。”

陈独秀说：“那好，那好，有你同行，这一路上就不孤单了。”叹了口气道，“都怪乔年，怎么把你这老实巴交的人也鼓弄进了共产党，还来当什么中央出版局局长？你和你孟邹叔叔学问都做得很好，在文化界影响很大，像你们这样的大学者，作一个党的同情者、支持者，在外面为党工作不更好吗？党内斗争残酷得很，你这样的文化名流，根本就没法适应，早迟和我一样，是要栽大跟斗的。你叔叔胆子就没你大，我当初发展他入党，他不敢，后来不也经常替我们做事，比在党内的作用还大得多，这样不也挺好吗？”

汪原放有所触动：“仲叔教训得是，这事我会认真考虑的。”

次日一早，装扮成病人模样的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以及亚东职员陈啸青一行四人来到武汉码头，上了英国“公和”号轮船。

四人包的是一个官舱。陈独秀戴上风帽，睡在上铺。

黄文容关心地说：“老先生，你现在就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了，船不到上海不要出去，吃饭也在舱里，一切都由我和原放来照料。”

陈独秀吐出一句：“悉听尊便。”闭上了眼睛。

“公和”号鸣响汽笛，驰离嘈杂的武汉码头，顺流而下。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与陈独秀同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看着盈盈皓月道：“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的老家在安庆，天一亮就到了。”

汪原放问：“到了安庆要不要回老家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

黄文容忙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中途下船恐怕不安全。”

陈独秀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没有作声。

沉默了一会儿，黄文容问陈独秀：“老先生，你在想什么？”

陈独秀带着隐隐怒气生硬地回道：“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革命才能真正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