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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回 血口喷人污青白 战火迫近急入川（第2页）

潘兰珍说：“侬一介书生，能打什么仗啊？”

罗汉说：“嘿，你还看不起我老师啊！我告诉你，老师可是在日本专门学过军事的，比我们这些曾经带过兵，打过仗的人还内行。”

潘兰珍提着刚买回的早点，走进院门，从信箱里取出报纸杂志，送到陈独秀书房里。

潘兰珍敲敲房门喊道：“罗汉，早点买回来了，快起来趁热吃吧。”

陈独秀挟起一支油条，一边吃，一边打开一本《解放》周刊翻阅起来。

陡然，陈独秀瞳孔大睁，口中念出声：“《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将油条往桌上一扔，翻开《解放》看起来。

陈独秀呼吸急促，怒色满面。

报上竟然黑字白纸地写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查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查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后，日本津贴由陈独秀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于是中国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察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陈独秀气得脸色煞白，猛地在桌子上一拍。

罗汉进来了：“老师，一大早的，谁惹你生气了？”

陈独秀将翻开的《解放》往罗汉面前一推：“你看看，他们不仅干出了血口喷人之事，居然还公开污称你我为匪！”

罗汉赶紧接过《解放》，一边看一念出声：“美国的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在上海和北方建立托匪暗探组织……”罗汉大为吃惊，“林伯渠给我的那期《解放》上登出的《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中还说，希望你‘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队伍的行列中来’，这才过了多久啊，怎么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还口口声污我们为匪了？”

陈独秀气得拍着额头嚷嚷：“大敌当前，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

罗汉问道：“赵容是谁啊？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能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如此重要的文章，想必也不会是名不见经传之辈啊？”

陈独秀肯定地说：“赵容就是康生。此人在我任中共总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时，只不过是上海总工会一名笔头还不错的小干事，那时他写文章，就常常用这个笔名。”

罗汉说：“可是，他与老师并不在一个层次上啊，你是总书记，他是个小小的干事，你们之间何来的矛盾？何来的恩怨？现在他为何要无中生有，竭尽造谣之能事，诬陷老师为‘日本间谍’？”

陈独秀略一思忖：“噢，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董必武来看我时，欲言又止，没把问题说透，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他说王明带着莫斯科的精神，近期已经到了延安，今后是否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我想，这恐怕就是他当初担心的结果吧。”

罗汉仍然不能理解：“王明作为老师的后辈，对你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仇恨啊……”

陈独秀说：“王明是什么人？我在莫斯科时，听说王明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百般讨好副校长米夫，最后由米夫举荐，当上了中山大学学生会主席，成了米夫的亲信，也自然成为斯大林跟前的红人。王明不足虑，他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旨意罢了。看来，这次斯大林是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国的陈独秀和他的眼中钉托洛茨基画上等号，必欲彻底除之而后快了！”

陈独秀头上搭着毛巾，病恹恹地仰靠在藤椅上。

罗汉说：“自康生的文章出来后，延安的《群众》，以及《新华日报》一窝蜂地发表文章、污蔑老师是‘托匪汉奸’‘托洛茨基匪首’‘日寇暗探’等。这种耸人听闻的新闻一经制造出来，顿时引得舆论大哗，使得各界富有正义感的人士，对中共及其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包惠僧说：“这两天《大公报》《武汉日报》《扫**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兼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中央大学校长傅汝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张西曼、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陶希圣、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段锡朋九位名流高官联名发表的公开信。你听听，”拿着一份《中央日报》念起来，“‘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出乎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议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缄默，为此代为表白。’”

罗汉安慰道：“人间自有公理在，老师也不必太生气。王明、康生之流的无耻谎言没有把你打倒，反倒气坏了你的身子，这就太不值了。”

包惠僧说：“对，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嘛。”

陈独秀一把揭掉了头上的毛巾，大声道：“友人能在这样的时候公开联名主持公道，为我辩污，让我深感友情之珍贵，之温暖。但是，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攻击，我决不能保持沉默！这不是笔墨之争的问题，而是对我进行恶意诽谤，我要拿起法律武器，与王明、康生之流对簿公堂！”

这时，不仅陈独秀与延安关系剑拔弩张，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延安发起围攻，势态日趋扩大与严重。在这十分困难与复杂的条件下，周恩来为了捍卫中共的利益和抗日统一战线，对陈独秀是否汉奸问题，出面对各方人士做了许多工作，以求尽快缩小事态，平息风波。

这日夜间，周钦岳在武汉一酒楼雅间宴请陈独秀夫妇与罗汉。

陈独秀浅浅地抿了一口酒：“老朋友，你不在重庆编你的《新蜀报》，跑到乱纷纷的武汉来干什么？”

周钦岳说：“不瞒仲公，我是受我们一位共同的老朋友之托，专门应邀前来武汉，扮演鲁仲连这一排难解纷角色的。”

陈独秀一怔：“共同的朋友？”

周钦岳说出三个字：“周恩来。”

陈独秀说：“恩来不就在武汉吗？他有一双慧眼，对当下延安某些人对陈某无端发起的这场无中生有铺天盖地的攻击，想必不会无动于衷吧？”

周钦岳说：“这个自然，这个自然。恩来昨日亲口对我说，在中国托派里，陈独秀和罗汉是主张抗日，赞成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不能千篇一律，他已建议对陈独秀等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

陈独秀说：“鉴于《新华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我的文章，我拍案而起，给他们写了一封公开信，我告诉他们：‘我如果发现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头一个要出来反对。接受敌人的金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为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当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失；是否汉奸应以有无证据为断。’可是，他们拒绝发表。我知道王明眼下就在武汉主持共产党方面的工作，《新华日报》拒绝发表我的文章，我一点不感到奇怪。可令我愤怒的是，他们却在《新华日报》撰文说，‘我们再一次坦白声明，陈独秀现在还是否托派汉奸，要由陈独秀本人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的汉奸行动为断’，仅仅因为我拒绝承认错误，便捏造罪名攻击我，可以这样不讲做人的基本道德吗？”

罗汉说：“康生一文，真可谓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以这样严重的卖国行为，参加谈判者又有政府要人在内，而其结果，仅以区区300元成交，真可谓廉价之高峰。”

周钦岳说：“恩来说了，现在的事，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他让我给你们带句话，不要活动，不要写文章，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罗汉说：“我等已经成国人皆曰可杀的日寇暗探了，还能糟糕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