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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回 蔡元培俯求贤才 罗宗文登门求教（第4页）

陈独秀想了想，慢吞吞道：“指教不敢，不过，我毕竟已在江津住了三年多，那日小十字乱民由抢米发展到哄抢大小商店时，恰巧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你的前任黄鹏基因警方弹压，造成乱民三死数伤，被上层撤职查办。近日合川又发生抢米风潮，据说死伤者远比江津更甚。你现在出掌江津县政，依老夫看来，让百姓有饭吃，自应成为当务之急，而眼下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尚不知罗县长有何良策啊？”

罗宗文谨慎回道：“陈先所言极是，粮食问题，目前已是关系到前方决胜、后方安定的头等大事。民国二十八年之前，大后方由于前两年粮食丰收，粮价相对比较稳定。但从二十八年年底开始，由于战区扩大、军队集中，沦陷区和战区难民迁入后方者甚多，后方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激增，粮价迅速上涨。民国二十六年上半年重庆米价每市斗为1元3毛2分，到民国三十年六月就涨至每市斗41元8毛7分，增长31倍之剧。而国统区军队已扩大到400万左右，加上内迁人口5000余万，粮食供应成为政府第一要务，仅前方年需军粮就达7500万石。而政府手上掌握的粮食尚不足半数。于是引起粮价暴涨，不少城市相继发生抢米风潮。而省府却迭发严令，要各县把粮食压在一个限价上，不准自由涨价。”

陈独秀抽着烟说：“硬压也不是办法，因米贵大半系人之所为。”

罗宗文说：“当然，除了把粮价压下来，对囤积谋利者，也要严厉惩处。自古道，无粮则乱嘛。看来，这次上面也是狠下决心了……哦，陈先生，你一定看了几天前报上登的杨全宇被杀之事，堂堂成都市市长，就为了私买300石小麦，把脑壳都搬家了。大家都懂得乱世用重典这个道理嘛，这也算他撞到枪口上了。”

陈独秀微微一笑：“杨全宇被杀，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那300石小麦的缘故吧？按政府颁布的皇皇明令，‘囤积主粮1000石以上者枪决’，他离这规定的数目相差还很远，何况小麦在你们四川，又算不得主粮。”

罗宗文分明从这话里听出点意思来，不禁大感兴趣问道：“以先生的意思，杨全宇被杀，是另有隐情罗？”

“非但有隐情，这段隐情，还颇为曲折呢。”

“先生虽久居江津一隅，高层朋友学生众多，自是耳聪目明，能否给我讲讲其中隐情？”

陈独秀经不住恭维，兴致勃勃说下去：“杨全宇虽是成都市市长，可在他头上压着的，还有一个贺国光。四川省政府主席名义上由蒋介石自兼，实际上一应府务，均由政府秘书长贺国光代行。贺为了大发国难财，在成都设立了一个平价米销售处，派他的亲侄子贺本轩任处长。该处打的是成都市的招牌，却直属省政府，由贺国光直接管辖，任何人也不得染指，实际上成了贺氏叔侄公开的贪污机构。”

“党国大员如此大发国难财，实在是可恨可叹呐！”

“贺本轩仗着后台硬，行事更是无法无天，往平价米中掺入泥沙杂物不算，且克扣销售额，售出时又短少秤斤，更以贱价大肆强收民间食米。于是民怨沸腾，到处呈控。但因该处招牌上冠有成都市字样，群众误以为是市政府搞的，因而散发多种传单，并满街张贴大标语，集中攻击杨全宇。杨在铺天盖地的一片怒骂声中沉不住气，也派人上街散发传单，把该处不属成都市，他根本无权过问的内幕公开了出来，将群众一团怒火，引到了贺国光身上。贺大怒，把杨全宇叫去大骂一通，谓杨此举是公开唆使四川人反对省政府，是代表地方势力反对中央；反省政府就是直接反对蒋委员长；并恶言威胁杨：‘我看你是当市长当腻了！’到底是贺国光神通广大，今年初春，杨全宇就被免去了成都市市长的职务。”

罗宗文道：“官高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天下人都知道贺又是蒋委员长的心腹爱将。杨全宇一肚子委屈，想必终不敢当面为自己声辩一句。”

陈独秀说：“但贺国光仍不解恨，得知属下有一个叫陈子淦的人，与杨全宇是西充同乡，与杨又一起赴德留过学。便将其招来，以利诱之，以势迫之，要他常去杨家以安慰为名，探查杨全宇的行动，以图抓住杨违法乱纪以权谋私的证据。陈子淦卖友求荣，果真不辱使命，就在杨全宇被卸市长约两月，陈在杨家偷到了一封合川大川银行经理给杨的信件。信中说已代杨购买了300石小麦。陈子淦将信交给贺国光邀功，贺大喜过望，立即派人将杨全宇逮捕，并火速押往重庆交侍从室处理。老蒋看完报告，立即批示执法总监部予以枪决。”

“唉，”罗宗文叹道：“都说窦娥冤，世人却不知堂堂成都市的杨市长，冤情也不输窦娥啊！”

陈独秀说：“总监部部长何成睿阅案后却拒绝办理。何认为政府刚刚颁布了严禁囤积居奇的明令，规定‘囤积主粮1000石以上者枪决’，而杨全宇购买的小麦在四川不算主粮，数量又与1000石相差甚远，按法不够枪决条件。侍从室赓即又派人来传达老蒋意见，强调杨是高级官吏，应予加重处理。何仍认为不妥，谓杨购买小麦时被解职已近五十日，并非现任官员。于是，侍从室官员严厉质问：‘你一再推诿不办，是不是反对委员长枪毙杨全宇？’何成睿答：‘枪毙不枪毙，我无意见，但不能由我执法总监部宣布罪状。因为既然名为执法，面子上就不应当与自己所订的法不相应。委员长一定要枪毙杨全宇，就不要难为我了，由侍从室出布告吧。’所以这次杀杨全宇的布告，是由侍从室出的。”

罗宗文连连摇头：“杨全宇被杀，全川百姓拍手称快，也提振了委员长的威望，可谁晓得这背后，竟然藏着这样多的离奇故事。”

陈独秀说：“杨之被杀，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老蒋提倡新生活运动，整肃贪污腐败之风开始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现象仍越演越烈，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的官员大有人在，正想杀只鸡给猴子看呢，于是乎，就撸上了他杨全宇。”

罗宗文听完这段秘闻，谦恭说道：“陈先生，我刚刚接任，对江津的情况不太了解，还没有制定出平抑粮价的具体措施。”

陈独秀说：“省府迭发严令，你作为下属自不敢违。不过，我劝你还是要尽力灵活变通，因地制宜才行。与其让一些人顿顿吃干的，一些人活活饿死，不如大家都喝稀的。倘不如此，我看要不了多久，你恐怕也会步黄鹏基的后尘而去。”

因系礼节性拜访，罗宗文不便多耽误陈独秀的时间，便起身给陈独秀深深鞠了一躬：“先生教诲，宗文一定牢记在心。”

陈独秀说：“罗县长言重了，言重了。我是坐而论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你呢，则是在其位谋其政，用四川人的话说，这坨火舌子可是落到你脚背上的，有多烫？只有你这县太爷本人才知道。”

未几，因敌机威胁日烈，县政府也疏散到大西门外的鲤鱼石民房里办公。此处在长江边上，离康庄很近，陈独秀听说县政府迁到了这里，便步行前去回访了罗宗文。

陈独秀到罗宗文办公室里一坐下，点上罗宗文敬上的一支烟卷刚抽了两口就大声说：“罗县长，你看过今天的《大公报》了吗？孙哲生又在乱放大炮了，他主张粮食公卖是行不通的。”

报纸罗宗文刚刚看过。立法院院长孙科在总理纪念周上做了一个《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报告，其中专门谈到了粮食公卖的问题。

陈独秀接着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一不比苏联，有集体农庄；二不比美国，有大农场，而且都是机器耕作，生产规模大，办起来方便。我们中国的农民很分散，生产规模又极小，每年收获以后，家家户户自己把粮食保存起来，连坛坛罐罐都是储粮的工具，遇到需要钱的时候，就拿出一部分，或者舂，或者碾，自己想办法加工成米。然后肩挑背负，运到附近的城镇乡场去卖，买回他们所需要的油盐和其他日用必需品。也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家，既是仓库，又是加工厂；他们既是仓库保管员、又是加工工人、又是运输工人、又是销售商人，是十分方便的。如果政府实行公买公卖，全部都由国家来包办，既要修仓库、又要建加工、，还要组织运输、设立销售网，要花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哪里是容易办到的事啊！”

陈独秀口若悬河，而罗宗文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而且，他也觉得陈独秀的这番议论是有道理的。

已届百岁的罗宗文老先生向专程从江津赶到成都采访他的江津区志办主任钟永毅谈到往事时，还是颇为感慨的：“我当时见到的陈独秀，已经衰老了，身体很差，简直看不出他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有时碰到他一个人从城里回来，双手反背，几包勾在手指上的中药在他屁股上晃晃悠悠。鲤鱼石附近有个省办的果树研究所，果树很多，还有几口池塘，塘边垂柳依依，绿树葱茏，环境很美。我晚饭后去果林中散步时，经常碰到也从康庄里出来散步的陈独秀，还有比他年轻得多的太太小潘陪着他。每次路遇，都是我先向他问好。他告诉我他患有高血压，又是胃溃疡，心脏也有毛病。我就向他介绍了一个民间单方，用苞谷缨缨泡水当茶喝，能治心脏病。”

罗宗文到江津后，偶尔在一些大户人家中见到陈独秀赠送的墨宝，写的多半是旧体诗词。有次他去求字，陈独秀用半幅四尺宣纸给他写了一张条幅，是杜工部的《曲江对酌》中的四句。

穿花蝴蝶深深见，

点水蜻蜓款款飞；

传语风光共流转，

暂时相赏莫相违。

1942年4月下旬，罗宗文调任铜梁县县长。离开江津之前，他特意坐了30多里路的滑竿，带着宣纸到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求陈独秀写副对联。陈写的是：“还师自西旅，祖道出东门。”并在边上题云：“宗文先生长斯邑年余，今调赴铜梁，出纸索书，因集散氏铭以赠，即乞政之。独秀。”下面盖了两方印章，一是他的名字，一是“仲甫”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