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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一个永远的护航员（第3页）

到1943年7月冲拳行动开始之时，美国第八航空队拥有十万多名航空兵和1500多架轰炸机。虽然阵容强大，但在消灭德国航空业孤注一掷的行动中，他们也损失了大量的航空兵和飞机。冲拳行动，官方称之为联合轰炸进攻行动，是一项英美轰炸机夜以继日地轰炸德国重要目标的联合行动。而事实上，美国人与阿瑟·哈里斯之间几乎没有合作。虽然口头上支持冲拳行动，阿瑟·哈里斯并未改变其轰炸德国城市的战略。用历史学家迈克尔·谢里（MichaelSherry）的话来说，哈里斯的行动“似乎漫无目的，尽管轰炸造成了大量毁坏，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过于分散，以至于对敌方的士气和生产能力都未产生致命的打击”。

美国的努力也鲜见成效。那年夏秋季，两国空军对德国心脏地带投掷的炸弹数量创历史纪录，但造成的实质影响却微乎其微，而两国空军地面和空中遭受的损失令人震惊。在冲拳行动的第一周，美国第八航空队损失了97架“空中堡垒”，以及将近1000名机组成员——此次行动力量的10％。

迫切需要证明白天轰炸行之有效的哈普·阿诺德勃然大怒。他指责埃克和部下因为害怕更严重的损失而未派出足够的轰炸机。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最高指挥部认为，远在华盛顿象牙塔中的阿诺德，根本不知道全面空中战斗所造成的巨大身体和心理代价。埃克的一名副官说：“阿诺德将军和埃克将军似乎把更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相互内斗上，而非战胜德国上。”

8月中旬，在阿诺德的强烈要求下，埃克发动了到那时为止，美国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出动500架轰炸机袭击位于施韦因富特的坚不可摧的工厂以及位于雷根斯堡的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装备厂。这两座城市都深处德国腹地，那就意味着，美国轰炸机必须在没有护航飞机的保护下飞行数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而在那里，德国空军部署着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防空工事。阿诺德及其下属们相信，虽是以卵击石，但这项双重任务足以让德国空军一蹶不振。美国第八航空队第305轰炸小组的指挥官柯蒂斯·勒梅（CurtisLeMay）少校说，华盛顿的高官们正在努力“寻找赢得欧洲战场胜利的简单方式，那就好比是寻求青春之泉——根本没有这种事”。

无疑，这两项任务一点都不简单。数百架德国空军战斗机——美国当时见过的最强大的防空力量——早在到达目标之前就开始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强大火力下，大量美国轰炸机被击落。在出动的超过475架美国轰炸机中，仅有300多架到达了目的地，60架飞机被击落，接近600名航空兵丧生。一半飞机设法返回了基地，但都严重受损，其中一架就是由约翰·怀南特中尉驾驶。

小尼尔森·奥尔德里奇写道，这相当于“美国第八航空队的凡尔登战役。航空兵处于暴动的边缘，拒绝在没有护航飞机的保护下飞往德国……的目标”。

虽然损失触目惊心，但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指挥官们自我安慰地认为，他们的轰炸机已严重摧毁了德国的航空业。一位将军欢欣鼓舞地说，雷根斯堡“已经从地图上抹去了”。而事实与之相去甚远，梅塞施密特战斗机装备厂的确遭到了损毁，但在数周内就已经修复并重新开工。而在施韦因富特市，大约三分之一的炸弹都未击中目标，反而落到了居民区，导致两百平民丧生。而被炸弹击中的那些坚不可摧的工厂几乎没有受损，仅仅造成了暂时性的生产减缓。关于雷根斯堡-施韦因富特空袭，希特勒的战争生产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Speer）在回忆录中写道，德国躲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

当天晚上，美国航空队当局打电话告知了吉尔·怀南特这一消息：他22岁的儿子驾机从明斯特返回途中被击落，现下落不明。据目击者称，约翰·怀南特所驾驶的轰炸机被三架德国战斗机袭击后坠毁。但此次任务中驾驶领航机的飞行员透露了一线希望：他告诉大使，在那架B-17轰炸机被击落的前一刻，他看见飞机下出现了几个降落伞。但这名飞行员和其他目击者也目睹了德国战斗机向降落伞开火，所以没人知道他们是否幸存下来了。

在不知儿子是生是死的情况下，怀南特度过了极度痛苦的五周。在这期间，他收到了来自美国和英国各地的数百封吊唁信，其中许多是来自高官权贵，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埃莉诺·罗斯福夫妇、温斯顿·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夫妇、安东尼·艾登、比弗布鲁克勋爵和哈里·霍普金斯，但更多的是来自普通民众。《每日快报》在头版新闻中写道，当英国人听说怀南特的儿子失踪后，他们感到“深切悲伤”。“自从怀南特先生上任以来，英国人民就对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他是美国大使，更是因为他的人格，”《每日快报》接着说，他“激发了我们的情感共鸣”。

11月11日，怀南特收到了他一直盼望的消息：约翰还活着，但被德国俘虏了。大使惴惴不安之心刚刚放松，又开始感到深切的忧虑，因为他知道，若德国战败，他的儿子和其他几名赫赫有名的盟军战俘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人质。德国人称这些重要战俘为“名流”，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子、英国国王和王后的亲戚。战争快结束时，他们都将被隔绝关押在科尔迪茨——莱比锡附近的一座险要的中世纪堡垒，后改造成了守卫森严的监狱。德国人从未明确指示将如何处置怀南特和其他“名流”战俘，但英国战争办公室担忧，如果盟军胜券在握，这些人质可能被当作谈判筹码，也可能被就地处决，作为对盟军的报复。

由詹姆斯·霍华德（JamesHoward）少校驾驶的这架“野马”战斗机，在空中或快速闪身，或急速掉头，时而俯冲，时而攀升，对福克武尔夫战斗机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疯狂攻击。虽然配置在“野马”战斗机上的四把机枪中的三把都已弹尽，但霍华德并没有停止攻击，直到燃油不足才被迫返回英国基地。他宣称击中了两架敌机，但目睹了这场雷厉风行般攻击的几名“空中堡垒”机组成员却坚持说他至少击落了六架敌机。在1月11日那天的任务中，盟军一共损失了60架轰炸机，但在霍华德保护下的那一轰炸机编队一架都没被击落，之后，他因单枪匹马的杰出战斗赢得了荣誉勋章。

霍华德驾驶的那架飞机，属于保护B-17轰炸机进行轰炸任务的“野马”护航战斗机小组，它是第一批参加实际作战行动的新型混合改良版远程护航战斗机中的一架。其他“野马”战斗机在层层乌云中散落各处，只有霍华德与敌机进行了较量。“只有我来保护他们了，”他后来说，“每架轰炸机中都有10名机组成员，没有其他人能保护他们了。”

对美国第八航空队来说，霍华德的表现及其飞机的性能，在黑暗的天空划破了一道曙光。哈普·阿诺德承认说，“野马”出现得“正是时候，在千钧一发之际从德国手中挽救了我们”。在对机身进行了改造并增加了副油箱后，“野马”现在拥有B-17或B-24轰炸机的航程，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四百多英里，飞行高度可达三万多英尺。

前一年夏季进行的雷根斯堡-施韦因富特空袭任务最终改变了阿诺德的想法，认为有必要为美国轰炸机提供远程战斗机护航。后来，阿诺德承认说，没有尽早把“野马”投入使用是“美国航空队的错误”。“P-51战斗机的故事，”美国陆军航空队战时官方记载揭示，“几乎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所犯下的最惨重的错误。”美国陆军航空队官史作者唐纳德·米勒则更加犀利地说，美国陆军航空队对“野马”的长时间抵制是“美国空军史上最恶劣的错误之一”。

但是，从阿诺德承认需要“野马”开始到“野马”大量运达英国，又过了关键的五个月。在这期间，美国第八航空队对德国的深入空袭丝毫没有懈怠，随之而来的死伤情况也持续加重。例如，在10月对施韦因富特进行的第二次空袭中，损失了77架轰炸机，其中17架是在返回英国基地途中坠毁。这次任务出动的229架飞机中，只有33架安全着陆。眼看距离登陆法国行动只剩几个月，美国轰炸机司令部强硬派新首领弗雷德里克·安德森将军——帕梅拉·丘吉尔偶尔的情夫——对阿诺德说，美国第八航空队将“不惜任何代价”发动进攻。在某次空袭任务前，一名副官反对他派出B-24轰炸机作战，强调说B-24不能和B-17轰炸机飞得一样高，并大呼道：“天啊，机组成员会命丧其中。”安德森冷眼以对，回复说：“那又如何？”

从2月一直到诺曼底登陆战前夕，轰炸机基本被用作诱饵，诱使敌方战斗机投入战斗，以便“野马”摧毁它们。在随后进行的一系列残酷空袭中，损失的飞机和机组成员数量不断飙升创纪录新高。1942年，在华盛顿的美国航空队计划员预计，在整个“二战”中，损失的重型轰炸机将不超过300架，但在1944年初的某个星期就有226架轰炸机以及两千多名机组成员在德国上空被击落。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五个月中，2600多架轰炸机（以及980多架战斗机）被击落，一万多名机组成员丧生。

因此，轰炸机机组成员已然低落的士气更加一落千丈，精神崩溃的人数直线飙升，酗酒和吸毒事件频繁发生。某天晚上，当一名年轻飞行员出现在伦敦某个豪华酒店的酒吧内，美国航空队参谋官命令他离开。“上校，”飞行员怒吼道，“昨天中午，我在柏林上空作战，而你又在哪儿呢？”另一名航空兵说：“酒是我们不堪忍受的生活的唯一慰藉。”

杜立德的战略代价惨重，但的确达到了他所希望的效果。1944年3月，盟军飞机，主要是“野马”战斗机，击落的敌机数量比1942年和1943年两年所击毁的总数量的两倍还多。当月，在一次轰炸柏林的空袭任务中，B-17轰炸机机组成员惊奇地发现竟然没有一架敌机来迎战。德国仍然拥有大量的战斗机，生产的战斗机数量创下新纪录。但问题是，自“野马”战斗机出现以后，数百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因其受伤或死亡，而德国没有替补人员。“消耗战已经到达最后致命阶段，”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说，“勇气和技术都不起作用了。”“二战”结束后，一名美国审讯员问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是什么时候意识到德国将战败的，他回答说：“当你们的轰炸机首次由战斗机护航袭击汉诺威时，我就开始担忧。当你们的护航战斗机跟随着轰炸机空袭柏林时，我就知道一切都完了。”

在反攻欧洲前夕，艾森豪威尔将军对他的部队保证：“如果你们发现上空有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一定是我们的。”艾森豪威尔说得没错，而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前马球明星及其捍卫的战斗机。

毫无疑问，在支持“野马”的许多人看来，如果不是汤米·希契科克的推动，美国陆军航空队不可能接纳这款飞机——最终成为“二战”中最出色、最著名的美国战斗机。“P-51B战斗机项目能顺利通过，主要归功于汤米·希契科克，”罗伯特·洛维特说，“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只可能是知识渊博的飞行员，他还必须具备使散乱人群团结一致、朝着共同方向前进的领导能力。”诺曼底登陆后不久，特克斯·麦克拉里写道：“正是由于希契科克的坚忍、真诚和大智若愚，才促使这款飞机被各级批评者所接受，从而造就了现在的战斗机。”

但希契科克并没有满足于已有成就。他在美国积极推动P-51战斗机的加速生产，当1943年春季回到伦敦时，他对继续在大使馆担任副武官丧失了热情。“伦敦的生活，”他对妻子玛格丽特写道，“太过安逸，以至于让人感觉不像是准备发动战争的状态。”在推进“野马”的工作中，希契科克又被作战的欲望所驱使：他现在的梦想是驾驶他为之努力推进的飞机。“驾驶‘野马’飞行作战，”他对朋友说，“就像打马球，只不过‘野马’有机枪。”

在返回伦敦后不久，43岁的希契科克抽空参加了英国皇家空军附属中央炮击学校的课程，在那里与至少比他小20岁的英国青年们一起，他学会了如何驾驶喷火式战斗机和作战。他的大部分朋友和熟人都认为他想驾驶“野马”作战或者请命任飞行中队首领的梦想根本就是白日梦。但在1943年末，他被派往得克萨斯州阿比林的某个基地，担任第408战斗机小组的指挥官，然后再接受训练到欧洲参加作战。没人知道他是如何实现这一梦想的，因为沉默寡言的希契科克从未向别人解释过。

然而，梦想的确实现了。自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拉斐特飞行小队之后，没有任何事情比这项新任务带给他的满足感更强烈。“需要完成的工作千头万绪，”他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个小组要在90天内做好作战准备……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这是我想要的工作，我必须尽力而为。”

希契科克对自己的工作变动感到痛苦不已，在纽约与自己的妻子及四个孩子待了几天后他才返回英国。在家的最后一天，他的九岁的女儿佩吉对他说了再见，然后又从上学的路上返回再次向他道别。“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数年之后她说，“我记得自己跑回家里，看了最后一眼仍和我母亲坐在餐桌旁的父亲。当时我想，我一定要把他的模样铭记脑海，一辈子都不忘记他。”

返回英格兰后，希契科克掩藏了失望情绪，积极投入到第九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新研发工作中。另外，他还把大量时间花在该司令部的飞行员上，他们大多数刚刚从美国来到这里。“汤米·希契科克活力四射，对这些年轻飞行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并非是由于他的运动才能或名气，”第九战术空军司令部指挥官埃尔伍德·克萨达中将（ElwoodQuesada，昵称皮特）说，“我们战斗机小组中的大部分飞行员都不知道，也不关心马球运动，他们对他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他们很快就对他的基本品质、深刻见解表示赏识；他的飞行经验使他与他们产生了共鸣，他知道如何与他们交谈。”

“野马”的良好性能让希契科克非常满意，并迅速成为“二战”中的主力战斗机。而让希契科克感到格外开心的是，他的侄子——那时候正担任一个战斗机小组的头领——向他报告说，在“野马”参加飞行作战的第一个月，他的部下击落了160架敌机，而之前的11个月总共才击毁120架。希契科克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埃夫里尔·克拉克的战斗机小组“自从使用‘野马’战斗机后，可谓是大显身手了。他们现在是驻英美国战斗机小组中命中率最高的……他们深入德国，把德国飞机追赶得七零八落”。

然而，在1944年的最初几个月，对“野马”的担忧开始与日俱增：一些“野马”无缘无故地坠毁了。据克萨达说，它们“直接冲向地面。我们不知道原因，汤米也不知道。显然，我们不能使用有自毁倾向的战斗机”。作为研发首领，希契科克有责任找出问题所在。他和技术顾问们一致认为，为了让“野马”能飞到柏林或更远航程而在其机身内新增的新油箱，造成了飞机在俯冲作战时的不稳定。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飞行员在与敌方交战之前，必须尽可能地燃烧新油箱中的燃料。

《纽约时报》在头版新闻中报道了希契科克的死讯，并写道，这个意外事故“几乎代表了现代美国生活中最英勇、最悲壮的一份事业”。吉尔·怀南特把希契科克的死讯告知了他的家人，并在11天后给其遗孀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大使对玛格丽特·希契科克说，正如在马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希契科克“在战争中无时无刻不努力争取胜利”。怀南特还写道：“‘野马’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汤米对战争胜利的贡献。没有‘野马’，我们不可能在与德国的空战中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