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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行动到底会成功吗（第1页）

第18章　“行动到底会成功吗？”

1944年春季，在居住在英格兰东部和南部的所有人看来，期待已久的反攻欧洲大陆行动无疑即将开始。东安格利亚区的天空“和皮卡迪利广场一样川流不息”，日日夜夜充斥着“空中堡垒”“解放者”“惠灵顿”和“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的轰隆声，它们去执行轰炸法国铁路网和运输设施的任务。载重汽车队、坦克和飞驰的吉普车塞满了南部的大街小巷，而迷彩大炮等武器以及其他数百万箱军用物资则在森林中、田野里、广场上、乡村绿地以及各种道路边堆积成山。据《纽约客》的莫莉·潘特-道恩斯说，充满质朴魅力的英国乡村变得“几乎只有在书本中才能看到”。

英国南部的港口码头排列着高高耸起的起重机，停泊着不计其数、各种类型的远洋轮——英美战舰、登陆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而不列颠岛还容纳了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的两百多万名士兵。在平常时间里，他们在沿海和其他地方接受了严苛训练，随后在周六晚上涌入村庄和城镇进行放松娱乐。潘特-道恩斯说，那个时候，生活在英格兰就像“生活在由航空母舰、人山人海的浮船和高耸至天顶地堆积着贴满‘欧洲’标签的物资仓库组成的巨大空间中”。

那年春季风光旖旎，但除了反攻行动，英国几乎没人在意这些风景，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情。

关于登陆日期和地点的谣言就像病毒一样席卷伦敦。罗伯特·阿尔比布回忆说，每个人都翘首以盼，“时刻收听广播，翻阅报纸，观望天空，关注天气”。玛丽·李·塞特尔也说，人们不断观看天空预测未来，就像“农民观天色、看收成”。

但没人比行动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更警惕、更紧张。1944年1月，他返回伦敦担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这个要职，并肩负着更重大的责任。在未来的四个月中，他将组织和指导历史上最错综复杂、最生死攸关、规模最庞大的军事行动。

由于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英国将军弗雷德里克·摩根爵士监管了“霸王行动”的初步计划，这多少缓解了艾森豪威尔的压力。摩根富有幽默感、对美国人具有亲和力，因而赢得了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的尊重和信任。他们之后评价说，他让“诺曼底登陆成为可能”。和艾森豪威尔计划“火炬行动”时的做法一样，摩根决心把来自不同国家的部下打造成一支统一战队，因此他在初期也面临着巨大困难。摩根回忆说，“持续不断的性格冲突”不仅存在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还存在不同兵种代表之间，以及每个民族内部之中。他还说：“需要注意的问题并非是冲突的存在，而是冲突被压制了。”

摩根与自己部下的美国参谋长雷·W。贝克将军（RayW。Baker）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关系，帮助促进了友好情谊的最终实现。在他们的合作初期，他们彼此交换了军上衣的一颗扣子并缝制在自己制服上面，作为友爱的象征。摩根爵士还在圣詹姆斯广场的诺福克府——曾是“火炬行动”的总部，现在是摩根部队的总部——建立了一个酒吧来增进情谊，而他的部下在休息时都聚集于此。他说，“丝毫不用怀疑该整体的完整性”。摩根部下的美国人可能讨厌英国食物，反之亦然，但“当涉及酒类时，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习惯却惊人地相似”。当摩根和部下完成了“霸王行动”的初步计划时，他们在诺福克府的一楼举办了一场热闹非凡的派对，并邀请了一支英国伴舞乐队和美国摇摆乐团助兴。摩根爵士回忆说：“所有人都敞开心扉，尽情享受。”

行动计划员之间与日俱增的亲密和相互信任，在和华盛顿的美国军事首领举行的一次跨大西洋电话会议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按照惯例，电话会议双方都有几个人参加。在会议结束之际，华盛顿方的主要发言人——一位陆军上将——告诫伦敦方的会议的参加者，“向我保证，不要告诉英国人”此次会议的内容，但却传来一阵哄堂大笑。上将问他们为何而笑，得到的答案是，在伦敦方的会议参加者包括两位英国将军、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以及其他人。

当艾森豪威尔接管了“霸王行动”，他决心让自己的部下之间产生类似的同志情谊，正如他在“火炬行动”中的做法一样。但这次，他决定在诺福克府外发展友谊。让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许多成员感到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把总部从花天酒地的西伦敦搬到了亨利八世的汉普顿宫附近的布什公园——位于首都中心大约10英里之外的郊区。“这样一来，我们就远离了矫揉造作的社交生活，”艾森豪威尔对凯·萨默斯比说，“官员们只能待在一起，因为能很快地了解彼此的为人处世方式。”

将军在回忆录中说道，虽然对建立情谊存在大量“反对和悲观预测”，盟军内部也发生了无数意见纷争和性格冲突事件，然而，他的部下最终“形成了比生活的轻微不便更重要的关系”。这些不便包括没有暖气的混凝土地面办公楼、供初级官员睡觉的半圆活动营房和供士兵睡觉的帐篷。但尽管条件艰苦，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许多人认为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个月是相当愉快、和谐的经历，而这主要归功于他们的首领。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惠勒-本内特（Joh）也是“二战”中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他说，总司令“努力保持一视同仁的心态，对在自己指挥下的两大盟国部队不分彼此”。之后成为历史学家的诺曼·朗马特（Nmate）也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工作，他说，他和英国同胞“把艾克看作英雄。大家认为他真诚关心在总部工作的每个人的福祉，因为他坚持要求英国士兵和美国人享有同样的军中福利商店特权”。

关于“霸王行动”，历史学家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组织方面最伟大的成功，参谋的丰功伟绩惊艳了历史，而英美计划员和后勤学家别具匠心的想象则是战争中无法超越的”。当然，这是在诺曼底登陆行动发生之后的评价。在登陆前，许多行动计划人员都忧心忡忡，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担心盟军还没有做好行动准备，担心行动会惨遭失败，用弗雷德里克·摩根的话说，担心行动变成“一场最大范围的惨绝人寰的灾难”。

气势磅礴的“霸王行动”让“火炬行动”甚至之前所有美英军事行动都相形见绌。来自六个盟国的接近两百万名海陆空部队参与了诺曼底登陆和随后的进攻，因此带来了超乎想象的后勤问题和其他问题。盟军必须实现自1066年征服者威廉一世以来没人完成的任务——发动一场跨越英吉利海峡的猛攻并获得成功。

各种疑问和焦虑存在于行动的方方面面——从登陆舰数量不足，到海峡跨越过程中不可预测的天气，到物资的匮乏。数周以来，艾森豪威尔不断与轰炸能手图伊·斯帕茨和阿瑟·哈里斯唇枪舌剑，因为他们不愿把自己的飞机和机组成员交给艾克直接指挥，他们仍然相信单靠自己的空军力量就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天啊，”艾森豪威尔对一位英国同僚吼道，“你去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同心协力，不停止幼稚无理的争吵，我会告诉首相让别人来代替他们作战！”最终，图伊·斯帕茨和亚瑟·哈里斯屈服了，但据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担任美国第一陆军首领的奥马尔·布莱德雷后来说，他们的拒不服从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我们在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地空协同作战训练的情况下直接登陆了法国”。

由于航空队指挥官们难于应付，他们远在艾森豪威尔及其幕僚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外。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高官们最担忧的是，盟军的地面部队——行动的关键力量——可能无法胜任行动任务。艾克、布莱德雷和其他作战指挥官认为，就他们所见，地面部队于春季在英格兰南部沿海进行的两栖作战训练和其他训练的表现，委婉地说，不尽如人意。布莱德雷说，模拟两栖登陆“更像是和平时期的机动演习，而不像是反攻欧洲大陆行动的正式预演。”哈里·布彻在日记中写道，许多年轻美国官员似乎缺乏动力和目标，仿佛“把战争看作一场开开心心的大型演习”。

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的担忧感同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登陆战役的惨烈和战争的腥风血雨对他来说仍历历在目。丘吉尔和艾伦·布鲁克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极其危险的“霸王行动”，因而随着登陆日期一天天逼近，他们“被疑虑和担忧百般折磨”——布鲁克如是说。“我从未想经历现在的日子，”5月27日，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跨海峡行动简直是心灵的煎熬。”

自同盟形成伊始，艾森豪威尔便是该行动的最主要拥护者之一，因此一直都在公众面前显得胸有成竹，但其实，他的身心已饱受摧残。他过度吸烟和饮酒，并患有头痛、反复发作的咽炎、严重咳嗽、极高的血压、胃痛和长期失眠。凯·萨默斯比说：“他从未如此紧张不安和愁眉不展。”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清楚，“霸王行动”没有重来的机会。“这次冒险行动中，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战术失败的风险，”他在4月初写道，“这是孤注一掷的行动。”

当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在布什公园为诺曼底登陆行动伤神时，熙熙攘攘、喧闹不堪的伦敦则呈现出狂欢气氛。那里的交通全面堵塞，餐厅和俱乐部人头攒动。刚到伦敦的人要花上数天甚至数周才能找到一间空置酒店客房或公寓。他们许多是来自世界各地、为近距离报道这场最大战役的美国记者。从突尼斯来到伦敦的厄尼·派尔写道：“我认为，如果盟军登陆不成功，单单美国通讯记者的力量就足够抢占滩头阵地了。”

来到英国首都的500名美国记者中，有许多人和派尔一样来自其他战场——北非、意大利、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其中有一些头发斑白的资深通讯记者，他们曾现场报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些是初入新闻行业的毫无经验的新手，刚刚走出报社所在的城市、团体或体育编辑部。其中许多都效力于《服饰与美容》和《体育新闻》之类的杂志，从未对战争报道有过任何兴趣。派尔对这些龙蛇混杂、毫无经验的新同行感到困惑不解，讽刺地说：“如果《狗报》记者没能迅速从狗的角度报道登陆行动，我可能再也不会买狗报了。”

在静候诺曼底登陆的同时，这些新来记者陷入了觥筹交错的伦敦社交生活，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登陆行动前的几周变成了一场持续不断的派对——午宴、晚宴、鸡尾酒会、夜总会的贴面舞会以及在烟酒气味缭绕的酒店客房进行的通宵达旦的纸牌游戏。当时，烈酒和葡萄酒对大多数伦敦人来说都变得遥不可及，但拥有官员般的地位、高工资和报销账户的美国新闻记者，和美国军官一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获得大量的这些酒。

在战争结束数年后，比尔·佩利回忆着登陆行动前的昼夜享乐时光。他想起了在查尔斯·科林伍德公寓举办的一场狂饮喧闹的男性聚会——聚会声势浩大，持续了一整夜。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说：“那晚的一切都很有趣……大家情投意合，纵情喧嚣。那是我生命中记忆最深刻的夜晚之一。”

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是当时的一位派对狂热者。5月，他作为《科利尔》杂志的特约记者来到伦敦。这位著名小说家参与“霸王行动”的报道并非是源于最近涌动的想成为战地记者的澎湃**，而是因为他想用行动来反驳感情已疏远的妻子玛莎·盖尔霍恩（MarthaGellhorn）。盖尔霍恩也是《科利尔》的通讯记者，曾报道过意大利战役。1943年末她告诉海明威：“我认为当这场战争结束，而你却没有参与其中时，作为作家，你会感到自己精神食粮匮乏。”

他知道如果自己为《科利尔》撰稿，那么盖尔霍恩就会因此黯然失色，所以他争取到了报道英国皇家空军的任务。然而一到伦敦（他经常称之为“亲爱的伦敦老镇”），他就在多切斯特居住下来，更多地沉溺于酒和女色，而非新闻任务。约翰·帕德尼（JohnPudney）是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位年轻公关官员，被派来协助海明威，却发现他行为粗野、令人不悦。“在我看来，他沉醉在自己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角色中，”帕德尼说，“他就好比被叫来扮演20世纪硬汉角色的多愁善感的19世纪演员。相比……一群视死如归的年轻士兵，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怪异的卡片人。”

来到伦敦没几天，海明威便邂逅了玛丽·韦尔什，并宣称要娶她。他向韦尔什抱怨说，自己被一群伦敦社交名媛和贵族包围，她们被他的名气和硬汉形象所吸引，纷纷来到他下榻的酒店客房与他调情和进行短暂的性接触。“她们想通宵待在我这儿，”他抱怨说，“然后让我第二天早上送她们回家、巧遇正准备前往办公室的她们的丈夫大人。”

但并非所有的美国新闻记者都热衷于伦敦的疯狂社交生活。爱德华·默罗，以及其他几名长期驻伦敦的通讯记者，都在热火朝天地准备“霸王行动”的新闻报道，没有时间考虑这些轻浮享乐之事。默罗是杰出的驻伦敦美国记者，而现在又担任美国驻外记者协会主席，因此他全神贯注于诺曼底登陆行动准备的方方面面。他与其他三名记者一起，和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通力合作，解决各种各样的新闻报道的组织问题：多少记者现场报道登陆行动，他们如何到达登陆点，到达后去哪里，他们如何向报社发送新闻稿。由于从法国进行广播报道存在不确定性，美国各个广播公司同意汇总他们对“霸王行动”的报道，并由默罗指导整合工作。他还被任命播送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登陆行动中对盟军发表的声明。

这些职务都彰显着荣誉，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位广播员对此并不开心。他想要的工作是现场报道登陆行动。在过去四年中，他几乎很少参与战争的现场报道，而是留在伦敦的四方天地中羡慕在突尼斯、在中国南海等前线报道的战地记者。对讨厌坐在办公室上班的人来说，这种死板工作简直是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