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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结盟（第2页）

12月9日，英国海军两艘最大、最先进的战斗舰艇在中国南海遭遇日本战机袭击。其中，“威尔士亲王”号曾经陪伴丘吉尔出航普拉森舍湾，在那里，首相曾和罗斯福有过会面；另一艘舰艇则是巡洋舰“驱逐”号（Repulse）。空袭之下，两舰双双沉入大海。事发地点就在马来亚海岸附近，650多名官兵因此丧生。“在我的整个施政治军生涯中，”丘吉尔表示，“还从未听闻过如此惨重的一次灾难。”

圣诞节当日，香港沦陷，而后不久新加坡、缅甸和马来亚也相继被占领。“每过一天，帝国的领土就会减少几分。”与朋友的通信之中，布鲁克郁闷地表示，“一个又一个噩梦般的消息飞一般地传来。”新加坡本该是“远东一座不可攻克的英国堡垒”，却也不得不向敌人打开城门。对此，整个英国都感到了震惊。大家都不明白，八万五千多名驻新英军怎么会输得如此容易和彻底。面对众议院的各位代表，丘吉尔也把这场败绩当成了“英国军队的第一号灾难”而且“历史将为之铭记”。无独有偶，马来亚也在英军未经一战的情况下便宣告易手。

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在北非，隆美尔的部队在利比亚化解了英国援军的新一波攻势，英军不得不因此败走，而班加西和贾扎拉重新落入德国人之手。6月，利比亚东部的海港城市托布鲁克也向德军投降。此地乃是英军的关键要塞。历经长期的围城之后，要塞仍然没能守住。投降的英军多达三万人，而受降的德军可远远没到这个数。托布鲁克一败，比新加坡沦陷更为惨痛。由此，德军前往开罗和苏伊士运河的道路也被基本扫清。就连中东的英军也危在旦夕。对于托布鲁克之战，丘吉尔有着这样一番评论：“失败是一回事，而失去尊严则是另一回事。”（托布鲁克投降之时，丘吉尔正在美国出席会议。期间，首相收获的唯一好消息只是罗斯福和马歇尔表露出的同情。在首相的要求之下，两位美国高官终于答应给中东前线的英国军队以三百辆坦克的支援。这一次，布鲁克一反常态不再烦恼易怒，布鲁克认识到，正是因为美方在这段黑暗时期的慷慨大度，英美双方在交战期间“的友谊和互信才能打好基础”。——丹切夫，托德曼，《战争日记》第269页）

1942年，从头到尾似乎都有吃败仗的消息传回英国。对此，国民的士气自然大受打击。失望而酸楚的情绪也在不断滋长。无论是在街头巷尾还是议员会堂，批评政府督战不力的言论传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不少人甚至要求首相辞去国防大臣的职务。丘吉尔擅长的雄辩，也无法抹去这种不满情绪。“可以听一听大家的呼声……他们已经受够了政府的豪言壮语。”《纽约客》杂志上，记者莫莉·潘特-道恩斯（MolliePanter-Downes）表示，“他们只希望看到行动，也希望看到丘吉尔先生的表态。首相必须知道全国上下处于深深的焦虑之中。”

1月和7月，丘吉尔不得不两次前往下议院。在那里，议员们对他的战争策略大加责难。虽然两次质询都以首相的胜利而完结，但是，面对鼓点一般密集而来的各种非议——以及英军节节败退的困难局势，一向活力满满的首相也承受了巨大的打击。“自打1921年以来，我一直陪在他的身旁充任随扈。可以说，我从没见到他像如今这般情绪低落。”就在那个时候，警卫沃尔特·汤普森（WalterThompson）也察觉到了丘吉尔的异常，“他肯定是遭遇了最为严厉的打击……这段苦涩的日子，他基本上是夜不能寐、日不能食。”日记中，玛丽·丘吉尔也表示自己的父亲“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接连而至的压力和事务使他精疲力尽”。

军事上的失利看起来永无结束之日，丘吉尔必须加紧应付。大西洋的种种争端，也正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后一层威胁同样需要首相的悉心应对。当时，德国潜艇已经现身美国东海岸，并在当地对商船进行袭击。岸上灯火通明，把商船的剪影映得一清二楚。自然，它们轻而易举地成了敌人的靶子。按照美国海军的报道，“1942年，U型潜艇在我国大西洋沿岸击沉了大量船艇。灾难的后果，基本上可以和数十家最大的战争工厂遭到破坏的严重性等量齐观”。对此结论，马歇尔也表示认同。美方将领认为：“敌方潜艇在我国大西洋沿岸以及加勒比海域对船艇造成的破坏已经影响到了战争准备的全局。”1942年上半年，联军运输舰艇的损失高达一百多万吨吨位。这个数字，超过了前一年同一时期的相关数据。敌人的潜艇攻击，则是损失的主要原因。

某天唐宁街10号官邸之内，莫兰勋爵发现了身处地图室内的首相。只见丘吉尔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一方大西洋海图出神。海图之上密密麻麻的黑钉，正代表了神出鬼没的德方潜艇。“真是太糟糕了。”首相一面喃喃自语，一面突然调转脚步朝着保健医生走去。途中，丘吉尔只是埋着头一声不吭。“当时的他非常清楚，这场海战我们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彻底输掉。而他，也只是无能为力。”日记中莫兰如此写道，“我祈愿上帝，希望自己能浇灭他心中的这团火焰。他已经为此受累太多了。”

运输线损失惨重，也意味着英国人的生活水准必须进一步降低。食品进口的贸易量，跌到了不到战争前的一半。日本在远东的攻城略地，更是加重了英国的负担。英国人的茶、糖、米和其他基础物资的供给线被截断，如此一来，英国境内的所有货品似乎都进入了短缺状态。煤炭自然也不例外，面临历史上难得一遇的寒冷冬日，英国百姓的日子自然又凄苦了几分。

困境重重压来，英国百姓对于美国参战的反应也就可想而知。虽然他们对此曾经久久期盼，可期盼成真之后，却并未带来任何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觉。“有了美国人的帮忙，这场仗我们不可能输。”哈罗德·尼克尔森向妻子写信倾诉，“不过，有一点很是奇怪。如此伟大的历史事件应该得到记录，人们应该大大地庆祝一番。可是，整个伦敦就连一面美国国旗都很难找到。”

根据民意调查，某些英国人对于美国参战“怀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情绪。他们觉得，美国佬总算可以尝一尝战争的滋味了”。不少英国公民觉得“美国应当在战争一开始就向我们提供全力资助。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不就是这样么？”如上想法，记载于一份政府公报当中。

加拿大驻英外交官查尔斯·里奇发现，珍珠港遇袭一事“几乎激起了每个人的讽刺和讥笑”。而且，他还表示，“我遇到的每个人几乎都抱有这样的态度……美国方面因为对手背弃信义而生出的恼愤，似乎没有英国人愿意体恤。我们的反应，就好像铁石心肠的老婊子听到少女因为遭到欺骗的哭声一般快意。毕竟，我们遭受的背弃何止一次两次……现在该是美国人领受一下类似的遭遇，然后看看他们又能做何反应了”。

某些英国人幸灾乐祸的态度，反映了他们的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一道鸿沟。鸿沟存在于联盟形成的初期，正好关乎双方对于彼此的了解。信息部对此表示：“总体而言，我们的人们对于美国的成就和美国政府都缺乏正面认知。”

英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极深的误解，这一点毋庸置疑。根据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说法，美国人对于英国的看法全然脱胎于历史课本：那就是一个身着红衣的恶魔，它处心积虑，要把新生的美利坚扼杀在襁褓之中。即将前往北非与欧洲担任盟军领导工作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于这种说法十分赞成。1943年，他在写给马歇尔的信件中表示：“我们和英国盟友之间不信任的种子早已播下。自打我们幼年翻开那些小小的红色历史课本的时候，种子便已经开始萌芽。”

没错，美国人对于英国历史确有扭曲误读之嫌，但是，美国学校至少还把英国历史当作了教学内容，英国的文学，美国学生多少也有所听闻。可是，提起美国的历史与文学，大多数英国人在求学期间可都是两眼一抹黑。

“波士顿倾茶事件到底事出何因，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二十来岁的英国人能够说出个究竟。”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表示，“至于五十来岁那一辈英国人，可能根本不了解罗斯福的任何一位前任——当然，林肯除外。”情报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查，意在了解英国公众对于友邦的知晓程度。结果，一位调查员表示：“太多人向我表示‘毫不了解’，对此我自己都有点羞愧了。”很多英国老百姓在生活中从未遇到过任何美国人，有过赴美经历的人就更是少得可怜。他们对于美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认知，悉数来自好莱坞的影片。就连白厅的一位年轻官员也觉得，美国不过就是个“南方有奴隶、芝加哥有黑手党、弗雷德·阿斯泰尔在拍音乐剧电影的地方”。罗伯特·阿尔比布（RobertArbib）是名美军士官。从军之前，他曾在纽约从事广告业。1942年，阿尔比布随军来到英国。而后，他立即被英国人各种疑问包围，当地人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来自得克萨斯”，“有没有见过黑社会”，或者“是不是住在高楼公寓里”。

英国公众对于美国文化的误解和无知，怀南特自然有所了解；美军与英国百姓的紧张关系，他当然也十分敏感。大使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战争期间缓解这种种矛盾。曾经有过历史老师经历的怀南特觉得：教育，才是达成了解的核心手段。但凡能从格罗夫纳广场的繁杂事务中抽身出来那么一到两天，大使总会在英国各地往来巡访。面对听众，他会大谈特谈美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大使总在强调美英的纽带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够帮助自己的国家去了解我的祖国。”怀南特曾向一群教师真诚呼吁，“旅英岁月教给了我一点基本常识：我们两国人民拥有共同的文化底色。”巡访期间，大使还常常邀请珍妮特·默罗和其他旅英美国人一同出行。由此，他们可以一同为了促进双边了解而努力。当时正在牛津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美国历史巨擘艾伦·内文斯（AllenNevins）也在大使的恳求之下，写了一本书简要介绍美国的历史，他的著作很快成了英国学校介绍美国历史的指定教科书。

在美联社驻伦敦分社的前社长华莱士·卡罗尔（WallaceCarroll）看来，怀南特希望“英国人民对于美国的了解能和自己对英国的了解相对称。他想要他们了解康科德或新罕布什尔附近的农户，了解磨坊、纺织工厂或者煤矿、铁路与船坞里的员工。毕竟，他为了这些农人和工人的福利殚精竭虑了大半辈子。他希望他们了解的美国并不在电影当中，而是他在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与社会保障署里创造出来的那个”。

大轰炸期间，卡罗尔正在伦敦担任驻外记者。时过境迁，1942年的他接受大使的委派，成了一家美国信息服务机构的驻英代表。卡罗尔所属机构“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旨在利用新闻与宣传工具，对美国的战备工作进行支持。由此，卡罗尔等人制造的新闻不但面向国内，也要针对海外读者。他领导的驻英分支机构主要致力于搜集客观报道，而不是营造一种宣传氛围。卡罗尔面向的读者也是英国大众。在他和他的同事的努力下，不少有关美国的报道被分享给了全英多家报纸。政府官员、士兵和一般百姓也在卡罗尔报道范围之中。“我们要用一切可以采用的合法手段告知（英国）民众关于美国的种种消息，而不是提供任何经过筛选的新闻。”卡罗尔表示，“而且，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对于那些不愉快的事实也不能加以掩饰。”到了1942年底，由于卡罗尔等人的努力，“英国报纸刊印的美国新闻比战争之前多了许多”。《纽约时报》伦敦办公室的主管雷蒙德·丹尼尔（RaymondDaniell）表示。

战事愈发深入，英国人民对于新盟友的各种信息也是愈加好奇。为了满足大众需要，怀南特在美国驻英大使馆的底楼建起了一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主要面向记者、作家、教育工作者、编辑、学生和其他有意接触美国书籍、杂志与报纸的英国公众而开办。图书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战”之后，世界各地的美国使馆都建立了同样的设施。作为美国情报协会主席的夫人，珍妮特·默罗将在20余年之后成为这些设施的管理者。1942年，默罗夫人就向父母提及：图书，可以治疗旅居伦敦美国人心灵上的“饥饿”。由此，他们可以时时跟进并追踪祖国的各类信息。“我可以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珍妮特表示。

怀南特的努力自然是为了促进英国人民对于美国的了解。怀有同样目的的，可远远不止大使一个。而且，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一位朋友去过伦敦回到华盛顿之后，曾经告诉最高法官“一件惊人的事情”，原来，他发现“英国人对于美国生出了一种崭新而深刻的兴趣。相形之下，我们对于了解英国事务的兴致可没有那么高”。法兰克福特由此觉得，英国政府也应当做些努力，唤起美国人对于英国的各项认知。毕竟，当时不少美国人都把英国人看作“一群压迫者，一群活在猎狐、老式领结、白金汉宫和乔治三世时期的怪人”。

法兰克福特说得没错，美国人民对于大洋彼岸那个盟友的认知，一点也不比某些英国民众更多。至少，双方在一开始都对对方不太感冒。1942年的一起民意调查当中，仅有一半的美国人觉得“英国人会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美国一些政客和军人对于英国战争动机的怀疑，在美国百姓中也很有市场。超过一半的美国人都在指责英国的殖民政策。不过，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英国的实际知识实在少得可怜”。

1942年3月，默罗结束了四个月的故国之行并启程再赴伦敦。这时的他，发现自己的祖国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反英气息。这点发现被默罗转告给了哈罗德·尼克尔森。后者觉得，美国人对于英国的厌恶“部分源自真情实感，另一部分只是战争捷报久久不见而生出的厌烦”。当然，“英国军队在新加坡的拙劣表现也是一个原因。而且，战争当中的每一方，都会觉得盟友寸功未立而应予以指责”。

默罗离开故国之前，哈里·霍普金斯和已经出任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海外行动主管的罗伯特·舍伍德找到了默罗。他们想请他留在华盛顿，出任美国政府“美国之音”英语新闻广播节目的主持人。“美国之音”由战争情报办公室负责制作，由此，默罗仍然可以向欧洲人民献声。思来想去之后，默罗拒绝了这份邀请。他曾站在英国人民一边，为了推动美国参战而费尽心血。如今，他仍打算留守英国，为了促进祖国和那片他度过五年光阴的土地达成互相理解而继续努力。“留在美国，我个人也感觉愉快一些。”电话中，默罗告诉霍普金斯，“但是，眼见英美联盟可能出现波折和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去英国继续战斗。”

接下来的三年内，默罗仍在伦敦主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同时，他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座上宾。利用这些露脸的机会，他一直在向英美观众解释对方国家的政治局势、民族性格和独特心理。“只有让英美人民之间坦诚交流，他们才能达到相互理解。”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节目中，默罗有了这样的感悟，“我们美国人必须在心里认识到一点：相对贵国人民，总体而言，我们的情感更为外露、更为喧闹，也更缺乏耐性。我们会去到棒球或者美式足球的比赛场地，朝着裁判大吼大叫。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把啤酒瓶投向他们。在美国，争论时的用词也更加露骨，而且还会对对方直呼其名——简而言之，我们美国人更愿意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很喜欢‘思考’这个词语。”当然，他也提到了两个国家的共同点：“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任性和易怒的人。我们的性格也是千奇百怪林林总总。我们也不喜欢发号施令或者听命于人。但是，到了家庭当中，我们又都想成为真正的主宰。”

在英国广播公司，默罗还开辟了一个新节目——《拜见山姆大叔》。按照一名历史学家的回忆，这个节目“就是针对英国听众的一堂美国常识速成课”。课堂上，默罗亲自扮演了一个角色，艾伦·内文斯和正在美国居住的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阿里斯泰尔·库克（AlistaireCooke）等人也在节目之中时常献声。面对听众，默罗坦承自己并非要为祖国辩解或者鸣冤。“本节目其后的内容当中，”初次发声的时候，默罗就已经开宗明义，“各位听众将对罗斯福新政、美国的种族问题得到一定了解。迄今为止，为什么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仍处于衣食无靠、无处栖身的境地，你们也能找到答案。当然，节目也将介绍美国取得的一些成就。”默罗的大胆言辞，震惊了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位发言人。待到《拜见山姆大叔》节目播出完毕，这位发言人表示默罗“对于美国的批评实在太过辛辣”。“假如这番话出自英国人士之口，那后果可完全不堪设想”。

如此的直率，一向是默罗新闻哲学的核心。“真诚与耿直只是可能妨害英美关系，”默罗曾说，“但是，假惺惺的礼貌和矫饰一定会让两国愈发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