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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第2页）

大使常常会把英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或其他名人晾在办公室外间，自己却在里面和一群大兵或小人物相谈甚欢。如此作为，哈里曼实在无法理解。而且，特使更加迷惑的一点在于：美国大使很少在肯辛顿的官方住所召开像样的招待活动。偶尔几次敞开官邸大门，怀南特似乎也更为关心各位看门人、女佣和其他普通雇员，他竟然邀请这些人参加聚会，而对其他要客不闻不问。多年以后，哈里曼曾向自己的传记合作者、新闻人埃利耶·阿贝尔提起了这段往事。直到那个时候，哈里曼也觉得自己才应该被罗斯福任命为驻英大使，“我觉得我能把大使和租借事务兼顾起来做得一样好”。

哈里曼对怀南特的轻视，感染了自己的女儿，同时又影响了帕梅拉·丘吉尔。在写给姐妹的信件中，凯思林·哈里曼谈到了大使的性格：“他不擅长演讲，也不是个好的写作者。不过尽管如此，伦敦的每个人都觉得他是个伟人——相当伟大的人物哦。昨天，安东尼·艾登把他当作‘可以影响世界潮流的一位人物’。天哪，麻烦放过世界潮流吧。”

1942年夏天，怀南特致信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并要求述职。按照《泰晤士报》日后的说法，他很可能就是英美联盟当中的“黏合剂”。不过，大使却觉得自己好像被排除在了两国政府的高层会谈和决策过程之外。这一点，哈里曼自然有所察觉。特使告诉埃利耶·阿贝尔：“本人在联系首相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一点让怀南特感觉很是不快。”对于大使那种“愚蠢的妒意”，哈里曼大加嘲笑。不过他也表示，“我对此也毫不在意”。

怀南特遭到排斥，哈里曼自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有着直接联系的习惯。两位领袖时常绕过国务院、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而自行交流。而且，面对外国元首，罗斯福也总会委派一位私人特使去和对方直接联系。虽然已有一位官方人员会担起同样的责任，总统也会不予理会。为此，怀南特曾经电告哈里·霍普金斯：自己在和英国政府多个部门就某一个问题展开接触的时候，对方总会告知——已有一位美方特使正在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罗斯福政府的各位官僚当中，怀南特显然不是唯一一个自感遭到轻视的人，许多要员——比如深孚众望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觉得自己的权力遭到了剥夺。他们甚至无法对手下直接发号施令。不过，这就是罗斯福的执政风格：总统会把权柄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那些他觉得对于自己和国家殊为重要的决策和计划，罗斯福总会事必躬亲。“罗斯福喜欢亲力亲为，他才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法官和裁判。”一名历史学家如是说。

一众高官当中，要数赫尔对于罗斯福的专断最为反感。赫尔已在国务卿的位子上服务了整整11年，如今却被排挤在外，对于美国的外交事务毫无发言权。一头银发的他风度卓然，来自田纳西州，好像刚从维多利亚时代的银版相片中走出来一般。怀南特曾告诉一位英国官员，赫尔和罗斯福“每月必定会面一次，他俩的关系可谓相当密切”。作为曾经的参议员和民主国家委员会的负责人，赫尔能够成为国务卿倒不是因为自己的外交经验——在这方面，他根本毫无经验可言。赫尔在国会山的权势和人脉，才是罗斯福钟情于他的原因。“二战”前后的一段时间之内，罗斯福一直把国务卿的工作揽到了自己的身上，不但赫尔横遭无视，整个国务院也都没了存在感。总统的如此作为让各位驻外大使都异常反感。对此，怀南特也概莫能外。

战争期间，詹姆斯·雷斯顿曾经短期离开《纽约时报》而来到美国驻英大使馆服务。在他看来，白宫方面对于怀南特及其手下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人员有所慢待。如此作为，无异于“政治上的羞辱”。雷斯顿在回忆录中表示：“任命一位毫无经验的国务卿、绕过外交事务办公室、直接通过白宫下达命令——如此种种的不合常规，在美国的外交史上堪称史无前例。”

其实，罗斯福只是想要简化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的联系渠道。对于怀南特在伦敦的种种作为，总统还是给出了高度评价：“世界上很少有人是做总统的料，而怀南特就有这种罕见的才能。”怀南特郁郁寡欢，罗斯福也试图给出安慰。在一封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信件里，总统向大使表示：“您的工作有着非凡的意义——我这样说并非只是代表自己，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对此毫无异议。其实，华盛顿这边也有许多重要工作，而大家都在向我举荐您回国承担……不过，我告诉他们：自己也好，其他人也罢，有谁能想出一个更好的人选接替您出任英国大使呢？”

除此之外，罗斯福还给哈里·霍普金斯下了命令。后者访问伦敦期间曾经告诉丘吉尔和哈里曼：埃夫里尔·哈里曼先生的工作职责限于租借事务，而不是参与政策制定或者干预政策制定。面对使馆的武官雷蒙德·李，霍普金斯曾经说：“我给哈里曼画下了一道最为严格、最为精确的红线，红线之外，任何涉及政治的事务他都万万不能触碰。这些事务都是大使的工作也只有大使本人能够处理。我还告诉丘吉尔，目前这位驻英大使是我方能够选派的最好、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选……只要涉及政治的一切事务，首相先生都必须和怀南特直接接触。”

可是，霍普金斯传达这些命令的时候，却又给哈里曼留下了操作的余地。每次与丘吉尔和其他英国军事高层进行会谈的时候，霍普金斯总会带上哈里曼随行。显然，他并不希望断了朋友在政治圈子当中的种种联系。而且，他还提醒哈里曼要“小心一些”，毕竟，怀南特其人“无论如何都还是美国驻英大使”。霍普金斯的弦外之音，丘吉尔自然有所体察，因此，首相并未理会总统的种种规矩。

1942年秋天，埃莉诺·罗斯福对英国进行了访问。其间，霍普金斯公开表示：哈里曼才是伦敦城中最为重要的那个美国人。他甚至告诉第一夫人：访英期间，她大可不必叨扰怀南特，而可以直接联系哈里曼。对此，总统的妻子有些动气，“我和怀南特先生是故交老友。对于他，我抱有万分的尊敬。我的丈夫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埃莉诺在日记中表示，“因此，我并未理会哈里的提议。我只是告诉他：埃夫里尔·哈里曼这个人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我就已经结识了怀南特。”当然，埃莉诺对于哈里曼的轻慢态度并未有所表现。“哈里总是喜欢依赖自己的朋友圈子……我觉得，他对于怀南特先生从来都缺乏了解。”

在伦敦，罗斯福夫人完全未曾联系过哈里曼。她的每一步行程，都交给了怀南特进行安排。访问白金汉宫觐见国王王后之前，她也向怀南特求助。艾森豪威尔觉得和英国贵族打交道总有一种惊惧和“不适的感觉”。在国王本人面前，将军更是不适。对此，第一夫人也深有同感。面对乔治六世夫妇，罗斯福太太显得十分局促。当时她甚至自问“为什么我要参与这档子事”。怀南特的建议，些许缓解了她的忧虑。不过，第一夫人和艾森豪威尔一样，都对自己的寒酸行头感觉丢脸。她甚至想：当自己打开行李箱露出区区几件衣衫的时候，白金汉宫的仆役心里应该涌出了何种念头？回到美国之后的埃莉诺，曾在多年以后记述了当时的心境。她的语气之中实在不乏嘲讽：“为了摆脱国王统治，美国曾经浴血奋战。没想到，当时的我面对王权及其周边的堂皇装饰却仍是那么畏畏缩缩。”

写作回忆录期间，总统夫人也回忆了那段旅程。她发觉，正是这段经历加深了自己和怀南特的友谊。而且，她由此对这个害羞的人又多了几分崇敬。毕竟，怀南特“很少把自身的舒适置之度内。他更关心朋友……他的帮助我不胜感激。而且我能感到：他的温暖为许多地方拂去了黑暗”。

对于身边的官僚作为，怀南特已经颇感倦怠。一名助手觉得：“大使是把官僚的轻慢当作了侮辱。”不过，他仍然没有停下工作。无论是在新罕布什尔、华盛顿还是日内瓦，怀南特从来如此。连续的工作，几乎耗尽了怀南特的精力。“他把整个世界都扛到了自己的肩上。”使馆里的政务参赞西奥多·阿基利斯如是说。“他甚至发现：要想彻底放松下来都是如此困难。”大使唯一的消遣，只不过是偶尔走进伦敦的随便一处公园并徜徉其间，漫步几圈。

眼见怀南特如此痴迷工作，不少朋友都觉得有些担心。英国劳工部的副大臣弗朗西斯·珀金斯和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第一夫人埃莉诺的叔父大卫·格雷便怀抱着这样的担心。副大臣还给怀南特寄去了好些维他命补剂片，以供后者保养精力。格雷也给了怀南特一些贴心忠告：“假如您失去健康，又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您的人格和价值观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可能的话，您真不该花去好几个星期在英国各地来去奔忙而劳累身体，而应是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玻璃柜里。”

格雷和珀金斯的意见，安东尼·艾登也表示认同。后来的英国首相曾经形容怀南特“对于工作最为在意，对于党派政治则关心不多。对于他自己，则基本漠然不理”。其实，艾登和怀南特差不多算得上同类——他们都有工作狂的倾向。当年的艾登只有43岁，还在外交部担任一把手。每一天，他基本都守在办公室里，从清晨一直忙到夜半。在此之后，艾登才会回到位于办公地点的一间小公寓里去休息。所谓休息，也不过小睡片刻而已。过后，他还得继续全情工作。作为一个纯熟的谈判老手和外交专家（在这方面，怀南特把艾登归于“本人遇到过的最好的外交官”之列），艾登其实和自己这位美国友人同病相怜。两人的工作都罩在上司的阴影之中。他们的任内事情，顶头上司也都乐于插手——艾登的热心上司，自然就是丘吉尔。对于本国的外交事务，首相时常也有独自统揽的意向和举动。

30年代的艾登，可是英国政坛的一位金童——他外貌俊朗、举止优雅，还曾立下赫赫战功，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这一切的名誉获得的时候，艾登才不过35岁。在英国人的心中，他实在是太受欢迎。1938年，艾登本有机会角逐首相职位，可是，他对内维尔·张伯伦曲意逢迎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十分不满，并因此辞去了外相职务。如此一来，他自然没能接上张伯伦的班。谈及此事，艾登只是谦称：“我还没有当首相的才能。”最终，首相职位被丘吉尔接任。战争期间，艾登对于丘吉尔插手外交事务可没少抱怨。不过，经过一番巧妙的经营，外交大臣一直没让权力彻底旁落他人。

在伦敦，怀南特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安东尼·艾登大概是最为重要的那一位——当然，可能外交大臣还得排在萨拉·丘吉尔之后。大使和外相几乎每天都要联系，要么面见，要么电话传音。艾登的办公地点设有一部私人电梯，持有电梯钥匙的人，可以直接奔往外交大臣的办公室。如此的幸运儿自然不多，而怀南特就是其中一个。在许多个周末，艾登都会带上怀南特前往苏塞克斯郡的乡间别墅。到了那里，两位外交官常常聚在花园当中阅读和谈论各自的外交公报。园艺之事，让艾登甚是着迷。怀南特对于好友的爱好也有一番回忆：“他是我见过的人之中对于花、草、蔬菜和果树最为关切的一个。风吹麦田的景象，苏塞克斯乡间的片片绿野，也叫他分外着迷。”休息的时候，怀南特和艾登会放下手中的文件而去给花园除草。“园地两边会放上文件箱，当中都是有待阅读的文件。”怀南特回忆说，“一畦荒草清除干净，我们就会走到文件箱的边上，阅读文件、撰写有关的回复。而后又继续拔草。”

虽然和艾登关系莫逆，不过，怀南特还是发现：萨拉·丘吉尔才最让自己感到慰藉。随着时间流去，两人走得越来越近。1941年底，萨拉终于和维克·奥利弗分了手。不久之后，首相的千金就和美国大使正式开始了一段情。离婚后的萨拉放弃了舞台生涯，转而加入女子防空队。此时的她仍是自立如故。父亲本来为萨拉在皇家空军的控制室中安排了一份差事，却遭到了她的回绝。而后，萨拉来到伯克夏郡的一家空军基地当起了情报分析员。她的职责在于审看各类情报图片。这份工作要求很严而且压力重重，况且属于机密岗位，不过，萨拉却还干得得心应手，这一点，她本人也是十分诧异。工作期间除了处理一些杂务，萨拉要和同事们一起研判德国运输设施的空中影像，并由此判断德国空军可能的行动方向。

1942年底，联军即将出征北非之前的某一天，萨拉的父亲找到了女儿。首相的语气当中带着少有的欣喜：“你知道吗？我们马上就要派出542艘舰艇前往北非进行登陆作战。行动迫在眉睫，舰队将会摸黑通过直布罗陀海峡。”

可是，萨拉却纠正了父亲：“参与行动的船艇共有543艘。”

首相盯着女儿，眼神有如铁石一般：“你怎么知道？”

“三个月以来我都在为这次行动做着准备。”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觉得自己必须遵守安全条例。”

那一刻，首相的面孔上堆起了阴云，萨拉担心，自己的出言不慎可能会招来父亲的一顿斥责。没想到，温斯顿·丘吉尔只是一笑了之。当晚首相官邸的饭桌上，首相颇为自得地谈起了女儿在情报方面过人一筹的才能和表现。

战争期间，萨拉的生活总有两面：周一到周五，她都守在伯克夏郡，干着紧张而全情投入的情报工作；周末，她会回到首相官邸或者自己位于帕克巷的小公寓。后面这处居所，距离美国大使馆不过五分钟脚程。一有机会，怀南特总是尽量陪在萨拉的身边。哈里曼和首相儿媳的事情在伦敦街知巷闻，萨拉和怀南特的关系却是隐蔽至极。对于这种关系，两位当事人也怀有万分的审慎，除却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萨拉·丘吉尔已经和丈夫分居。有时候，萨拉甚至还会和奥利弗在公众场合出双入对。当然，如此作为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毕竟，她并未离婚，而怀南特也有妻子和家庭。虽然心怀不满，萨拉却也不想招惹任何绯闻。毕竟，在她看来，关系暴露只会害了怀南特，同时还会贻祸于自己的父亲。

萨拉和怀南特都很小心。不过，这段关系却不可能不走漏一点风声。首相身旁的许多人，已经知晓了大使的秘密，约翰·科尔维尔就是其中之一。至于丘吉尔，同样也对女儿的动态心知肚明。这一点，就连萨拉也很肯定。多年以后，她提到这段往事的时候还表示“这是一段父亲有些察觉，但却又从不说破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