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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被遗忘的盟国（第1页）

第13章　被遗忘的盟国

在美国与达尔朗达成交易之后的数月里，欧洲流亡者们都聚集在伦敦的伦敦塔、约克大教堂和一些热门餐馆和酒馆，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探讨这项交易暗含之意。受其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自由法国战士，但其他流亡者们——挪威人、波兰人、捷克斯洛伐克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也在担忧这项交易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纳粹也已经入侵并占领了他们的国家。当这些国家被解放之时，美国是否也会与像达尔朗一样的卖国贼合作？

1940年春季当德军攻占挪威和丹麦，紧接着扫**法国和低地国家时，曾在那年冬季聚集在铺着有酒渍餐布的餐桌旁的大部分欧洲人都逃离了出来，来到伦敦。似乎每隔一天，乔治六世和丘吉尔都得去伦敦的某个火车站迎接不同国家的国王、女王、总统或首相。英国是欧洲仅存的一个仍在与希特勒作战的国家，所以波兰军称英国是想继续作战的流亡者们的“最后希望之岛”。作为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战士和六国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伦敦成了自由欧洲的事实首都。

伦敦的流亡者无处不在。戴高乐和他的自由法国战士藏匿在卡尔顿花园里一间庄严的白色宅邸，与圣詹姆斯公园遥遥相望。距此一英里以内，在位于切斯特广场一栋被炸损的联排别墅里，荷兰的威廉明娜女王曾邀请逃避到此的荷兰抵抗战士们喝茶。距离女王别墅三个街区的鲁宾斯酒店内，波兰总理兼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WladyslawSikorski）在此办公。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三国流亡政府安置在皮卡迪利大街上与丽兹酒店相对的斯特拉顿之家酒店。其他外国办事机构则分散在贝尔格莱维亚区、肯辛顿、梅费尔、骑士桥和圣詹姆斯区。

到1943年，聚集到英国的欧洲各国的海、陆、空流亡士兵大约有十万人，他们加入日益壮大的美国部队以及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印度的部队。与美军和英军不同，这些欧洲人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这里。“为了跨越海峡来到英格兰，我们必须牺牲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只为了能够与纳粹斗争，争取自由。”战争爆发后，一名荷兰法学学生埃里克·黑兹尔霍夫（ErikHazelhoff）说道，“大家目标一致：去英格兰加入盟军。”从1940年到1941年初，世界上其他大部分人都认为英国将在几周，最多几个月内就被打败，但这些欧洲人还是来了，“这些狂热的、非武装的英雄要对抗耀武扬威的希特勒。”法国新闻工作者艾芙·居里（EveCurie）如是说。她是物理学家玛丽·居里和皮埃尔·居里夫妇的女儿，也是到伦敦的逃难者。

多亏这些流亡者，伦敦成了一个活力四射、充满传奇、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都市。本土伦敦人根本无法想象在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以及在餐馆和酒馆里坐在自己旁边的人会来自哪个国家，可能是刚刚完成轰炸行动的波兰飞行员，可能是被鱼雷击中后而被救起的挪威水兵，也可能是从法国偷逃出来的抵抗战士。这些像长着多彩羽毛的鸟儿的欧洲士兵们都集中到了伦敦被炸毁的街道——比如法国水兵身穿条纹衬衫，帽顶挂着红色绒球；法国军官身着白色披肩，戴着独具特色的平顶帽；波兰士兵戴着四角帽，看起来就像19世纪的骑兵；荷兰警官身穿带有银灰色饰边的简洁黑色制服。在肯辛顿花园，和这些欧洲盟友们走在一起的加拿大外交官查尔斯·里奇感觉就像是在“历史海洋中遨游”。

虽然在伦敦，外国人随处可见，但战时流亡者聚集的中心是索霍区，此处自17世纪以来便是欧洲流亡者的避难所。这里嘈杂、物价便宜、包罗万象，拥有流亡者们所青睐的法国、意大利、希腊、中国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特色餐馆。位于迪恩街的约克大教堂是最知名的聚会场所之一，因此吸引了自由法国战士、比利时政府级别较低的官员们和其他人等前来这里。

然而，戴高乐和各个流亡政府的领导者们的社交活动大部分都是在著名酒店举行——如萨伏伊酒店、丽兹酒店、克拉里奇酒店和康诺特酒店——他们在这些酒店与英美官员们讨论各自国家的事业。为赢得两个最大的西方盟国的青睐，流亡政府之间经常相互竞争，它们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怀疑、派系、宿怨和内讧。关于各流亡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A。J。利布林（A。J。Liebling）在其发表在《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打趣说：“六个流亡政府的首相们相互调查，特务彼此尾随，以至于克拉里奇酒店或丽兹格里尔酒店的午宴像极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某部电影中的人物的一场交通堵塞式的汇聚。”

然而，对外国部队而言，与其说伦敦是个明争暗斗的中心，他们更认为它是个令人放松、新鲜刺激、培养同志情谊和发展浪漫故事的地方。在整个战争期间，大量的人群涌入到这个城市来寻找乐趣，比如伦敦附近的空军基地的欧洲飞行员，从托布鲁克和的黎波里等较远地方来休假的士兵，还有其他的盟军官兵。“虽然我们来自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可知的未来，但我们仍携手并肩，哪怕是为了啤酒，”埃里克·黑兹尔霍夫回忆说，“我们举杯共饮，并把各自的女朋友带到常去的夜总会，比如苏维夜总会、大使馆俱乐部和400夜总会。那里有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等等，大家都在拥挤的舞池里享受。”

在所有这些欧洲人中，波兰人和自由法国战士，凭借其大胆的性格和独特的异国魅力，最容易俘获英国女人的芳心。作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就被一个法国人迷倒了。1942年，她与戴高乐部下，富有魅力、风流成性的参谋长加斯顿·帕莱夫斯基（GastonPalewski）展开了一段暧昧关系，但最后的结局很不幸。而擅长吻手礼和喜欢送花的波兰人由于爱献殷勤受到最多追捧，波兰飞行员被昆汀·雷诺兹称为“英格兰的魅力男孩”。在他们当时所写的日记和书信中，以及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们表示对自己在英国的战时爱情感到有些惊讶。“关于这些女人，”有人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真的无法摆脱她们。”

而那些留在被占领的欧洲各国的人们却截然不同地看待英国及其首都。在他们眼里，那里不是寻求乐趣和追求爱情的地方，而是对抗绝望的希望之塔和护身符。在德军入侵荷兰后不久，埃里克·黑兹尔霍夫站在海牙附近的海岸上，惊讶地看着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一晃而过，机身上的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志在阳光下格外耀眼。“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占领了我们的国家，”他后来写道，“英格兰已经成了一个和自由类似的概念：那片国土上的自由人民能够阻挡纳粹。但要相信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真实的则需要具体的表现，比如来自上帝的指示：英格兰还在！”对他而言，那两架喷火式战斗机就是这个暗示。数月后，他盗得了一条渔船，逃到了英格兰，并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名飞行员。

对敌占国家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希望是通过英国广播公司传送的。他们对纳粹的占领充满震惊、羞愧和恐惧，而英国广播公司的每日广播报道让他们备受鼓舞，感到自己并不孤单。尽管收听伦敦广播会受到监禁惩罚，甚至在某些国家会被处死，但这仍是许多欧洲人对抗占领者的第一个行动。他们每天都会把隐藏在不同地方的收音机拿出来收听广播——有的藏在地板下面，有的藏在橱柜里罐头制品后面，有的藏在烟囱里面。在挪威北部，渔民们划船到离海岸几英里的小岛上，把收音机藏到某个洞穴中。不管在哪里，收音机的主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固定时间把它调到英国广播公司的频道，听大本钟的钟鸣声和神奇的开场白：“这里是伦敦。”他们会听到用当地语言报道的当天的战争新闻，有时候他们会听到各自国家领导者的名字，比如挪威的哈康国王，荷兰威廉明娜女王，波兰西科尔斯基将军，及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扬·马萨里克。这些领导者们通过广播号召他们坚定地相信最终的解放，并号召他们竭尽所能抵抗敌人。

许许多多的欧洲人都把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报道看作获得自由的唯一救生索。在从捷克斯洛伐克偷偷送出的一封写给英国广播公司的信中，某个男人写道：“错过收听任何一则伦敦广播报道都会让我发狂。这是滋养我灵魂的唯一东西。”在战争后期逃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人回忆说：“无法解释我们对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依赖，它就是一切。”

艾芙·居里曾说，只有经历过自己国家被入侵的人们，才能真正明白战争的残酷和伦敦所象征的自由的珍贵。当一个英国女人与刚从纳粹监狱逃出来的比利时新闻工作者朋友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时，她对这一说法感同身受。她说自己的这位朋友感到“欣喜若狂”，环顾四周似乎想要记住他所见到的一切。“你知道吗，我梦想着这个时刻已经梦想几个月了？”他欢呼道，“这里真好！难怪数百万欧洲大陆的人们都梦想着来到伦敦的这一刻！”尽管纳粹德国对伦敦的空袭带来无尽灾难和痛苦，但这个英国女人打趣说：“可是伦敦人经常忘记自己是多么幸运。”

虽然欧洲流亡者及其在家乡的同胞们极大地受益于英国盟友，但英国、美国甚至苏联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尽管与同盟国三巨头实力相差甚远，但他们也对同盟国的事业提供了重要帮助。在1940年至1941年的关键两年里，他们和英国一道，扭转了英国战败的命运，而且“二战”后期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对整个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了巨大帮助。

1940年7月，当德国对英格兰南部发动空袭时，英国皇家空军损失严重，失去了三分之一最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并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战役中损失了一半战斗机。数百名经验丰富的欧洲飞行员——比利时、法国、捷克，尤其是波兰的飞行员——填补了这一损失。波兰飞行员在波兰和法国与纳粹德国空军有过较量，他们被认为是所有飞行员中技术最高超的。在不列颠之战中，一支波兰空军中队击中的德国飞机比英国皇家空军的任何一支队伍击中的都多。据英国皇家空军的最高官员们说，波兰飞行员的贡献对不列颠之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有人认为是决定性的作用。伊丽莎白女王于1996年宣称说：“如果那个时候波兰没有和我们并肩作战……自由之光可能就被熄灭了。”

为了帮助英国应对激增的船舰损失，拥有世界第四大海上商船队的挪威借给英国1300多条海船，并配备着船员；与此同时，在罗斯福制定《租借法案》之前，英国缺少足够的美元购买美国军备，比利时提供援助，借给英国部分黄金储备；另外，比属刚果的丰富自然资源，如橡胶和石油，也被用来支持盟军的事业。

但这些欧洲人在情报领域作出的贡献是最大。不列颠之战爆发前，位于布莱切利园的英国密码破译员成功破译了来自纳粹德国空军的由德国的精密恩尼格玛密码机制作的密码，数月之后，他们又相继破译了德国海军和陆军的恩尼格玛密码。英国密码破译员破译的关于德军战术和计划的信息对大西洋海战的胜利以及盟军最后的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若没有法国尤其是波兰破译员的帮助，布莱切利园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借助法国情报局提供的文件，波兰密码破译员在20世纪30年代初最早成功破译了所拦截的恩尼格玛密码。在1939年夏季，“二战”开始前不久，波兰情报局为英法密码破译员们提供了精确复制的恩尼格玛密码机。这个设备以及波兰告知的关于德国密码的信息，为英国建立自己的密码破译系统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战时情报大师的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Menzies）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又称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简称军情六局）局长，并掌管了布莱切利园，但他在战时所提供的正确情报其实并非来自他的情报局。在这个职位上，他兴致勃勃地向丘吉尔展示布莱切利园的最新情报成果。虽然孟席斯“沉浸在荣耀的光环中……但事实上，英国秘密情报局并非‘二战’中所有重大成功情报行动的唯一来源”，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如是说。这些正确的情报绝大多数是来源于欧洲各个敌占国的情报局。

英国的情报局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赞誉，主要是由于战前英国间谍小说中所描绘的技术高超、无所不知的英国情报局形象。丘吉尔认为英国情报局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而作为英国间谍小说的爱好者，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及其副手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也同样认为如此。但事实却与此大相径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于缺乏政府资金投入，军情六局一直人手不够、资金不足，并缺乏人才和技术。直到德国入侵法国和低地国家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领导者们对于德国的态度都倾向于绥靖政策。1939年下半年，被德国对英国提出的虚假和平所**，两名英国秘密情报局情报员在荷兰被海德里希手下的情报员绑架。而让英国秘密情报局更加羞恼的是，这两位情报员一经审问便把情报局的情况和盘托出，包括情报局部署在西欧的特务人员的名字。在德国闪电战过程中，这些特务人员被逮捕，因此情报局的大部分组织网被摧毁了。

对斯图尔特·孟席斯及其副手克劳德·丹齐（sey）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流亡伦敦是他们把自己和情报局从灾难中挽救出来的天赐良机。英国秘密情报局为流亡情报机构提供资金、通信和交通支持，而作为交换，英国秘密情报局掌控着他们的大部分行动并包揽他们成功行动的功劳。比如，多亏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机构，英国秘密情报局事先获知了德国将于1940年从阿登高地入侵法国，然后于1941年春季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计划。阿登高地情报行动的成功——英国和法国对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情报多么准确，如果对此不采取行动，任何情报都毫无价值。

与此同时，在挪威，数百名无线电报员监控并汇报德国潜水艇和战舰在挪威沿海的行动。1941年，其中一名电报员通知伦敦，他在挪威中部的一个峡湾发现了四艘德军战舰。正是这一消息促成了“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和“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的严重受损。除了报告敌人的船舰、部队和防御工事的地点外，法国抵抗战士情报员还偷来了德国在诺曼底海岸的海防计划，这对盟军策划诺曼底登陆行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欧洲的情报机构中，波兰情报机构在“二战”中对盟军情报的贡献最大。2005年，英国政府承认说，盟军从战时欧洲获取的情报中有接近一半是来源于波兰情报机构。“波兰的情报机构在欧洲是最优秀的”，在“二战”中与他们合作过的英国情报官员道格拉斯·多兹-帕克（DouglasDodds-Parker）说，“他们需要这些……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被占领、被分割的历史”，被他们更强大的邻居——俄国、德国和奥地利所占领，所分割。“他们拥有世代积累的地下情报行动经验，”多兹-帕克接着说，“他们让我们受益匪浅。”

自1918年波兰再次赢得独立之日起，波兰就把情报收集和密码破译放在首要位置，专门针对其最强大的两个传统敌人——德国和俄国。用波兰情报局前局长的话说，“如果你处在磨石的两个轮子中间，就必须得学会如何不被碾压”。1939年，波兰情报局领导者们没能阻止这一悲剧发生，但在向西逃跑之前，他们把地下情报网留在了那里。后来这些情报网为伦敦提供了大量情报，包括德国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另外，波兰的情报员还分布在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诸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巴尔干半岛，以及北非和德国。在法国，波兰经营着几个最大的情报网。到1944年，这些情报网组织之一，代码为F-2的情报组织拥有700名全职和200名兼职特务人员，他们大部分是法国人，主要在港口、火车站、军工厂甚至德国战时生产办公室工作。

在20世纪40年代初，根据F-2情报组织和其他欧洲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同盟国获悉德国正在其波罗的海沿岸的佩内明德研究实验两种新型秘密武器——V-1飞行炸弹和V-2火箭。1943年8月，在获悉这个情报后，英国皇家空军派出500多架轰炸机轰炸了佩内明德，致使这两项武器的研制成功推迟了六个月以上，从而阻止了德国对准备诺曼底登陆而聚集在英格兰的数百万盟军士兵使用此武器。

1942年，当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伦敦展开行动时，并不知道其从军情六局收到的一系列情报其实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收集的。几乎和国际情报界的所有人一样，这个新成立的美国间谍和破坏机构的官员们都认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无所不能。曾在战时伦敦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后来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威廉·凯西（WilliamCasey）回忆说：“我们刚到伦敦时，就像刚入学的新生，没有经验、默默无闻，遭受英国人的嘲笑和蔑视。”作家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uggeridge）就是嘲笑这些美国人的英国人中的一位。他是“二战”期间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报员，在其回忆录中他写道：“我很清楚地记得，他们刚到我们久经世故的情报局工作的时候，就像是刚从学校毕业的花枝招展的少女，懵懂无知。”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新手就认识到在戒备森严的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究竟是如何操作的。“事实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收集情报方面极其薄弱，”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办公室首领大卫·布鲁斯（DavidBruce）在日记中写道，“他们送给我们的大部分报告和我们已经从欧洲其他情报机构所获得的一样。”尽管克劳德·丹齐坚决反对，美国战略情报局仍坚持向欧洲其他情报机构开放自己的渠道，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借助他们的帮助，在欧洲大陆成立自己的间谍网。

在蓄意破坏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局与英国新成立的一个政府机构——特别行动处通力合作，该机构主要训练欧洲人如何进行颠覆行动和其他形式的积极抵抗行动。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乡村豪华庄园里，挪威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比利时人被赋予新身份，并学习如何跳伞、操作无线传输器、读译密码、引爆炸弹以及如何近距离杀死德国党卫队成员。然后他们就被送返回国去训练其他人。

1943年，在丘吉尔的命令下，挪威突击队摧毁了位于挪威的一个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对原子弹的研制。在诺曼底登陆前后，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进行的破坏行动，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对盟军登陆和反攻法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比利时的地下组织阻止了德军炸毁安特卫普关键港口的行动。波兰的抵抗运动是欧洲规模最大最成熟的地下运动，延迟并破坏了德军从波兰到东部前线的铁路运输，从而促成了德国对苏联进攻的瓦解。

抵抗运动对同盟国的巨大帮助也表现在，各个敌占国家的抵抗运动帮助营救了被困敌后的数千名英美飞行员返回英格兰，以及营救在德国占领区被俘虏的盟国军人并帮助他们来到英国。例如，在比利时，一位名叫安德烈·德·容（AndréedeJongh）的年轻女子为英美军人设计了一条穿越她的祖国比利时、法国，一直到英格兰的“彗星逃跑路线”，护送人员主要是她的朋友们。而德·容自己也护送了一百多名军人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安全到达中立国西班牙。

德·容及其同行明白，不论性别，积极参加抵抗运动比在战场或空战中作战要危险得多。在西线，被俘虏的穿制服的军人都被送到战俘营，按照《日内瓦公约》处理。但如果抵抗成员被逮捕，他们将面临酷刑、被送往恐怖的德国集中营，或被处以死刑。那些暗中帮助英美军人的抵抗组织成员被抓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不管隐藏在哪个国家，大部分英美军人都不会说当地国家的语言，因此通常格外引人注意。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说：“很难把一个外国人藏在自己身边，尤其是当这个外国人是身高约1。9米的红发苏格兰人，或是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喜欢嚼口香糖的美国人。”

协助设计欧洲逃跑路线的某个英国机构的首领詹姆斯·兰利（JamesLangley）后来评估说，每营救一名英国或美国人，至少就有一名抵抗运动工作者为其付出自己的生命。然而，安德烈·德·容设法使自己摆脱了这样的命运。1943年1月，她被逮捕并被送往德国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尽管她坦率地承认设计了“彗星逃跑路线”，但德国人却不敢相信一个年轻女孩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的行动。

在19世纪晚期，时任英国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Salisbury）不屑地宣称说：“英国没有主动招揽盟友，而是被动承认他们。”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却不能这样嚣张。1940年至1941年，由于英国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可能，丘吉尔首相需要结交任何可能的盟国来避免战败，不管该盟国多微不足道。

尽管遭到内阁成员和其他大部分政府官员的反对，丘吉尔仍坚持欢迎所有的流亡政府及其武装力量来到伦敦。

1940年6月，他对西科尔斯基将军和波兰人说：“我们要么一起战胜，要么一同被灭亡。”当法国向德国投降时，夏尔·戴高乐是一位不起眼的政府官员，但却是最出色的陆军准将，并且他是唯一一位敢于公然谴责法国停止抵抗并来到伦敦的法国军官。“虽然你独自一人，”丘吉尔对他说，“但我承认你。”英国内阁成员们希望慢慢撤销对贝当政府的承认，但丘吉尔要求英国承认戴高乐为“所有法国人——不管他们所处何地——的领袖，因为他支持同盟国的事业”。

在苏联和美国被迫参战前，英国首相一直都鼎力支持欧洲盟国。但当这两个大国加入同盟国后，英国与欧洲敌占国家的初期团结就对迫切需要的实力政治作出了让步。虽然十分清楚英国因欧洲盟国提供帮助而对其欠下债务，但丘吉尔更迫切地需要这两个新成员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