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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家人（第2页）

大使的魅力面前，有那么一位大人物却似乎不为所动。这位人物，正是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其实，他对怀南特的印象倒也不错。不止一次，首相曾经提到自己对于美国大使的尊重与仰慕：“每一次与怀南特相见，我都会变得活力满满。”话虽如此，首相却并不喜欢与大使为伴。相形之下，还是哈里曼和哈里·霍普金斯更叫丘吉尔觉得自在。“怀南特的乐观态度吸引了首相。不过……丘吉尔还是更欣赏霍普金斯的尖刻与机智。出于同一原因，首相和比弗布鲁克关系也相当不错。”莫兰如是说。其实，丘吉尔的这些朋友在性格上几乎都是比弗布鲁克的翻版，他们行事高调、脑筋灵活而且都有一点“冒险的倾向”，赌博、饮酒是他们的共同爱好，一路畅谈直至深夜同样深受几人的欢迎。对于首相的交友情况，罗伊·詹金斯有过一番确切评价：丘吉尔就“喜欢不守规矩的人”。偏偏怀南特其人生性最是循规蹈矩。

说到对怀南特和哈里曼的态度，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和丈夫正好相反。相比特使，首相夫人更为欣赏大使的为人。哈里曼帮忙劝服了女儿，克莱门蒂娜对此感激不尽。而且，首相夫人也喜欢和特使一起参加门球比赛——在这方面，她和哈里曼都是高手。不过，按照作家克里斯托弗·奥格登的说法，克莱门蒂娜·丘吉尔眼中的哈里曼不过是个“很有钱的生意人”，而且“冷静、雄心勃勃而精于算计”。丈夫的身边，永远不缺哈里曼这般富裕而又打着自己算盘的朋友，克莱门蒂娜觉得哈里曼和他们一样“只会让丈夫和自己更加疏远”。至于怀南特，则被首相夫人引为真正的知己。克莱门蒂娜认为，大使和自己才是真正的心心相印。玛丽·丘吉尔觉得，怀南特对于自己母亲那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着精确的了解”。首相夫人生活中的种种压力和苦闷，也得到了大使的知晓和宽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向不和身边人分享秘密的首相夫人，却总会找到美国大使吐露自己的心声。

在造访唐宁街首相官邸、首相别墅或迪奇雷的各位来宾看来，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是一位优雅得体、机智聪明而又善解人意的女主人。她待客十分周到，总在给大家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提到她的时候，不少人都用上了“亲切”这个字眼。哈里·霍普金斯觉得首相夫人“在亲切和善的程度方面”冠绝他在英国认识的一切人等。珍妮特·默罗表示，克莱门蒂娜其人“真是亲切、有活力又有魅力”。埃莉诺·罗斯福的评价也几乎如出一辙——“首相夫人富有魅力，很有年轻活力而且十分亲切”。

不过，罗斯福太太也有自己的一点疑心：克莱门蒂娜·丘吉尔那沉静自制的外表之下，似乎隐藏着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格。“大家应该感受得到：公共场合之下的丘吉尔夫人似乎是在扮演某种角色。表演这种活动，也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不过，角色之下的那个她才叫我们最是好奇。”身为美国总统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对于公众形象与真实人格的对立再是熟悉不过。第一夫人对于英国“同行”的猜测只是出于直觉，却又正好命中事实。没错，克莱门蒂娜·丘吉尔呈给世人一副泰然安详的面孔，卸下这层面具，她的内心其实**满满。脆弱、孤独甚至有些抑郁的情绪，也时时困扰着首相夫人。

3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克莱门蒂娜已经把自己的丈夫当成了终生的事业。不过，时不时她也会转移自己的感情，把爱献给丈夫之外的其他人——他们也许是她的孩子，也许是某位满足她欲望与需要的人士。首相夫人曾经告诉儿媳帕梅拉，她“与温斯顿结婚之后就决定把整个生命托付于他……她只为温斯顿而活”。妻子投之以桃，丈夫却没有回报以李。毫无疑问，他很爱她而且对她很是依赖——这份感情，他曾用数以千计的温存信函予以表明。不过，曾为丘吉尔一家立传的约翰·皮尔森觉得，首相“彻头彻尾非常自我”。对于妻子，他从未付出太多时间。相比妻子和儿女，丘吉尔首先更热衷于追逐政治权力和自己的各种爱好。“内心里，他还是爱她的。不过，她需要的爱可不止这么一点，而他从来也不打算多给。”帕梅拉如此评价公婆之间的感情。儿媳还表示：“丘吉尔一家的男人都是这样：他们希望妻子了解自己，却又不打算花些功夫去了解妻子的心思。”

结婚之后，克莱门蒂娜一直在为家庭的经济状况而烦恼不堪。妻子的烦忧，主要来自丈夫对于奢侈生活的大力追求，偏偏他热衷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负担。“我这人其实很容易满足。”首相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当然，说完之后他也会沉吟片刻，而后不无调侃地接下自己的话茬，“我是说我这人很容易满足于最好的生活啦。”丈夫对于赌博的喜爱、对于股票投机的追求，更是加重了家中的经济负担。1922年，他又自作主张买下了一幢乡间别墅。这座叫作“查特维尔”的房子位于伦敦南郊，距离城市20英里。房屋由红砖砌成，属于维多利亚时代式样。它巍然挺立在肯特郡的乡野之中，显得蔚为壮观。丘吉尔买下它，是想要给家人和孩子一个度假地点。丈夫的这个举动，却让妻子十分恼怒。克莱门蒂娜认为，这栋建筑只会给家庭带来更多的经济困难。很不幸，她的想法是对的。玛丽·丘吉尔记得，母亲曾经因为“孩子们忘记关掉别墅房间的一盏灯”而对自己和姐妹大发雷霆。毕竟，“这座别墅只是她心头的负担”。

首相和首相夫人同样出身贵族家庭，却也一样没能继承族产。早年间，丘吉尔从议会领到的薪水又相对微薄。为了撑起奢侈的生活，首相不得不奋力笔耕。在这方面，丘吉尔算得上相当多产，他的书籍和文章也很受欢迎。可是，由此而来的收入仍然不足以抵去巨大的开支。有一次，克莱门蒂娜为了缴清上月的账单而不得不卖掉了一枚红宝石和一条钻石项链。这两件首饰，可都是温斯顿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多年以后，有人曾和首相夫人提起她丈夫的种种功绩，他竟然能把写作、绘画和处理政务结合得如此之好，让他们不禁感叹。不过，首相夫人只是略带酸楚地表示，自己“从未做过任何让丈夫感到不满的事情，而且总在为丈夫清理各种残局和垃圾”。

战争期间，丘吉尔比以往更加受人瞩目。当时的他，就是所有人的关注中心。无论在首相别墅还是在迪奇雷，一切事物都要围着他转。首相夫人也十分忙碌，丈夫的所有官方客人，都需要她周到接待。对于这位女主人，客人们却是少有关心。其实，首相官邸举办的周末晚宴之上，女宾的身影都很少见，各位男士自然也不会留意到她们的存在。“这个地方的周末聚会实在大不一样。”1941年夏天，凯思林·哈里曼致信胞妹并提到了自己在首相官邸的周末经历，“大家谈来谈去，话题始终不曾离开战争……至于女宾，似乎显得有些多余。吃罢晚饭，她们无不选择匆匆离去。在这个男人聚集的场合，女士都不是主人想要长留的客人。有的时候，男士们甚至会一直倾谈直至午夜。”

凯思林眼中的克莱门蒂娜作风优雅。而且，首相夫人总是“安然居于丈夫的身后”。凯思林告诉自己的妹妹：“丘吉尔家中的每个成员都把首相当作上帝一样膜拜。至于首相夫人则是一贯低调。如果有人能够注意到她，她就已经有些感激涕零了……不过，可不要以为她是个唯唯诺诺的人，那可不是她的个性，她很有主见。在家中，她拥有超然的地位。不劳首相夫人吩咐什么，首相自会照着她的心意去办。”

克莱门蒂娜·丘吉尔的直觉非常敏锐，对于大多数的事务都有着坚定的看法。可是到了餐桌旁，当她的丈夫和各位宾客纵论时事、阐发观点的时候，女主人却很少提出自己的意见。偶然的情况下，首相夫人倒也想要转移话题，不过她的努力总是收效甚微。随着战事的深入，克莱门蒂娜在晚餐期间躲进卧室闭门不出的情况也愈发增多。作为聚会中为数不多的女宾，帕梅拉常常在婆婆的要求下担起了女主人的职责。在儿媳看来，克莱门蒂娜守在自己房间捧着餐盘进食的次数，远比陪伴丘吉尔一干人共餐的机会要多得多。帕梅拉觉得，婆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孤独度过。

如此情形之下，首相夫人对于新任美国大使的感情也就不足为怪。毕竟，怀南特公开表示自己喜欢与她为伴，她的话语也能得到他的共鸣。大使来到伦敦之后不久，克莱门蒂娜便向他提出前往唐宁街进餐的邀请。可是，首相夫人总是不忘补充：进餐期间，男主人很可能不在场。“听起来好像我在阻挠您和温斯顿相聚！”克莱门蒂娜表示，“这并非出自本人的刻意安排。不过，我仍然觉得：如果温斯顿不在这里吸引您的注意，我会更享受您的陪伴。”

在许多方面，大使和首相夫人都有着相同的志趣。两人的个性都有些羞怯内敛，很少有人能够窥见他们外表之下的内心。理想主义的感觉，怀南特和克莱门蒂娜也都有那么一些。他们都还坚信一种观念：政府应该大力帮扶底层人民。克莱门蒂娜·丘吉尔打年轻时就倾心于一些激进思想。这一点，又和大使是一模一样。幼年的克莱门蒂娜喜欢学习，并一直希望能够攻读大学学位。那个时候的上层社会青年女性之中，很少有人怀抱这样的志趣。克莱门蒂娜的母亲就对女儿的愿望很不赞同。终其一生，首相夫人都对女性追求财政独立的举动大加赞赏（虽然她本人从来未曾享受过那样的自由）。而且，她还一直强烈主张妇女应当获得投票权。虽然女性参政的事，只是很久之后才变得普遍起来。

1924年，丘吉尔改换门庭，从自由党转投保守党。作为自由党的忠心拥护者，克莱门蒂娜对此深感挫败。不过，在表面上她也跟随丘吉尔一起加入了保守党，私底下的克莱门蒂娜却没有失去往日的情怀和志趣。她仍是一心想要提升英国底层人民的生活。丈夫的托利党同事之中有不少人都反对社会改革。对于他们，首相夫人的厌恶从来难以掩饰。至于比弗布鲁克和丈夫的那些有钱朋友，也都没有得到首相夫人的欢心。这些人**空虚的生活方式让克莱门蒂娜觉得不适。他们对于英国低下阶层的冷漠态度更叫她感到气愤。“不要被那种浮华虚荣的氛围迷了双眼。”一次，克莱门蒂娜致信自己的丈夫表示，“你今天结交那些朋友……无知、粗俗而又偏见满怀。低下阶层的独立自由，从来得不到他们的认可。”

面对那些冒犯自己的人，克莱门蒂娜表达厌恶的时候可是从不害羞。布兰赫姆宫的一次周末聚会上，丘吉尔的表兄，同时也是这座宫殿的所有者马尔堡公爵曾向她建议：作为首相夫人，她一定不要和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保持书信往来——要知道，她的信纸上还带着布兰赫姆的家族纹章。毕竟，劳合·乔治来自自由党，而且是保守党最大的政敌。听罢此言，首相夫人放下手中的笔，而后，她不顾公爵的苦苦挽留，径自走回房间开始收拾行李，随后头也不转地回了伦敦。另一次，克莱门蒂娜甚至公然与丈夫的一位客人反目相向。妻子的表现，让丘吉尔觉得有几分骄傲。首相提及此事甚至有些惧怕：“面对他，她咄咄逼人得就像一只跳下树枝的美洲狮！”

对于美国大使而言，与丘吉尔一家的相处就像放松的机会，他可以借此暂时放下肩上的重担。而且，这种关系还给了怀南特一种归属感。成年以来，大使一直寄情工作，就连自己的家人都很少陪伴。无论是作为美国大使、州长还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干事，怀南特的忙碌可谓一以贯之。来到伦敦的时候，他的女儿康丝坦斯已经结婚；大儿子约翰在普林斯顿求学，小儿子狄文顿也进入了马萨诸塞州西部的蒂尔福德预科学校。时不时地，大使夫人会来到伦敦省亲，不过，夫妻之间的关系甚是疏离。作为怀南特一家的老朋友，阿比·罗林思·卡佛利觉得大使“就是我认识最为孤独的人之一”。卡佛利觉得，“怀南特需要有人作为倾诉衷肠的对象。可是，家中没人愿意听他说话”。

有克莱门蒂娜陪在身边，怀南特觉得很是高兴。丘吉尔家其他成员的出现也让他十分受用。不过，唯有27岁的萨拉最叫怀南特感到牵挂。首相的几位千金当中，要数萨拉最得父亲宠爱。和首相一样，红发碧眼的萨拉性格独立、意志坚强，因为性格因素，家人甚至把她叫作“骡子”。丘吉尔的女儿们都很依恋父亲，萨拉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唯有萨拉有独一份的勇气去和首相唱反调。

当然，萨拉也和姐妹们有着同样的早年际遇。其实，英国高层人物的孩子们一般都少有机会和父母相处。在这方面，丘吉尔家可谓登峰造极。“小时候的我们很快就意识到了一点：爸爸妈妈的个人志趣在于一些大事方面。至于我们这些小孩的所思所想，肯定属于鸡毛蒜皮，不值一顾。”玛丽曾经回忆，“学校的戏剧日、颁奖典礼和体育比赛，我们从来不指望他俩能够出席……当然，我们的母亲倒是还能抽出时间，出席上述的活动场合。那些时候，我们可都是感激不尽。”

两年过后的1921年8月，丘吉尔夫妇再次抛下了四个子女，克莱门蒂娜急切想要送掉的玛丽格尔德也在其列。一名保姆带着孩子们住在英国南部，夫妇两人则各自忙碌——克莱门蒂娜忙着参加一项网球比赛，而温斯顿也在伦敦处理公务。那个夏天，玛丽格尔德不过两岁。暑假开始她就染上了喉部炎症，并在后来发展成为败血症。丘吉尔夫妇匆匆赶到病床之前，孩子只剩下了一周的寿命。在萨拉看来，母亲从未真正摆脱玛丽格尔德夭折带来的种种痛苦，由此而生的负罪感，也一直伴随克莱门蒂娜，没有散去。

不过，克莱门蒂娜并未停止自己的“休假”历程。结婚早期，她就时不时抛下家庭而自顾自去玩乐。欧洲大陆的各家减肥温泉疗养地，倒是时时能够找到她的身影。只有到了那些地方，她才能摆脱养育孩子带来的烦恼，还有那个咄咄逼人的丈夫。积蓄了足够的精力过后，克莱门蒂娜才有重新投入家庭的勇气。每当结束休假回到家庭，她就像个“温柔和严厉的结合体”——这是萨拉的看法。萨拉还觉得，那个时候的母亲“俨然一位独裁君主，让人根本不能与之争辩”。

进入少女时代的萨拉和玛丽，都和母亲变得更加亲近。家中最大的孩子戴安娜却与克莱门蒂娜一直关系不睦，这点纠葛，一直陪伴着丘吉尔家的大女儿。玛丽曾经执笔过一本传记并深情地回忆了母亲的生平。提到母亲和子女的关系，她表示：“我们这些孩子都很爱戴和尊崇自己的母亲。不过，对我们来说她从来不是个温馨有趣的人，也并非最好的伙伴。”

和妻子相反，温斯顿·丘吉尔不但温馨有趣，而且还是个上好的伙伴。他虽然很少和孩子相处，但是父亲一旦陪在子女身边，就会显露出放松、逗趣和温情脉脉的一面。那个时候的首相与其说是一位慈父，毋庸说更像一个顽童。他和他们一起游戏，还带上他们出外玩耍或者远行。查特维尔的一面撞墙，就是由首相和孩子们共同堆砌而成。温斯顿·丘吉尔的女儿们都很喜爱自己的父亲。不过，伦道夫才是父亲最为喜爱的那个人。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丘吉尔宠溺非常。儿子的一切作为，都能得到他的原谅。首相觉得，伦道夫可以进入政坛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就餐期间，父子二人常常陷入大声而热烈的争论之中，此时其他的宾客往往插不上嘴，萨拉和戴安娜也只能静静围观。想到那幅场景，首相的侄子佩里格林·丘吉尔（PeregrineChurchill）表示：“丘吉尔家里满是一些自高自大的人！充斥着无穷无尽关于政治的谈话！到了某个年纪，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和这个家庭保持疏远，要不然，他们真有可能把我撕得粉碎。”堂兄弟的话，得到了戴安娜的认可。多年以后，首相的大女儿告诉自己的女儿：当年之所以匆匆缔结第一段婚姻，只是为了“逃离查特维尔桌边那些永无休止的政治话题”。

18岁那年的萨拉·丘吉尔开始有了“不合作主义分子”的名声。这时候，她常常对于父亲身边的朋友品头论足。在她的眼中，这些人的那种生活方式“肤浅而奢靡”。女儿的评价和母亲几乎如出一辙，也同样让父亲感到厌烦。而且，女儿的另一件事情更是刺激了父亲的神经。在伦敦的一家著名剧院中，萨拉·丘吉尔找到了一份舞蹈演员的工作。那一年，萨拉刚刚年过二十。其实，她自幼就对艺术活动兴趣非凡。对于政治活动，她可没有这样的兴趣，虽然她的生长环境有着浓郁的政治气氛。进入青少年时期，萨拉开始撰写诗歌——这点爱好，还被她贯彻终生。为了早早地在创作中做出名堂，她还缠着父母给自己报了舞蹈课。这样的经历让萨拉十分欣喜。她还记得，自己在收到《追逐太阳》剧组合唱团入职邀请的时候是有多么自豪。“我走出剧院，感觉自己好像高大了一英尺多。而且，生活突然间似乎有了意义……我们的冒险也终于开始了。”

温斯顿和克莱门蒂娜可不想自己的女儿在舞台上抛头露面。其实，不少人都觉得萨拉在表演和舞蹈方面很有才华，首相的另一个女儿玛丽也抱有这样的观点。可是，做父母的仍然坚持己见。在上司的影响之下，约翰·科尔维尔原本也对萨拉的才能有所怀疑，一个偶然机会，科尔维尔去伦敦西区的一家剧院亲眼看到了萨拉的表现，此时，他才发现“其实她的表演相当不错”。

21岁那年，萨拉的另一个举动进一步惹恼了父母。当时，她宣布要和38岁的维克·奥利弗（VicOliver）结婚。这位奥利弗是奥地利籍犹太人，也是《追逐太阳》的明星演员。对于女儿的婚约，丘吉尔十分不满。第一次和维克·奥利弗见面的时候，他甚至拒绝同对方握手。在首相看来，这位喜剧演员“就和灰尘一样不起眼”，做父亲的当然想要劝说女儿收回成命。萨拉还记得，那一次爸爸“就像在召开公开会议一般”在应对“这个流浪艺人带来的种种威胁”。

对于这段爱情，萨拉有着坚定的决心。于是，她追随奥利弗到了纽约，在那里，他们展开了新一轮的巡演。父亲立即委派伦道夫坐上最近的一班跨洋邮轮，前往美国寻找萨拉的下落。伦敦和纽约的各大媒体，都把首相的女儿描绘成了“逃亡中的贵族千金”。她的故事，自然引发了一众报纸的集体狂欢，它们争相让出头版，报道丘吉尔家的这桩爱情故事。标题从“私奔跨大洋”到“兄长追爱神”，简直不一而足。丘吉尔甚至雇佣了私家侦探和律师，想要阻挠女儿和奥利弗之间的婚事。可是，丘吉尔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936年底，萨拉和维克最终成婚。而后夫妻两人返回英国进行巡演。他们先是同台演出，后来又分别参与各自的剧目。他们的足迹不限于伦敦西区，甚至遍布英国各地。

萨拉·丘吉尔那“粗糙无礼的咯咯笑声”很是有名，她有着相当的幽默感。“我人生当中最有意思的几个瞬间都和她有关。”艾德文娜表示，“那几次，我们真是笑得哭了出来。”一位记者也对萨拉有着自己的看法：“我采访过的所有人当中，要数萨拉·丘吉尔最富于生命活力。她可以让身边的一切事物显得更为可爱、更为愉快和更加迷人。与此同时，她也是个脆弱的人。她希望获得别人的喜爱。一旦对她显露善意，她会显得非常感动。”

30年代后期，萨拉在舞台上的形象愈发多变，由此，她的演员生涯更显光彩。这个时候，她对自己那个迷人却又富于控制力的丈夫也失去了几分依恋。同一时间，奥利弗和其他女性的秘密关系也被妻子所发现。1941年遇到怀南特的那个时候，萨拉·丘吉尔的这段婚姻已经走到尽头。凯思林·哈里曼曾对自己的妹妹表示：“萨拉真是个好姑娘。至于她那个丈夫维克，在我看来可不是什么值得托付值得信任的人。”哈里曼的女儿还察觉“萨拉·丘吉尔显得很不快乐。不过，能够反抗父亲的意志而和维克在一起，已经需要巨大的勇气。而且，登台演出也能让她避免陷入疯狂”。

凯思林不知道，其实萨拉还有另一重慰藉：她和怀南特之间日渐增长的友情，也能够帮忙排遣郁结。在伦敦、在首相别墅，两人一同度过了不少时间。接下来的几个月，两人的关系更加亲近起来。这时，萨拉·丘吉尔才向美国大使吐露了自己的烦恼，同时，她也聊起了自己对于未来的希望和期许。她的温暖、智慧和体贴感染了怀南特，由此，他卸下了阿兰·布鲁克口中的“那条保守的铁幕”。他对于她变得很是信赖，甚至生出了一种情感。这种情感，怀南特从来未曾托付他人。

英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身处危机之中的美国大使，却发现自己爱上了首相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