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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还是同他们睡觉（第1页）

第12章　“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还是同他们睡觉？”

将军对指派给自己的这个新任务——领军进入北非——感到万分惊恐。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42年6月就被派到了英格兰去监管美军在英国的驻扎情况，并自认为是为盟军在法国登陆做准备。当他在华盛顿担任战争计划部部长时就有了这个法国登陆计划，并在之前的七个月中与乔治·马歇尔一起为之努力。但令这两位将军反感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于7月说服了罗斯福，英美盟军的首次突击行动应该于下半年在北非登陆。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罗斯福同意丘吉尔之日是“史上最暗淡的日子”。

鉴于盟军在欧洲大陆用来对抗希特勒的资源极其匮乏，英国认为在非洲大陆边缘登陆能为突袭欧洲赢得最终胜利铺路。在控制法属北非之后，盟军可以向西横扫，袭击隆美尔和非洲军团后方，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则从西边攻打德军。在英国看来，把轴心国军队从此地区驱逐出去，不仅能拯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而且将重新打通地中海通道，以便盟军运输供应舰艇和运兵舰。而目前，这些舰艇和运兵舰不得不绕行数千英里才能到达中东和印度。根据艾伦·布鲁克的推测，北非战场的胜利至少会节省50万吨的运输量，用来在欧洲大陆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

与其说罗斯福相信这种运输便利化辩论，毋宁说他更相信美军最终会与德军交战。鉴于斯大林不断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总统于5月允诺苏联外交部长，盟军预计将于下半年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也面临着来自美国躁动民众的压力。在珍珠港遇袭后，他们认为日本才是美国的头号敌人，而非德国。除非立刻把美军派往欧洲战区，否则迫于国会和民众的压力，美国战争资源可能会被转移用来对抗日本。“只有发挥聪明才智，”亨利·史汀生在写给丘吉尔的书信中说道，“才能让美国人相信德国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在干掉日本之前干掉它。”

罗斯福坚持大部分地面作战计划要由自己制定，以作为允诺北非登陆行动的交换条件。他说道，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主导作战，由美国人担任盟军总司令，劝阻在北非的维希法军停止抵抗。法国于1940年6月向德国投降，希特勒同意在新元首菲利浦·贝当（PhilippePétain）元帅领导下的法国政府在维希建立政权，维希是法国中心的一个城镇。罗斯福告诉丘吉尔，比起抵抗美军，法国更可能抵抗英军，因为两年前，英军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口摧毁了众多法国舰队，并且英军支持法国反叛将军夏尔·戴高乐（CharlesdeGaulle）——他已逃至伦敦，旨在集结法国人来对抗维希政府和纳粹德国。

不像英国，美国与维希政府维持着外交关系。德军允许维希政府继续控制法属北非和法国的其他殖民地，以及法国的舰队。维希政府与纳粹德国合作密切，并在其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实施独裁统治。由于与维希政府打交道，罗斯福政府在国内备受指责。维希政府官员在收到德国的指令之前就早已制定了压迫犹太人的政策，而后协助纳粹分子将被驱逐的犹太人关进死亡集中营。维希警官在被授职时都必须作出如下宣誓：“我发誓对抗民主，对抗戴高乐叛乱，对抗犹太麻风病。”然而，罗斯福却认为，撇开他们的所有罪行不论，与维希政府领导者们维持良好关系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他们不至于让法属北非和法国舰队落入纳粹之手，希望他们某一天会站到盟军这一边。

与此同时，罗斯福总统极其讨厌这位易怒、难搞的戴高乐，虽然他们素未谋面。美国就“火炬行动”提出的另一个条件就是，把这位将军以及他的自由法国军排除在“火炬”行动外。另外，罗斯福命令不得提前告知戴高乐登陆计划，“不管他如何发脾气”。在赢得了就北非登陆的争论后，丘吉尔对罗斯福的要求欣然接受。“我把自己看作您的中尉，”在他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写道，“这是一项美国事业，我们只是您的助手。”

然而，不管从任何层面来讲，这项美国事业对艾森豪威尔而言都是一个噩梦。他和部下只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策划这次登陆行动——堪称史上最标新立异的两栖登陆之一，并将带领美国和英国的突击部队到达这个“数世纪以来都未曾经历过任何重大军事行动”的非洲大陆海岸。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在其回忆录中叙述道，任何两栖作战的实现都是一项壮举，因为它要求拥有“训练有素的军事人员，种类齐全的各式装备，还要对登陆地点的各个细节了然于心，对敌人的军事力量和军事部署精准掌握。最重要的是，要有严谨周密的计划和准备”。然而，可以说，“火炬行动”完全不具备这些条件。

艾森豪威尔和部下非常担忧美国突击部队的备战状态，因为大部分士兵都没有接受过作战训练，或仅学过皮毛。确实如此，一些士兵在被运往北非之前根本没有练过如何给步枪上膛、瞄准和射击。美国司令部也在忧虑，可用的武器、物资和舰船远远不够支撑如此大规模的作战。“我们的军备物资仍然匮乏，”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所需的一切物资都不充足。”而且，一直到登陆行动开始的前几周，对登陆地点的争议仍悬而未决。

英国主张军队尽可能地从东边登陆，如此便可以快速进入“火炬行动”的主要目标地突尼斯，从而比德军抢先一步登陆，并攻占突尼斯的关键深水港口城市突尼斯和比塞大。根据英国的设想，隆美尔将会遭受“火炬”盟军和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夹击。艾森豪威尔支持英国的主张，但却被马歇尔将军和其属下否决了，因为他们认为，如果尽可能从东边登陆，那么德军会穿过中立国西班牙前来攻打盟军后方，从而使其陷入夹击。美国军官坚持认为突击部队应该从位于突尼斯市大约一千英里以西，摩洛哥大西洋海岸线上的卡萨布兰卡登陆。虽然英国领导者丘吉尔认为马歇尔太过谨小慎微（艾森豪威尔也这样认为），但他还是再次屈从了。登陆地点的确定就是妥协的结果，盟军将在三个相距甚远的地点登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市、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市和奥兰市。虽然阿尔及尔市离突尼斯市最近，但距离此次作战行动的主要目标地仍有500多英里之远。

艾森豪威尔在那年夏天接到的此项任务，最需要发挥军事司令出类拔萃的才能。詹姆斯·麦克雷戈·伯恩斯（JamesMacGregorBurns）之后描述说，这是一项“匪夷所思、充满疑惑和不可预测”的任务，因为他必须为“火炬行动”的两国盟军创建一个统一指挥总司令部。由于军事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他根本无章可遵、无轨可循。艾森豪威尔的军中好友们告诉他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说，他和“火炬行动”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而他将会成为这个必然战败结局的替罪羊。“他们不停地告诉我，”艾森豪威尔之后写道，“关于各种联军失败的故事，从公元前500年的希腊人开始，讲到后来某些联军陷入争执不休之中，再到1940年的法英走向对立。”

英国从一开始就反对统一指挥，而对于由这位名不见经传、毫无作战经验的美国将军来指挥英国军队作战更是郁闷不已。艾伦·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不屑一顾的态度和对马歇尔一样，他们的关系直到战争结束都算是冷若冰霜。除了赞誉这位美国人“充满魅力”，“比我们大多数人更幸运”，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担任总司令时的风采基本无甚好评，说他“对战争只有最模糊的概念”。而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名英国海军上将评价他为那个时期“最诚挚、率真和谦虚的人”，但却“不太自信”。

虽然艾森豪威尔对很多事情都表现得踌躇不定、犹豫不决，但他却坚定地认为英美共同作战需要全面的统一指挥。根据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的传记作者马克·佩里（MarkPerry）的说法，在艾森豪威尔的同时代军官中，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没有任何人“能像他一样，对创建和维持这样一个联盟的重要性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当英国争论说，如果他们的战地司令对他的命令不服，他们有权向战争办公室上诉时，这位“火炬行动”总司令称，这样的处理违反了英美就统一指挥所达成的协议。他们协商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对命令不服的英国指挥官必须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向他咨询。“这是艾森豪威尔的规矩，这一规矩的影响力比他本人最初预见的更加深远，”华莱士·卡罗尔评论道，“到此战区的任何人，无论军人或平民，美国人或英国人，都必须摒弃此前之效忠上级，绝对服从战区司令的指挥。”

艾森豪威尔统领下的英美统一指挥的策源地是诺福克府，这是一座新乔治亚式砖石建筑，距离位于圣詹姆斯广场的南茜·阿斯特（NancyAstor）的住宅仅几户远。诺福克府被定为“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部，但一些人对盟军的首个统一指挥部的选址有种莫名的不祥之感。两百多年前，乔治三世正是出生于这个诺福克府，它原属于约克公爵。

艾森豪威尔对乔治三世也颇为在意。他要求属下的美国人和大不列颠人都必须摒弃两国之间时代久远的分歧，权当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命令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美军和英军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接触甚少，两军基本上都不了解对方的作战方式。弗雷德里克·摩根将军于1942年秋季被派到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司令部，当阅读从总司令部传达的一份文件时，他感到困惑不解。摩根之后回忆说：“我看不懂我所见到的每个单词。这一大堆单词无疑都是英语单词，但传达给我的却是毫无头绪的信息，最后，我不得不求助于美国资深军事语言翻译。”

艾森豪威尔把属下两国人员之间的初期关系比作“狭路相逢的恶犬与雄猫”，因为起初发生了太多性格冲突和误解。一些美国军官对“火炬行动”的整个计划都嗤之以鼻。“很明显，就此而论，”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是一项英国计划，而美国是被死拉硬拽进来的。”虽然这位总司令私下也赞同他们的看法，但却警告自己的同胞们，如果他们不把精力都投入到作战行动中，并学会与英国战友们和平相处，他将把他们遣返回国。最终，他的决心得到回报：他属下的美国人终于承认“英国人并非红衣军般的恶魔”，而英国人也承认，美国人有时也会有一两个好点子。

但是，他属下的很多美国与英国作战指挥官并不认同这一点。艾森豪威尔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马克·克拉克（MarkClark）和乔治·巴顿（GeePatton），前者是他的副手兼“火炬行动”的总规划师，后者是“火炬行动”中一个特遣部队的将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仇英心理。1942年夏季，当巴顿去往伦敦作简报时，他在日记中抱怨道：“显而易见，这里的大部分美国军官都是亲英派，就连艾克……而我绝不是亲英派。”

虽然艾森豪威尔在大家面前保持着轻松自如、笑容满面的状态，但那些最亲近他的人都深知他为准备“火炬行动”所付出的巨大身心代价。他心存疑虑：如罗斯福所说，“通过入侵一个中立国来结交一个朋友”，这样真的可能吗？他疾言厉色，情绪低落，一天得抽四包骆驼牌香烟——凯·萨默斯比称之为“紧张兮兮”的状态。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位美国人说：“他似乎老了十岁。”尽管筋疲力尽，艾森豪威尔在夜晚却经常失眠。当他失眠的时候，他就会起床坐到窗边，一直凝视着黑夜数小时，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却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

1942年11月4日，在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BernardLawMontgomery）率领下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击败了在阿拉曼的隆美尔部队，德军被赶出埃及，向西匆匆撤退。这是“二战”中英国对抗德军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给丘吉尔及其政府，乃至整个英国都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天后，大约三万三千美英士兵在北非海岸登陆。在“火炬行动”的最初阶段，组织者和士兵的作战经验不足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卡萨布兰卡，一半以上的登陆艇和轻型坦克被波涛汹涌的海浪所吞没或倾覆。许多士兵刚从船舰下来时感到无所适从。率领军队在卡萨布兰卡北边登陆点登陆的司令员卢西恩·特拉斯科特将军（LuTruscott）回忆说：“士兵们失望透顶，漫无目的地四处走动……相互指责。”

一切都没有按照计划发展，包括法军对登陆的回应。罗斯福坚信法国军队会欢迎美国入侵者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在美国参战前就已部署在北非的美国非职业间谍组织所提供的情报。1941年3月，罗斯福与维希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解冻了在美国的法国资金；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在北非部署12名美国副领事，也就是情报员。这12名美国人并非专业间谍，而是包括酿酒师和可口可乐推销员这样一群人。德国军事情报对他们了如指掌并断言说：“敌人选择这样一群情报员，对我们而言真是可喜可贺，他们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麻烦。”

这些副领事向白宫担保，法军只会象征性地抵抗美军。因此，美军便认为法军会“手舞足蹈地”迎接美军入侵者的到来。但事实上，法军对美军在卡萨布兰卡各个登陆点的登陆都进行了顽强、猛烈的抵抗。一位美国少校后来告诉战争部说：“所有军官和士兵都瞠目结舌，他们首次尝到了战争的滋味。”卢西恩·特拉斯科特提道：“从我目睹的场景来看，海岸上到处是一片混乱。”在巴顿将军看来，如果这些美军所面临的是德军而非法军的话，他们毫无可能登上海岸。

然而更糟糕的是，法军拒绝接受罗斯福政府为在北非创造和平而精心挑选的北非新领导。亨利·吉劳德将军（HenriGiraud）于1940年被德军俘虏，当时法国还未向德国投降。最近，他从德国的一座监狱成功逃脱，并到达维希。美国官员把吉劳德看作与戴高乐和贝当相当的人物，于是便说服他协助美军的登陆行动，并通过潜水艇秘密把他从法国送往了直布罗陀。然而刚刚到达那里，吉劳德便要求由他指挥整个行动。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错愕不已并拒绝了他的要求，因此吉劳德也拒绝加入第一批登陆部队作战。然而，满怀希望的盟军在广播中对整个北非宣称，吉劳德很快便会接手该地区的法军领导权。但这则广播消息，据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对法军“毫无影响力”，他们“完全不当回事”。“火炬行动”总司令承认，法军排斥吉劳德这一事实“真的让我们大失所望”。他在发给罗斯福的一封电报中说道，北非的形势“与最初的预想大相径庭”。

当时，艾森豪威尔的唯一目标就是结束那里的血战，把部队送往突尼斯。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人都会获得他的支持，即使这个人是维希最厚颜无耻的纳粹同伙——事实证明确是如此。这个人就是海军上将让·达尔朗（JeanDarlan），维希武装部队司令兼贝当的得力助手。盟军登陆时，达尔朗恰好在阿尔及尔看望病危的儿子。达尔朗在皮埃尔·赖伐尔（PierreLaval）之后继任了贝当的副手，他是所有维希官员中最受人诟病之人。他把印度支那拱手交给日本，同意处决法国犹太人，下令逮捕众多维希反对者，为隆美尔的军队提供食物、卡车和汽油。达尔朗是一个坚定的反英主义者，在盟军登陆时，他命令法军对盟军开火。

艾森豪威尔对政治毫不关心，所以对法国内政以及法国遭受的创伤所知寥寥，因此对达尔朗的违约行为不知其所以然。他对这位海军上将提出了一项交易：达尔朗对盟军停火；而作为交换条件，盟军将任命他为其在北非的高级专员或总督。起初，达尔朗勉强接受了这一交易，之后便违约了。直到他获悉德国已经于11月11日占领了法国维希，他才下令停火。如此，在北非的战争才最终结束。

对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来说，达尔朗的违约不难理解。虽然艾森豪威尔与达尔朗的交易得到了罗斯福的赞同、丘吉尔的勉强认可，但却受到了来自全球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强烈反对。“对我们两国来说，达尔朗是个罪大恶极的人物”，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属下如是说。

在交易的批评者看来，这项自私自利性质的交易损害了以罗斯福为首的盟军领导者们的崇高道德地位。华莱士·卡罗尔评论说：“美国表面上说得娓娓动听，坚持崇高的信念，而现在一经**，便把信念搁置一边，与希特勒身后最卑鄙恶劣的外国跟班之一达成交易。”大约60年之后，军事历史学家里克·阿特金森（Rison）这样说道：“一支乳臭未干、愚蠢笨拙的军队来到北非，他们几乎没有作为世界强国应如何行事的概念。”

达尔朗担任高级专员时的初期行为更加激起了艾森豪威尔的批评者的愤怒。达尔朗在北非实行反闪米特人的法律，关押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其他维希政权反对者，以及盟军登陆的一些协助者，恢复了在突击行动最初几天被免职的维希官员，并下令封闭了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而艾森豪威尔拒绝卷入他所谓的内政，声称“我们到此并非是为了干涉任何人的事务”。位于阿尔及尔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Charlesgwood）对此愤愤不平，在其写给父母的信中评价了美国为达尔朗掌权所起的推动作用：“我们默许并助长了这样一个政权，它和我们现在正奋勇反抗的政权一模一样。我们的借口是我们不得干涉法国内政。我在想，当我们进入德国后，是否同样会说我们不得干涉德国的内政。”

在阿尔及尔，一些美国批评者对达尔朗的行为可不只是抱怨。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下属的心理战官员发现了维希警察所通缉的戴高乐支持者所在的秘密地点，并帮助一些支持者登上了驶向英国的盟军船舰。还有一两个更胆大妄为的美国人把自由法国的徽章——洛林十字——别在了自己的上衣翻领上。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属下的心理战工作人员给他带来的麻烦比非洲德军所带来的更多。

在伦敦，忧心忡忡的丘吉尔警告罗斯福，对达尔朗的认可已经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引起了轩然大波。他说：“我们不能忽视它可能对我们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政治伤害……造成我们准备与当地卖国贼达成协议的错觉。”莫莉·潘特-道恩斯在《纽约客》中写道，许多伦敦人把达尔朗交易等同于内维尔·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潘特-道恩斯写道，大不列颠人“认为对维希的这个人和对慕尼黑的那个人采取姑息态度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管说得如何好听”。华莱士·卡罗尔从位于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写信给在华盛顿的罗斯福和战争信息局的上级，信中说道，我们和英国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为挽留英国人民的尊重和信任而努力”。

丘吉尔自己也陷入了道德与权宜之计的两难困境中。关于达尔朗交易，虽然罗斯福事先并未咨询过英国政府，但丘吉尔与罗斯福都赞同艾森豪威尔采取任何手段争取北非法军的合作。丘吉尔首相经常把达尔朗称之为“叛变者”和“卖国贼”，但在登陆行动前不久，他却宣称：“虽然我对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能使他的舰队加入盟军，即使让我匍匐前行一英里，我也欣然接受。”但事实是达尔朗无法调用他的舰队，因为在德军占领了维希政府控制的法国南部地区后，这些舰队被那些德军操控了。另外，他姗姗来迟的停火命令也并未阻止德军大量涌入突尼斯。简而言之，这项交易仅仅换来了此地血战的结束，根本没有达成盟军的任何目标。

鉴于在此项交易中的间接推动作用，丘吉尔感到十分难堪，以至于拒绝公开向下议院解释这项交易，除非召开秘密会议。在这个秘密会议上，首相表现出了两面性，一方面以盟军的名义支持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这一做法，另一方面又强调，这项交易是由美国人独自与其达成的。“自1776年以来，我们就没有能力决定美国的政策，”他说道，“不管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我们都没有直接控制任何事情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的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和广播评论员以及罗斯福的内阁成员都在声讨这项交易。例如，亨利·摩根索公开谴责达尔朗是卖国贼，谴责其出卖数千同胞致使他们被奴役的行径。他告诉罗斯福说，北非的情况“让我的灵魂备受煎熬”。摩根索联合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一起敦促总统阐明美国对北非及达尔朗的政策。面对纷至沓来的批评，罗斯福虽然满怀怨恨，但仍然听从了这位财政部部长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