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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行动到底会成功吗（第2页）

1942年，在查尔斯·科林伍德前往北非的前一天晚上，他与默罗外出喝酒。当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在深夜踉踉跄跄返回默罗的公寓时，默罗被垃圾桶绊倒了，默罗大叫道：“天啊，我真羡慕你能去前线，真希望能和你一起走！”而几个月后，他确实在突尼斯前线待了数周，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上级告诉他，他对公司非常重要，不能经常这样冒生命危险。在参与诺曼底登陆现场报道的28名美国记者中，五名来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这个刚成立七年的新闻机构来说可谓巨大成就。但默罗从一开始就知道，作为对公司最有用之人，他不在这五名幸运儿之列。

虽然默罗被禁止到战争前线报道，但他设法让自己经历了另一种战时危险。在过去五个月中，他参与了不止六次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八航空队的轰炸任务，其中多数是轰炸德国本土。1943年12月，默罗报道了自己的一次飞行经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新闻报道之一。他对空战的恐怖，包括地面和空中的危险，不加掩饰地进行了描述。报道开头说：“昨晚，英国皇家空军的几名年轻绅士带我去了柏林。”刚刚完成任务返回的默罗疲惫不堪，声音颤抖，双眼泛红。他描述着在他周围和下面的刀光血影的场景——“有的人在空战中丧生，有的人却在酒窖取暖。”他还讲述了当自己所乘坐的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被德国探照灯包围时，自己是多么“胆战心惊”。他说，那晚的柏林是“炮声急管繁弦般的地狱……在35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投向柏林的炸弹数量，是伦敦空袭期间一晚上遭受的炸弹数量的三倍”。

在随后的几天里，祝贺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信件和电报纷至沓来。英国广播公司评价他的故事是“最棒的广播报道之一”，并将这个报道传送全国。英国和美国的各个报社都竞相在头版新闻中刊登该报道，包括《每日快报》。该报社编辑阿瑟·克里斯坦森（Arthursen）评价这则报道“意义非凡”，是“独一无二的精彩轰炸故事”，并送给默罗一张支票。默罗用它买了些书，并为载他到柏林的机组成员所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买了一台新收音机。“大体而论，默罗愤世嫉俗，”帕梅拉·丘吉尔说，“但他对这些年轻飞行员绝对十分钦佩。”

在萨伏伊酒店举办的庆祝英国广播公司成立21周年晚宴上，信息大臣布兰登·布拉肯不断歌颂默罗（“英国最忠诚的朋友”）及其飞行故事（“我所听过的最棒的故事”）。布拉肯对默罗说：“亲爱的默罗，你为自己寻求危险的努力可悲可叹。你在战时的工作价值无法估量。没人能取代你的位置。”布拉肯，以及默罗的其他许多朋友对默罗三番五次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中的行为感到震惊不已。参加一次轰炸德国任务，可以理解，但他参加的任务不止六次，这是为何呢？

英国广播公司执行官迪克·马里奥特（DickMarriott）认为，原因在于默罗对自己没能参加作战而感到愧疚：“我觉得这是对没能参加作战的一种补偿方式。”赫伯特·阿加认为这名记者参加轰炸任务是因为危险的**：“这就像毒品，没有它，他就会萎靡不振……当轰炸开始，或者说，当默罗打破常规登上轰炸机、再次面对死亡时，他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埃里克·塞瓦雷德说，他的老板“对速度有种特殊感情……他喜欢速度的快感，风驰电掣的速度他感到刺激”。

默罗屡次冒险参加空袭行动确实有一些根本原因。他对《纽约客》杂志承认说，一个原因是他喜欢速度，正如塞瓦雷德的猜测。另一个原因是虚荣心：“有三四次，当我坐在伦敦的办公室时，我们听到英国广播公司重播我之前的报道，这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开心。”他对一位友人说：“要想写写或谈论危险话题，你就必须亲身体验危险。这种经历让你了解士兵在作战中发生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它让你更了解自己。”但他在写给他嫂子的一封信中也承认说，他参加这些任务是想暂时摆脱自我不断施加的生活和工作压力。他在信中对她说，自己几乎一直处于“疲惫和沮丧”的生活状态。他的工作压力剧增，而家庭关系也变得急剧紧张、琴瑟失调，主要原因在于他与帕梅拉·丘吉尔之间的绯闻。“当我在空中飞行时”，他说，忧愁“似乎消失了，但最终还是无法摆脱”。

不管默罗的冲动是基于何种原因，比尔·佩利都希望他能停止。“我努力劝说他，参加这么多次任务太愚蠢，”佩利回忆说，“我觉得他是想自寻死路。我不明白他为何这么做，但危险让他兴奋不已。”1943年，在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董事长的逼迫下，默罗承诺不再参与飞行任务，但仅在几天后，默罗就食言了。到战争结束时，他总共参与了24次轰炸突袭。在诺曼底登陆的前几天，在飞往敌占法国、进行轰炸任务的一架美国轰炸机上，他进行了首次现场直播报道。

1944年5月底，伦敦突然变得车少人稀。几天前还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漫步、对周围女孩们挤眉弄眼并涌向已然爆满酒吧的大批三军士兵仿佛瞬间从人间蒸发了一般。他们朝着已对外封锁的英格兰南部沿海的集结兵营行进。浩浩****的迷彩卡车络绎不绝地沿着乡村道路前进，队伍长达数英里远。它们驶往各个海峡港口，最终的目的地是诺曼底。

对于许多美国人和英国人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离别。罗伯特·阿尔比布感到非常失落，和许多其他美国士兵一样，他已经对英格兰产生亲切之情。“英国不再是一个陌生、未知之地”，英国及其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英国人民已成为我们的朋友”，阿尔比布后来写道：“正如我们之前不愿离开美国一样，现在我们也舍不得英国。”

在布里斯托尔，凌晨4点，一辆美国陆军卡车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了下来，然后一个年轻美国士兵跑进屋内，和与他交好的这户人家道别。数年后，这位士兵回忆说：“我们泪眼蒙胧地站在路边相互拥抱、吻别。”在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小镇，一队美国坦克和卡车在许多镇民的注视下临时停在一排房屋前。突然，一名女子从屋内出现，端着数碗拌着奶油的草莓。她递了一碗给名叫鲍勃·希恩（BobSheehan）的年轻中尉，亲吻他的额头并低语道：“祝你好运，平安归来！”受到她的感染，许多镇民都到屋内端出茶水和柠檬水给燥热的美国士兵解渴，还有一些镇民邀请部分美国士兵进屋洗浴和修面。希恩回忆说，在短短几分钟内，“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和睦和精神共鸣。我们与他们之间不再有界线；面对危险，我们是一家人”。

当天晚些时候，普利茅斯的一名年轻女子目送着数百名美国士兵登上停泊在港口的登陆舰。“当时我的心好痛，”她回忆说，“双眼泪如泉涌，模糊了我的视线。”另一位年轻英国女子说：“他们的离去让我感到天空一片黑暗。世界曾向我敞开大门，然而又再次关闭了。”

当听到轰炸机的轰鸣声时，英格兰人民知道诺曼底登陆行动正式开始了。6月6日午夜刚过，数百架英美飞机出现在东安格利亚的天空，发出阵阵轰鸣声，用爱德华·默罗的话说：“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空中工厂。”轰鸣声持续了一整夜，当天终于破晓时，英国人跑到屋外，向天空中飞往法国的密密麻麻的飞机挥舞着桌布和英国国旗。“整齐有型的飞机编队从天空传来轰鸣声，”一名女子说，“看着川流不息的飞机，似乎整个天空属于它们。”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一名成员回忆说：“天空看起来就像是我们被蝗虫入侵了……我是较早跨越海峡的美国人之一，50~100架飞机算是一个庞大的编队。当时我喉头哽咽、泪眼盈眶。纳粹德国空军曾跋扈骄恣，现在该我们显露锋芒了。”

快到上午9点时，关于登陆行动的官方公告发出了。一家英国飞机制造厂的总经理对其员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在法国着陆……”然后他哽咽得说不出话，而聚集在他面前的员工已经泪流满面，开始歌唱《希望与光荣的土地》。之后，一名工人说：“我们默默地返回到工作岗位——为胜利而战。”

当仍在伦敦的少数美国军人行走在街上时，陌生人会过来与他们握手。在这一天，英国和美国的商店、电影院都暂时停业，体育赛事也被取消，涌向教堂做礼拜的公民人数创纪录地多。珍妮特·默罗就是其中一位，她在英国给父母写信说：“教堂里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比复活节和圣诞节的时候还多。”在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全国人民共同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的儿子……引领他们勇往直前；赐予其力量，加固其心灵，坚定其信仰……他们的道路漫长且艰巨”。

在英国，几乎感觉不到兴奋和快乐。“除了头顶上的飞机，一切都很安静，”帕梅拉·丘吉尔给埃夫里尔·哈里曼写信说，“那是很棒的一天，但留在伦敦的人们却不知所措。”表面上，那一天跟往常没什么区别，人们照常去办公室、去工厂上班，为晚餐购买食材，与孩子玩耍，排队买最近一期的报纸。默罗对美国听众播报说：“走在伦敦的街道上，你会忍不住想对他们吼道：‘难道你们不知道今天将创造历史吗？’”默罗当然清楚他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历史。“有一种屏气凝息的感觉，”效力于驻伦敦的美国战争信息局的一位陆军列兵兼作家威廉·萨洛扬（WilliamSaroyan）说，“所有人似乎都在祈祷……从他们的表情和做事方式就可以看出。行动到底会成功吗？这是他们内心的疑问。”莫利·潘特-道恩斯思索着伦敦当天的“寂静”，在《纽约客》的作品中她写道：“你可以感觉到城市的紧绷心弦正努力穿越果园和麦田，穿过海峡，到达法国‘那边’的果园和麦田，去感染在那里的战士，然而有的战士已经撒手人寰。”

6月6日破晓时分，当乘坐在B-26轰炸机上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理查德·C。霍特利特（RichardC。Hottelet）俯瞰英吉利海峡时，他立即屏住了呼吸。海面上，历史上最强大的无敌舰队正在劈波斩浪、勇往直前。目所能及之处，尽是一艘艘驶向诺曼底的登陆舰。返回伦敦后，霍特利特对同事说：“如果我被迫从飞机上跳伞，我仍可以在舰艇上行走并穿越海峡。”

从这些舰队和不计其数的空中轰炸机、战斗机，就能看出西方盟国力量的威武雄壮。参与行动的首批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地面部队通过美国、英国、挪威、波兰和法国的登陆舰运达诺曼底，由美国、英国、荷兰、挪威、波兰、比利时、捷克及法国飞行员和机组成员提供空中掩护。由于仅仅遇到轻型高射炮的抵御，而没有受到德国空军的拦截，盟国轰炸机在诺曼底密密麻麻地低空飞行、投下炸弹。当天出动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超过1。4万架，只有极少数飞机没有返回基地。

虽然盟国的空军力量掌控了天空，但地面的冲锋部队惨遭敌方重型航炮的重创，尤其是在奥马哈海滩登陆的美国部队。然而，到当天结束之时，约15万士兵，以及他们的车辆装备和武器踏上了法国土地，并朝内陆进军。一周之内，约50万士兵成功在法国登陆。

当登陆成功的消息最终传来，大不列颠人欢呼雀跃，然而兴奋之情并未持续太久。因为诺曼底登陆一周后，德国开始对伦敦进行新一轮的骇人突袭。和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英国公民再次经历着战争的惨烈和恐怖。

6月13日清晨，约一架小型战斗机大小的黑色短粗飞行物，发出摩托车似的嗡嗡声，冲向伦敦郊区的一个马厩，造成六人丧生。在随后的三个月中，德军从法国和荷兰的海岸向伦敦及市郊发射了数千枚定向飞弹——称之为V-1飞弹或者“嗡嗡炸弹”——造成3。3万多人伤亡，摧毁了2。5万座房屋，损坏了80万幢建筑物。

伦敦大轰炸后，在1944年冬季，伦敦人又遭受了德国的一系列轻度轰炸，包括各种袭击，称之为“微型伦敦大轰炸”。1944年的初期突袭比1940年至1941年的轰炸更震耳、更集中，但轰炸时间很少超过一小时。然而，V-1飞弹日夜不停地轰炸，频率很高，警报声不时响起。许多人认为此次新一轮的轰炸比伦敦大轰炸更糟糕。“以前，黎明能带给我们喘息时间，”一名伦敦居民说，“而这次，当新的一天开始了，情况丝毫没有缓解。”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描述了V-1飞弹给伦敦公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晚上回家的丈夫不知道家里会发生什么事，而独自一人或有孩子的妻子不确定丈夫是否会安全归来。肆意、无情的飞弹让地面的生灵感到迷茫无助。而他却无能为力，因为飞弹中没有任何可射击的敌人。”

V-1飞弹恣意砸向人们——他们或走在上班途中，或在购物，或在办公室打字，或在餐厅吃午饭。当英国空军妇女辅助队的五名年轻成员从空军总部的窗户朝外观看“嗡嗡炸弹”的运动轨迹时，她们被炸弹的强劲冲击波吸出大楼坠亡。V-1飞弹“就像瘟疫一样无情”，伊夫琳·沃（EvelynWaugh）写道，“仿佛整个城市被许多巨大的毒虫所侵蚀”。伦敦的一名女子说：“现在，我们活动、睡觉（条件允许的话）、吃饭时什么也不考虑，除了一直阴魂不散的飞弹。”

伦敦的居民时刻都处于警戒状态，不断传入耳中的是炸弹发出的独特声响：V-1飞弹冲向地面的过程，声音从遥远的呜呜声，变成巨大的轰鸣声，再到令人心碎的沉寂。许多人已经适应随时侧耳倾听炸弹是否来临的压力，而难以忍受的是等待炸弹爆炸时的紧张心绪。面临V-1飞弹，即使最稳重的英国人有时也发现自己很难保持英国人所特有的“淡定沉着”。当炸弹一飞而过、消失在空中，正在交谈的人们立刻变得支支吾吾或停止说话，然后紧张不安地环顾四周，直到听到爆炸声。而一些无法抑制害怕之情的人们则会马上匍匐在地面，或躲到桌子底下。

许多美国人首次感受到伦敦人被围困的滋味。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所在的布什公园，位于炸弹飞行路径的正下面，因此他们的心弦格外紧绷。数百发V-1飞弹在附近落下，导致盟军总司令休息的村舍晃动不已，总部大楼的玻璃被震破、屋顶的石膏被震落。在连续六个小时内，哈里·布彻听到附近发生了25次“撼天动地的剧烈爆炸”。艾森豪威尔、布彻和其他亲近副官不得不经常——有时候一天数次——躲到家中和工作场所的防空洞。“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布彻写道，“都因睡眠不足而精神恍惚。每当他们听到门哐当一响，或听到机动车辆和飞机的声响时，都表现得神魂不定。”

确实，一些美国军事高官认为在伦敦比在诺曼底战役前线要危险得多。当一发“嗡嗡炸弹”在乔治·巴顿就餐的餐厅外爆炸时，这位派头十足的将军告诉同伴说他要回乡下，他解释说：“除了战死沙场外，我害怕其他的夺命方式。”艾森豪威尔说，某次到诺曼底视察时，许多美国士兵都“担忧地询问我知不知道他们之前在伦敦附近驻扎的城镇有没有什么消息”。

8月底，盟军歼灭了大部分V-1飞弹发射地，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伦敦的状况。9月8日，德国动用了一种威力更大的导弹——V-2火箭。它比V-1飞弹的炸药包更大、体积更致命。它的飞行速度比声速更快，能够鸦雀无声地接近目标。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V-2火箭一直**着伦敦，超过1000发导弹在伦敦及其周围爆炸，让整个城市地动山摇，并摧残了所有社区，造成接近3000人死亡。

V-1飞弹和V-2火箭的袭击最大程度上挫败了战时英国人的士气，并不是因为袭击本身的巨大威力，而是因为经历了五年的贫困和折磨后，许多英国居民的身心疲惫状态已经达到极限。伦敦大轰炸时期的同志情谊和饱满情绪已经**然无存。“接近五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面对可怕事件，”名叫薇薇恩·哈尔（VivienneHall）的一名伦敦人在日记中写道，“而且这种状态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天啊，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不管工作、生活还是睡觉，我们都要面对这种疯狂、恶毒的摧残，周复一周，月复一月……难道我们永远无法摆脱伤害和死亡吗？”

在那个时期，伦敦居民——不管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公民——在日记和信件中都同样表达了无以言表的极度疲倦。“这个国家的长期疲惫在火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莫莉·潘特-道恩斯写道，“不管平民、军人还是女人，他们几乎一坐稳便陷入了沉睡。”约翰·惠勒-本内特在回忆录中写道：“和所有英格兰人一样，我也感到疲惫不堪。”1944年底他又说：“英国政府的活力和效率显著降低。许多时候，政府几乎无法运作。”甚至在往常表现得精力充沛的首相也受到了影响。艾伦·布鲁克说，丘吉尔看起来“极其苍老、疲惫”，失去了往日的精神；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活跃，仿佛“他对默默无闻地度过一天感到相当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