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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一家人（第1页）

第5章　一家人

伦敦“5·10”大轰炸发生的那个周末，温斯顿·丘吉尔夫妇正身处迪奇雷。这里邻近牛津，也是罗纳德·特里和南希·特里的乡间别墅的所在地。七个月前，特里一家曾经提议：周末月圆之夜，首相不妨来到迪奇雷的这处居所躲避。毕竟，首相官邸——那座寒冷透风的伊丽莎白式建筑——很可能成为敌机攻击的首要目标。主人家的待客之道，很得丘吉尔的欢心。特里的建议，他自是欣然接受。此后的两年之内，丘吉尔先后13次光临此地。

那个周末，特里一家的慷慨好客让首相的随从乐得享受。应首相夫人的热切要求，埃夫里尔·哈里曼也来到了迪奇雷。近来的一件家事让首相夫妇颇感震惊：他们那18岁的女儿玛丽和贝斯伯勒伯爵家的继承人订了婚。未来女婿时年28岁，不久之前还和克莱门蒂娜见过一次面。对于此人，首相夫人并无恶感。不过，她觉得自己的女儿与他并非真心相爱。而且，克莱门蒂娜认为玛丽年纪轻轻、不通世事，订下婚约只是“出于一时兴奋而冲昏了头”。母亲要求女儿三思而后行，玛丽却把克莱门蒂娜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首相夫人请丈夫出面和女儿好好谈谈，丘吉尔也表示答应。可是战事紧急，首相始终没能抽出时间。失望之下，克莱门蒂娜只好向哈里曼求助。哈里曼家里有两个女儿。首相夫人觉得，他应该最了解年轻女孩的心思。所以，他也许能够劝服玛丽。

这可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求助。首相夫人的求助说明了一个事实：短短几周之内，哈里曼和怀南特不但进入了首相的施政圈子并变身其中的核心人物，他俩甚至和他成了一家人。来到英国之后的每个周末，他们几乎都和首相及其家人一起共度。地点不在官邸，就在迪奇雷。克莱门蒂娜觉得：周末度假应当安宁祥和，丈夫不妨借此从伦敦的战事中解脱片刻。可是，丘吉尔让她失望了。首相从来不愿分清工作与家庭生活。战争期间，他总在自家位于肯特的查特维尔别墅接见政、军两界的访客，而且还乐此不疲。即便到了周末，首相的身边也簇拥着陆、海、空军将领和内阁成员。外国政府的领导人也是常常造访。丘吉尔家的亲戚，倒是零零星星尤如点缀。有时候，家中的来客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仅仅为了午餐而来，一类的目的则是晚餐，第三类人则会陪伴首相度过整个周末。

无论在官邸或是在迪奇雷，有了丘吉尔的存在，生活总显得有些乱糟糟的。卫队人员觉得，陪伴首相这档子事“乱得就像森林火灾和飓风来临的时候”。秘书们急急地穿梭来去，电话声响个不停；一辆辆政府公车通过岗哨来到官邸，而后又纷纷离开；邮差带着官方文件，也总在进进出出；如果不用参加绝密会议，来宾也不会闲着：他们要么打打网球或门球，要么就像查尔斯·波塔尔爵士那样自得其乐——为迪奇雷庄园清除杂草，这就是空军司令的放松方式。烟不离手的首相总是各类活动的中心人物。如果不用主持会议，他也要把大家召集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首相传记的执笔人罗伊·詹金斯指出，首相吃饭的时候“总喜欢有人围观作陪”。詹金斯表示：“一对一谈话可不是首相的专长。如果餐桌边满是宾客，他才会表现得神采飞扬。他不但可以逗乐身边的人，还能给他们带来启迪……身边的客人，也能振奋他的精神和士气。”

哈里曼和怀南特总陪在丘吉尔的身边。但是，和一般的客人不同，他们还融入了首相一家的生活之中。最终，两人都成了丘吉尔一家的朋友。约翰·科尔维尔指出：两位美国人“一方面在完成政治任务，他们的陪伴也让首相觉得其乐融融”。

虽然已和首相亲如一家，首相夫人的求助还是让哈里曼觉得有些棘手。劝说玛丽·丘吉尔（MaryChurchill）放弃婚约，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挑战。没错，哈里曼有两个女儿。可是，他和妻子早就离了婚，而她们也是在母亲的养育之下长大的。此间，父亲一直没有多少工夫能够陪伴女儿。当然，近来哈里曼倒也不乏接触年轻女性的机会——只是，他的角色乃是她们的爱侣，而不是一个谆谆教诲的长辈。尽管如此，哈里曼还是揽下了克莱门蒂娜布置的任务。他和玛丽谈了一次心。对方一吐为快，而哈里曼则在默默倾听。而后，美国人告诉玛丽：战争之中万事难料，她随时有可能变成寡妇；结婚这种可能带来人生转折的大事，也不该如此轻易定夺。终于，玛丽的态度转变了。对于这起婚约，她也生出了疑虑。谈话之后不久，玛丽决定推迟婚期；又一段时间过去，她终于决定结束这段关系。玛丽特地致信哈里曼：“我想向您表示感激，谢谢您的帮助和热心。您在公务缠身忙得不可开交之际还能抽出时间听我絮叨那些愚蠢的心事，让我尤为感觉贴心。您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如今我终于可以解脱了——这真是太好啦。”

这份父亲一般的责任，自然有些别扭。但是，眼见首相夫人对于自己如此信任，哈里曼还是深感欣喜。未能加入罗斯福新政团队的懊丧，也因为接近丘吉尔一家而被冲淡了些。他，终于站到了政要身边，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虽然这位政要并非美国总统而是英国首相。不过，哈里曼好歹也算一偿夙愿。

为了和丘吉尔一家拉近距离，哈里曼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他几乎把自己对于马球和其他爱好的热情，都转移到了结交首相及其家人的努力之中。刚刚来到伦敦，哈里曼就特地找到克莱门蒂娜，并把一小袋柑橘送给了首相夫人。英国国内食品短缺的窘境，善于审时度势的美国人自然不难发现。严苛的时局，甚至威胁到了首相一家的食物供应。而后，哈里曼差不多成了丘吉尔一家的圣诞老人。他总能变出许多英国商店里已经不见踪迹的礼物——比如弗吉尼亚火腿、新鲜水果、手帕、丝袜和哈瓦那雪茄——送给丘吉尔一家。要知道，哈里曼原来可是出了名的节俭。

丘吉尔喜爱奢侈品，也喜欢结交生活阔绰的朋友。这两点，哈里曼恰恰能够满足。此外，首相需要交谈和倾诉的时候，哈里曼也能随叫随到——无论何时，也不管地点。通常情况下，哈里曼收到的邀约都发自午夜时分，可他总能按时赶到唐宁街10号或者丘吉尔的官邸。首相叫上哈里曼，往往是请他参与贝兹克纸牌游戏——游戏很是复杂，也是首相最为中意的消遣方式。这样的对局通常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牌局中运势的起起落落，叫丘吉尔十分着迷。借此机会，首相也会向美国客人们谈起自己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中大蚀其本的经历。往事虽不愉快，首相却仍对哈里曼表示“当个投机者其实也不错”。对于丘吉尔而言，哈里曼就像一块共鸣板。首相对于战争走势与英美关系的判断可以在对方那里得到验证。两人之间都在互相试探：哈里曼想猜透首相的心思，首相也要借哈里曼的话语来分析罗斯福政府的各种举动。有趣的是，雄心勃勃的哈里曼刚刚攀上英国首相一家，就差一点亲手毁掉这段尊贵关系——当时，他正好勾搭上了21岁的帕梅拉·丘吉尔（PamelaChurchill），而此人正是首相的儿媳。

两人初次相识是在1941年的3月末。当时，哈里曼调任英国才不过两个星期。帕梅拉褐发碧眼，和哈里曼有着一样的爱好——结交权贵、痴迷政治权力。就这样，她很快爱上了这位美国商人，虽然他足足比自己大了快30岁。毕竟，有朋友告诉帕梅拉，这个哈里曼“就是伦敦最有权势的美国人”。一起就餐期间，他曾向她套话，问到了丘吉尔和媒体巨子比弗布鲁克的相关情况。这位比弗布鲁克和丘吉尔私交甚笃，还是首相身边的高参。英国国内最具权势、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中，比弗布鲁克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事后，帕梅拉曾经表示，这个哈里曼“就是个美国来的乡巴佬”，他对于英国政坛“一无所知”。但是，她也记得哈里曼其人“长得很符合自己的标准”。这个美国人“体格很好，肤色很黑，也很健康”。于是，她双眼放光，几乎是死死地盯住了他。按照朋友的话说，她很快进入了“跳求偶舞的模式”——她不停地提问，并对他的解答表现得全神贯注。他的妙语和笑话，马上就能引发她会心的笑声。曾经，她用同样的行为模式——温情脉脉，而又略显挑逗——征服了自己的公公，就这样，帕梅拉变成了首相最为亲密的伙伴之一。她的丈夫伦道夫远在中东，刚刚六个月大的儿子温斯顿则被托付给了乡下的一位保姆，因此，她可以把大多数时间消磨在唐宁街或者首相官邸，陪着公公一起打牌消遣，听他谈古论今。他有什么愁绪忧思，也能得到她第一时间的慰藉。

从一开始，帕梅拉和公婆的关系就很亲近，亲近程度甚至超出了她对自己那位27岁老公的感情。她的父亲迪格比勋爵来自多赛特，家道早已衰落。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帕梅拉和伦道夫结识。帕梅拉曾经表示，此前她一直担心“自己这辈子都可能被困在多赛特这个地方”，因此“特别向往新的空间、新的挑战……不管前路需要经历什么事情，我都想去经历一番”。相识第二天，伦道夫就向帕梅拉求婚了。几周之后，两人的婚礼正式举行。对于双方而言，这场婚姻都“充满冷酷和算计，就好像一笔生意一般”——提到此事，帕梅拉的传记作者萨利·贝德尔·史密斯表示。史密斯还写道：“他不过是需要一位贵族女子，而她也渴求名誉与地位。”这一次，两人都算得偿所愿。他们的婚姻转化为感情上的灾难，也是毫不为奇。伦道夫从小就被父亲宠溺坏了。兴头之上的他倒也是风趣机警、很有魅力；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滥饮好赌而且酷爱拈花惹草。为此，首相夫妇也是头疼不已。按照玛丽的说法，这位兄弟“性情叫人不安——他很吵，而且喜欢与人争辩。只要来了兴致，他甚至可以和一把椅子较上嘴劲”。约翰·科尔维尔对于首相家公子的评价就更是不堪：“他是我结交过的人物中最为讨厌的那一种，叽叽喳喳、刚愎自用，总在怨天尤人、惹人心烦……就餐的时候，人人都受不了他。唯有温斯顿对他很是宠爱。”1941年2月，伦道夫所在的连队整装开赴埃及。丈夫的离开，叫帕梅拉大大地松了口气。战争中的伦敦充满着招蜂引蝶的机会，而她终于可以投身其中享受一番。

“今朝有酒今朝醉”——战争电影当中，类似的情形实在多得有点泛滥。不过，1941年的伦敦确实就是那样一副场面。情欲的狂潮从酒店泛滥到了夜店，卷过吧台和宫殿，也冲进了战况室和卧室里面。“空气里都有风流的味道，弥漫着求偶的气息。”一位作家如是说，“国内一度传言：伦敦的每个人都恋爱了。”带有宿命和享乐意味的浪漫潮流，也困住了好些身居伦敦的美国人。他们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不仅美国人如此，当地人和流亡伦敦的欧洲人也都放下了道德的束缚，大家都想要借此歇息一下。“过去寻觅情人的那些障碍都被抛到了风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威廉·佩利曾在战时的伦敦度过几个月的时光，那段日子，让他产生了如此的感想。“只要你情我愿、大家高兴，婚外情好像也不打紧。”

年青一代英国女性追求独立自主的新生意识，又为本已自由的风气增加了一层无拘无束的色彩。她们成长的这个国度之中，很少有女人能够走出家门去追求事业和接受教育。英国社会只希望她们安守本分、好好地相夫教子。随着英国对德宣战，这种一成不变的状况开始松动，成千上万的女人要么前往工厂上班为抵抗事业出力；要么直接应征入伍，变身女子空勤辅助团或者其他部队的一分子。就连帕梅拉这种连鸡蛋都没煮过几只的新人，也必须加入时代洪流。回忆起这段岁月，一位英国女性不禁感叹：“那是一次解放，让我获得了自由。”打那以后，女人也开始穿上了宽松的工装裤，而不是以长筒袜加身的形象示人。她们可以抽烟、饮酒，可以和丈夫之外的男人欢爱——至少，她们在投身这样的活动的时候，不必像自己的祖辈那样良心不安。城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国女性，也被这样的氛围所感染。“那时的伦敦，就是女人的伊甸园。”《时代》和《生活》杂志派驻伦敦的女记者玛丽·韦尔什表示，“大蛇就藏在每棵树、每座路灯的后面，随时在向大家分发诱人的禁果，让她们陷入温存却并不长久的伴侣关系。”

这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早期女性解放运动。置身其中的帕梅拉·丘吉尔，堪称一位先锋。她的工作地点位于供给部，自己则在多切斯特饭店栖身。多年之后，她还记得自己一面在酒店长廊踱步、一面思来想去的情形。“当年我才20岁，无拘无束。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即将走进我的生活？”埃夫里尔·哈里曼，似乎就是她的真命天子。相遇之后不久，帕梅拉立即展开了攻势。她的这场战役实在赢得轻松。哈里曼本来就喜欢逢场作戏，即便伦敦城中没有刮起及时行乐的风气，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寻欢作乐。20年代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一直和泰迪·杰拉德保持着密切关系——哈里曼的这位情人既是演员也是夜总会的歌手，齐格飞的富丽秀当中，常常能见到她的身影。那些年里，哈里曼身边的女性远远不止这一位。前往伦敦赴任之前，他还曾与和芭蕾演员、日后成为乔治·巴兰钦妻子的薇拉·索丽娜纠缠不清。

哈里曼和帕梅拉·丘吉尔的这段情，很可能始于1941年的4月16日。正是在那一天，德国空军对伦敦实施了惨烈的大轰炸。恋情萌芽的时候，两人相识不过两周。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还是在多切斯特的一次晚宴上面。晚宴专为阿黛尔·阿斯泰尔·卡文迪什（此人是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妹妹，而其夫婿则是德文郡卡文迪什公爵的九世继承人查尔斯·卡文迪什）而设，哈里曼和帕梅拉同是应邀出席的宾客。空袭来临的那一晚，吉尔·怀南特还在伦敦街头巡视，而爱德华·默罗更是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办公室和最喜欢的酒吧被摧毁的过程。与此同时，哈里曼和其他宾客身在多切斯特的八楼宴会厅。正在这里，他们发现伦敦正在陷入一场烽火之灾。后来，大家都转移到了哈里曼的套房之中。毕竟，套房位于底层，相对安全。后来，客人渐渐散去，帕梅拉却留了下来。第二天一早，约翰·科尔维尔见到了手挽着手的哈里曼和帕梅拉。两人在皇家骑兵队的游行方阵中往来穿梭，像是在检视昨晚的受损情况。那天晚些时候，哈里曼给妻子去了一封家信：“昨天晚上真是一场‘闪电战’——开战以来，要数这次空袭最为惨烈……炸弹无处不在。不用说，我肯定没有休息好。”信中，哈里曼谈到了晚宴的种种细节，巨细靡遗。宾客的姓名，他也是一一提及。当然，其中自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帕梅拉·丘吉尔。

最开始，哈里曼和帕梅拉表现得很是低调。两人都不想把这段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他们的一位朋友表示：如有他人在场，这对情人总是克制守礼，就像“普通朋友一般”。不过，大家终归还是慢慢察觉到两人的关系并不一般，一些流言也在渐渐传开。作为丘吉尔大女儿戴安娜的夫婿，邓肯·桑蒂斯似乎“捕捉到了哈里曼和帕梅拉之间的眼波交换”，还发现“两人之间似乎很来电”。谣言甚至声称：哈里曼趁着夜色摸进首相官邸的一个房间，而且还被抓了现行。

不少人都在猜疑两人的这段关系，而比弗布鲁克勋爵正是其中的热心人物之一。打一开始，勋爵就怀疑首相的儿媳和哈里曼可能有染。作为三家主要报纸的所有者，比弗布鲁克曾是希特勒在英国的热心追随者。1940年的时候，勋爵还曾经如此表态。英德开战过后，比弗布鲁克却又成了坚定的抵抗运动支持者。虽然曾是这一运动的反对者，时过境迁，勋爵对于战事也投入了同样的热情。

首相夫人对比弗布鲁克的印象相当糟糕。在她看来，此人就是个“渺小的怪物”。克莱门蒂娜甚至多次规劝丈夫，要首相减少和勋爵的会面次数。“很多人都觉得勋爵是个坏人。”美联社派驻伦敦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DrewMiddleton）表示，“个人觉得：比弗布鲁克确实缺乏道德，而且冷酷多计。他精力充沛，心性凉薄，对于阴谋暗算很有热忱（有时候，他简直沉迷此道、如痴如醉）。当然，他倒也非常慷慨。”一次，比尔·佩利应邀前往勋爵的府邸参加晚宴。行前，爱德华·默罗特地送来了警告：这位媒体大亨特别“喜欢把宾客灌得昏昏沉沉，然后再从他们的口中榨取信息”。

作为丘吉尔内阁的军需部长，比弗布鲁克掌管着英国的战时经济生产。面对女性友人，他总是特别大方。帕梅拉自然也是勋爵的座上宾客。对方为首相的儿媳提供了多重的方便，他曾给了她许多人生建议，伦道夫的赌债，他也帮忙填上了不少。勋爵还把自己位于萨里的切克利乡村别墅腾了出来，让首相的孙子及其保姆住了进去。英国对于“美援”的依赖程度，勋爵自然一清二楚。哈里曼在英美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比弗布鲁克同样知晓。因此，帕梅拉和美国人的这段关系得到了媒体大亨的大力支持。和首相一样，比弗布鲁克也在竭力把美国拉入战争。哈里曼勾搭帕梅拉的秘事，自然可能成为可资利用的把柄。反正，勋爵觉得这件事情说不定能够推动美国参战的进程。比弗布鲁克一向认为：情报就是权力。因此，他总在搜集美国方面的一举一动，并由此猜测对方的所思所想——勋爵认为，帕梅拉可以和他一起完成这项任务。于是乎，这对情人很快成了切克利的常客，而首相的儿媳也源源不断地把格罗夫纳方面的信息通报给了报业大亨。“面对比弗布鲁克，她简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美国记者特克斯·麦克拉里表示。这段情缘也给哈里曼带来了不少好处。“有这样一位身边人……他自然是如虎添翼。”帕梅拉日后回忆说，“一切好像都变得不一样了。”

当然，哈里曼和帕梅拉肯定要让这段关系显得毫无痕迹。特使女儿的到来，倒是帮了两人一个大忙。凯思林·哈里曼当时23岁，来到英国是为了陪伴父亲。此前，特使的千金刚从本宁顿大学毕业。在父亲的帮助下，凯思林找到了一份临时的差事。由此她来到伦敦，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国际新闻服务报》伦敦分部担任记者。一开始，女儿并未意识到父亲和首相儿媳的亲密关系，她和帕梅拉甚至建立起了一段友谊。哈里曼等人把家安在一个更大的套间之后，凯思林也跟着搬了进去。直到那年夏天，两位年轻女人得到了哈里曼的金钱资助并在萨里租下了一间小屋。每到周末，她们可以在那里消磨时光，而哈里曼也常常加入其中。凯思林心思细密，父亲和好友之间的这层纠葛当然没有瞒过她的眼睛。不过，她不以为意也并未声张。从小到大，凯思林·哈里曼生活的俗世环境当中到处可见如此这般的婚外关系。而且，她和自己的继母并不亲近。对他而言，就连埃夫里尔·哈里曼都像一位慷慨仗义的朋友，而不是什么爸爸。察觉父亲出轨的事实之后，凯思林更是坚定了在伦敦长居的决心。由此一来，她能够打着工作的幌子为父亲做个掩护。

虽然有人小心维护，哈里曼和首相儿媳的这段关系还是露了馅，伦敦和华盛顿的不少人都对此有所察觉。相关消息，也被哈里·霍普金斯捅给了罗斯福。按照霍普金斯的说法，总统当时简直“吓了一大跳”。至于霍普金斯本人也是心思烦乱。按照帕梅拉本人对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的陈述，他“很是担心总统特使插足首相公子婚姻带来的可怕后果”。

这段关系就像是在玩火，而帕梅拉和哈里曼都心知肚明。首相儿媳觉得，她的婚外情“很可能诱发可怕后果”，由此而来的丑闻足以击倒他俩身边的一大群人。那么，帕梅拉和美国特使两相勾搭的最初几个星期，首相和首相夫人知不知道自己屋檐下的这桩奇事呢？对此，我们一无所知。按照丘吉尔二女儿萨拉的说法，她的父母对于个人隐私十分看重。“我们几乎很少问及对方的个人生活。对于相互的情感世界也没有窥探之意。”萨拉·丘吉尔表示，“我们热衷于保护自己的隐私，对于他人的私事也十分尊重。”

当然，要说首相夫妇对于这起关系毫无察觉，同样也难以令人相信。为了这个任性的儿子，克莱门蒂娜几乎心力交瘁。伦道夫的家庭变故，母亲倒是可以接受。不过，父亲一向宠溺儿子，帕梅拉红杏出墙，对于首相本人应该是个重大打击。无论如何，哈里曼及其身后的美国，都是丘吉尔必须依赖的力量。首相由此抛开了个人情感，不让个人因素影响了国家利益。况且，帕梅拉可以作为他和哈里曼之间的沟通信使。有了她这层关系，哈里曼那里一旦有了什么风吹草动，很快就能传递到首相这里。

帕梅拉本人倒是一贯坚信：丘吉尔一家一早就发现自己和美国特使有染这个事实。不过她也再三强调，公公婆婆从未因此和自己有过直接交锋。有那么一次，首相倒是旁敲侧击：“你知道吗？外面到处都有关于埃夫里尔和你之间的种种传言。”儿媳回应道：“好吧，战争期间无事可做只能嚼嚼舌根的人倒也不少。”“这个观点我同意。”丘吉尔表示附和——此后，公公再也没有提及相关话题。

哈里曼和帕梅拉纠缠不清的时候，怀南特也同首相一家的好些成员萌生了友好关系。按照密友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的说法，大使“有一种特别的能力，可以让他面前的每个人生出自矜自贵的感觉”——这样的才能，无疑有助于他博得丘吉尔及其家人的欢心。“吉尔是个沉默而极有魅力的人，他很快就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亲密好友。”玛丽·丘吉尔·索姆斯表示，“他参与我们的生活，见证我们的欢笑、忧愁、乐趣和争执（通常情况下，他都能起到和平使者的作用）。”

怀南特生性羞怯，有时候，他还显得笨手笨脚。不过，公务场合下每个人都对他印象不错。约翰·科尔维尔觉得大使“是个温文尔雅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身边的男男女女都很喜欢他”——同时代的许多英国人也在自己的日记和信函中表达了同样的感觉。他们的话语，恰能佐证怀南特的好人缘。“怀南特一走进房间，”一位和大使有过接触的妇女表示，“在场每个人的情绪似乎都能变得高昂一点。”另一位知交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魔力”。保守党籍议员奇普斯·钱农（non）曾经提到过大使的一桩轶事：首相官邸的某次宴会上，怀南特和肯特公爵夫人比邻而坐。一餐下来，年轻美丽的夫人已被大使迷得神魂颠倒。在哈罗德·尼克尔森看来，怀南特属于“我认识的人中最有魅力的那一类”，而且有着“坚定的性格特征”。作为首相的保健医生，莫兰勋爵（Moran）也在日记里对大使大唱赞歌：“其他人为了赢取人心作出的种种努力，怀南特完全无须担心。只消吐出一个音节，大家就能对他倾慕不已。”

怀南特的魅力，甚至征服了挑剔的艾伦·布鲁克将军（AlanBrooke）。这位皇家军队的参谋长一向尖酸刻薄、嘴不饶人，提到大使却也是称颂连连。某天晚上的一次官方会议期间，莫兰勋爵还发觉了一幕奇景：布鲁克在和大使交谈甚欢。将军热爱观鸟活动，那一次，他与怀南特的谈话主题也围绕着“在自然中寻求慰藉”这个话题而展开。战争期间，这份慰藉似乎特别珍贵。“那天怀南特显得特别热忱……至于布鲁克——在我看来他就像变了个人——也显得兴致勃勃。”日记中，莫兰记述了自己的见闻。按照医生的说法，大使话音虽落，“他的言语却好像仍然萦绕耳边”。正是在那个时候，将军和大使成了莫逆至交。待到战争结束多年，已经升任陆军元帅的艾伦·布鲁克勋爵表明了对于友人的看法。他觉得自己和怀南特的这份友谊“堪称战争为我提供的收获之一”，而且“能够抵消战事带来的所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