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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还是同他们睡觉（第2页）

令摩根索感到更加虐心的诱因是，“达尔朗交易”刚刚公开后爱德华·默罗发表的一则煽动性的广播。这位美国最负盛名的广播记者，对自己国家在促成这件事中的主导作用感到万分震惊，因而在报道中完全抛开了客观性原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一个朋友大声吼道，“我们是与纳粹分子顽强斗争还是与其沆瀣一气？”在摩根索听到的这则广播内容中，默罗列举了一系列达尔朗的罪行。当一名德国军官在南特被杀害后，达尔朗将30多名法国人作为人质交给纳粹分子，结果他们全被枪杀。他在北非掌权后，把那里的欧洲政治难民都遣回了其被德军占领的家园。默罗说道，难道这就是我们在与纳粹的斗争中所希望的助手？不管这项交易是否是军事权宜之计，“盟军的战略定位丝毫没有暗示，我们太过强大或太过懦弱，以至于我们可以忽视我们参加这场战争所怀抱的信念”。在听了默罗的广播后，摩根索写下手稿，并把它交了亨利·史汀生和罗斯福本人。

然而，默罗就此事件发表的广播报道远不止这一则。在所有批评“达尔朗交易”的新闻工作者中，默罗毫无疑问是最直言不讳的，他一次又一次公然挑战政府的政策。“这关乎我们的崇高信念，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道德责任，”他告诉听众说，“不管美军到哪儿，他们都会带上粮食、钱财和权力，如果我们允许，卖国贼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

罗斯福政府对这位广播员吹毛求疵的报道感到既惊愕又气愤，而罗斯福曾把他看作一位好伙伴，在珍珠港遇袭当晚向他倾诉衷肠并准备雇佣他。几个月后，在默罗返回美国作短暂停留期间，他被召到国务院。在那里，怒火中烧的科德尔·赫尔义正词严地谴责了他在报道中诋毁战争努力的行为。默罗感到战战兢兢，后来对一位熟人这样说：“他并未提高嗓门……也未做任何手势，但他的讲话却句句扎心。”

对达尔朗慷慨激昂的报道让他遭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公开批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赞助者们、他的一些听众们，以及该公司位于纽约的新闻编辑保罗·怀特（PaulWhite）都对他怨声载道。“你这样不断地批评美国会威胁到你的好名声，”怀特在发给默罗的电报中说，“最近经常听到人们说，这位顶呱呱的‘爱德华·默罗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人了’。”11月底，国际银器公司——默罗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分析节目的赞助者——取消了对该节目的赞助，并把默罗的工资减半（该公司显然不会放弃其最受欢迎的新闻广播节目之一，于是一个月后恢复了对该节目的赞助）。

然而在这样一片哗然中，默罗毫无悔改之意。一位听众谴责他的达尔朗广播报道是反美主义，“非常危险”。默罗写信给这位听众说：“我相信任何政府都会犯错，任何广播员也一样。”在写给家乡的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声称：“对于对合理的战后世界满怀希望的任何人来说，北非形势的发展令人心碎。”对另一位友人，默罗说道：“英国人担忧美国会和英国在19世纪的做法一样……我们在北非表现出的政策类似于帝国主义做法。”他坦言说感觉自己与家乡之间越来越遥远，“也许是我离家太久了，我越来越坚信，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这里的价值观都与家乡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与默罗一样，吉尔·怀南特认为罗斯福政府任命达尔朗掌权是一个巨大错误。在为怀南特举办的一场鸡尾酒晚宴上，大部分时间怀南特都和默罗以及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广播员聚集在一起，对这一事件唉声叹气。他赞同丘吉尔及安东尼·艾登的观点，认为美国政府必须意识到“达尔朗交易”在英国非常不得人心这一事实。

但作为美国政府驻英国的首席代表，怀南特觉得有责任公开维护美国立场，并寻求英国重要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中的很多人都私下与他相交甚好。两年来，这位大使一直敦促英国劳动阶级反抗纳粹主义，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支持与一名主要纳粹同伙所达成的交易。虽然对此感到极其难受，他仍须继续传达美国政府的观点。在一次晚宴上，哈罗德·尼克尔森听到这位大使向他的客人们讲述，“达尔朗交易”带来的军事利益比其道德瑕疵更重要。“达尔朗的上台只是个巧合……他会履行诺言，”尼克尔森引用怀南特的话说，“这样做可以节省时间并挽救五万美国士兵的性命……这样做是值得的。”对晚宴作了一番沉思后，尼克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怀南特是个杰出的人物，大家都差点相信了他所倡导的邪恶。”

虽然白宫对“达尔朗交易”的支持遭到了激烈的围攻指责，但首当其冲的人是艾森豪威尔。哈里·霍普金斯对作家约翰·冈瑟（JohnGunther）说：“不管艾克取得何种胜利，都无法洗掉这一污点。”在冈瑟看来，这种言论极不公平。他后来写道，艾森豪威尔“完全缺乏政治手腕，他的唯一目标就是快速前进，挽救美国人的性命”。冈瑟认为，最终的责任在于罗斯福。

这场争议终于在1942年的圣诞前夜解决了：一名20岁的法国保皇党人冲进了位于阿尔及尔的达尔朗总部，向他开了两枪，几个小时后，达尔朗死了。这名暗杀者在秘密进行的军事审判中被判有罪，并于12月26日被行刑队处决（当时乃至现在，关于英美特务机关可能与这场暗杀有关的怀疑仍然存在，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虽然达尔朗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艾森豪威尔仍然与法国政治阴谋纠缠不清。继达尔朗掌权后，亨利·吉劳德继续其前任的做法，在北非对犹太人和维希反对者进行迫害。“吉劳德对我们毫无用处，”艾森豪威尔之后写道，“他憎恨政治，不仅仅是憎恨政治中的歪曲与诡计，而是憎恨形成一个有序的、民主的政府所必要的任何工作。”

艾森豪威尔不仅深陷与这个法国人有关的问题中，他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盟军胸有成竹地认为他们会在几天最多几周内扫**北非，向突尼斯进攻。但令盟军大吃一惊的是，在他们向东推进的过程中，希特勒已经把数万士兵派往了突尼斯，声称“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保住北非”。由于美军和英军训练仓促、装备不良，在与德军最初的接触战中，他们丝毫不是那些久经沙场的德军的对手，而且德军还拥有更精良的盔甲、大炮和空中力量。

在交战的最初几个月，盟军司令之间经常发生口角，并重复犯同样的战术错误。他们的兵力太过分散，美英部队之间甚至美英两国之间基本没有任何凝聚力。军官们谨小慎微、犹豫不决，导致他们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进攻。“德军在作战方面更胜一筹，”美国战争部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敌人被看作客队……我们的官兵们在心理上未做好准备。”鉴于盟军的进攻停滞不前，他们准备打一场持久的包围战。

1943年2月，在阿拉曼战败并向西撤退的隆美尔部队开始发动攻击。德军穿越通往突尼斯市的卡塞林隘口，攻打经验不足、纪律松散的美国第二集团军，并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这是美国参加的首个重大战役，但由于这个美国军团指挥官的糟糕战术和领导能力，这场战役以他们的溃败而告终。关于卡塞林之战，哈里·布彻在日记中郁闷地写道：“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之一，即使现在骄傲自大的美国人都会对此感到羞愧。”

虽然英军自战争开始后的表现远非光辉荣耀，但在卡塞林战役之后，英军士兵和指挥官都对美军嗤之以鼻。英国士兵高唱“我的盟军是菜鸟”，一些英国士兵称美国人是“我们的意大利人”。英国将军约翰·克罗克（JohnCrocker）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评价美国部队：“就作战经验而言，英国没什么可向他们学习的。”克罗克对美国和英国的通讯员也如是，把那场春季战役的战败责任完全归结美国部队。在听了克罗克召开的新闻简报会后，《时代周刊》杂志报道说，这场战役让美国人感到“无地自容”，并让英美部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部分英国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艾森豪威尔。由于被政治争议搅得心烦意乱，艾森豪威尔没能够发挥战地指挥官应有的权力并履行其应负的责任。“艾森豪威尔是个令人失望的将军，”艾伦·布鲁克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他埋头于政治中，忽视了自己的军事责任，这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军事事务所知寥寥。”虽然饱受批评，艾森豪威尔却不得不承认情况是这样。“这样来描述我们的作战方式最恰当不过了，”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他们违反了所有公认的战争原理，与书本记载的所有作战方式和军队后勤学都格格不入，他们整个部队都将被定罪……”

1943年1月，当英美军事领导者们与丘吉尔及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面时，布鲁克提出让艾森豪威尔交出指挥权，让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Alexander）直接指挥盟军地面部队在突尼斯的行动。在阿拉曼战役中，亚历山大是蒙哥马利的上级，并指导了英国第八集团军向西乘胜追击隆美尔的行动。由于英国第八集团军准备与“火炬行动”力量相结合，在布鲁克看来，让亚历山大取代艾森豪威尔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他后来说道：“我们建议艾森豪威尔提高职务，担任最高司令……而由我们的一位司令员接替他之前的职位……从而恢复一直以来严重缺乏的必要斗志和协调能力。”事实上，亚历山大和其他英国人一样，对美国人的评价非常刻薄。在给布鲁克的信中他写道，美国人“软弱，经验不足，训练不足”并且“缺乏斗志”。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他都保持着这样的观点，即使之后的一些战役证明他错了。

在“火炬行动”开始前，大部分美国作战指挥官都是反英派，他们极度反感英国指挥官表现出的自视甚高、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指出，蒙哥马利和那位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亚历山大，在阿拉曼战役中让德军非洲军团的众多士兵从自己手中逃脱；而英国第八集团军并未尽最大努力追击隆美尔部队，从而让德军有机会在卡塞林袭击美军。

“他对英国人深恶痛绝。”另一位美国将军这样评价乔治·巴顿——卡塞林战役失败后，美国第二集团军由巴顿指挥。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克·克拉克是个飞扬跋扈、极爱自我宣传之人，他对英国人的“吹毛求疵和辱骂”以及反英主义的冷嘲热讽基本得罪了在盟军总司令部的所有英国军官。克拉克还经常喜欢引用拿破仑一世的警句“攻打一个盟军比攻打单个军队容易”。当他被降职成为战地将军时，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一些将军对此兴奋不已。

由于英美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除了要应对其他问题外，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来实现这些指挥官们之间的和平相处。“目前艾克就改善英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哈里·布彻写道，“和瞭望塔上的火炮手寻找可以制造熊熊大火之森林的努力很相似。”虽然艾森豪威尔的属下们不断向他挑拨，他仍然坚定地认为，只有英美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一直以来的危险源是，”他写信给友人说道，“我们必须与之合作共同击败真正的敌人的盟友，被我们误认为是首要的敌人。”在与亚历山大和巴顿的一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称他自认为是“盟友而非美国人”。他告诉部下必须服从收到的任何命令，“不得在意这个命令是由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下达的”。

然而，他为团结合作而进行的呼吁并未赢得部下的喝彩。克拉克、巴顿以及美国第二集团军副司令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Bradley）对这位上级反驳说，这样的做法是在偏袒英国。巴顿抱怨道，“艾克变得越来越像英国人”，并指责他“快要成为贝内迪克特·阿诺德（BeArnold）第二了”，而后又说英国人“把我们耍得团团转”。艾森豪威尔属下的一名美国军官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诽谤，在日记中写道：“上帝啊，我希望我们能暂时放下自尊！”

虽然吹毛求疵的言论继续存在，北非的战争形势却开始变得对盟军有利。在纪律严明的巴顿的领导下，美国第二集团军以及第一集团军的士兵开始掌握了作战技巧。厄尼·派尔说，和所有在北非的美军一样，“巴顿满怀一腔热血。他为生命而战。杀人是他的工作……他完全投入到战争中”。与此同时，随着美国的工业动员的实施，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装备运到了这里。仅在一个月内，两万四千辆车辆、一百万吨货物以及大约八万四千名援兵登上了北非海岸。“美军并没有解决问题，”一位英国将军说，“而是完全陷入了战争。”

5月7日，盟军占领突尼斯市，五天后，整个北非战场的战争结束了。英美赢得了他们的首个重要奖励——中东和北非——这是他们战争中的重要转折点。德军看似势不可当的势头终于被遏制了：就在德军在突尼斯战败的前几个月，他们在斯大林格勒受到了苏军的重创。多亏了西方同盟国，“一个大陆被拯救了，”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伦敦，自战争开始以来人们首次松了口气。”希特勒自此失去了战略主动权。

英美盟军北非战场的开辟为苏军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可能，虽然苏军从未承认这一事实。超过15万德国士兵从苏联转移到北非来对抗英美盟军，这可能和斯大林心中所想的第二战场不太一样，但毋庸置疑，德军兵力的转移对他击败德国有一定帮助。

在北非登陆，而不是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从法国登陆，也让美国和英国避免了一场很可能发生的灾难。历史学家埃里克·拉腊比（EricLarrabee）认为，北非“是个糟糕的地方，但这里在作战方面的优势有待发掘”。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和其他美国人可能要花上几年才会承认，英国之前反对在法国突击登陆并非错误。“艾伦·布鲁克虽然有些目中无人、装腔作势，但他确实是对的，”马克·佩里说，“而跨越海峡将是一次自杀式行动。”

虽然第一回合败下阵来，美国军事领导者们仍然坚持跨越海峡登陆的计划。他们认为扫**北非后，西方同盟国应该立即准备进入法国。然而英国并不赞同。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会议上，就英美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双方因战略不同再次引起了争论。

会议开始前罗斯福就警告部下说：“英国会有自己的计划，并会坚持到底。”他说得没错。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领导者们事先在伦敦就已经制定好了不同计划，他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继续他们的外围战略方针，统一作战来首先削弱德军力量，然后才给它致命一击。继北非后，他们计划穿越地中海在西西里岛登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然后希望说服土耳其加入盟军作战。

英军主导了大部分作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在争论中更有话语权。虽然美国于1943年初增加了兵力，但在突尼斯参加联合作战的英国士兵人数是美国的三倍，所以英军的伤亡也更惨重——死伤及失踪人数达3。8万人，而美国这一人数是1。9万人。但丘吉尔和他的官员们赢得这场争论全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更优秀，以及他们为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的计划做的准备更充分。他们制作的图表不计其数，对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全。不论何时需要何种数据，他们派人从伦敦取来的皮革文件夹里就会准确无误地装着这一数据。正如罗斯福的预料，英国的论证就像“滴水穿石”般一点一点按照逻辑来进行。汤姆·哈迪将军（TomHandy）继艾森豪威尔之后任华盛顿战争计划部的部长，后来他这样评价英国人，“他们——主要是丘吉尔——体现了客观性原则。如果在一个地方受到阻挠，他们就会从另一个地方打通过来……而我们……处于劣势”。

为反驳马歇尔的观点，英国再次拿出红色皮革文件夹，用事实和数据阐释为何盟军对欧洲大陆发动进攻还未准备就绪。虽然美国公开宣称首先对抗德国，但一半以上派往海外的美国士兵和装备都卷入了与日本的战争中。所以，没有足够的士兵、物资、船舰和登陆舰用来在法国开辟一个新战场。

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际，罗斯福与英国达成一致，决定先攻打西西里岛。这个行动为盟军1943—1944年攻打意大利奠定了基础。为感谢美国的支持，会议还达成了在英格兰增强美国部队驻军的协议，为最终对欧洲大陆发起总攻做准备。

当美国与会者们散会离开时，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无疑存在这样的想法：英国在策略上再次完胜美国。“他们就像蝗虫一样来势汹汹，”美国战争计划部的成员，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AlbertWedemeyer）承认说，“我们参会、倾听，然后就被征服了。”伊斯梅的副手，伊恩·雅各布将军（IanJacob）吹嘘说：“我们的观点一直都占上风。”

然而英国的扬扬得意并未持续长久，因为美国后来发展成了盟军中的主导力量，而卡萨布兰卡会议是英国在战争中最后一次在战略目标或之类的计划上胜过美国。

在备战过程中，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布鲁克和其他英国将军会试图削减他的权力。艾森豪威尔与他们的关系，尤其是与那个自负、虚荣的阿拉曼战役中的英雄蒙哥马利的关系，在战争逐渐向欧洲推进时，变得越来越水火不容。而且他还遭到了来自巴顿、布拉德利、克拉克以及其他美国指挥官的抨击。

但由于艾森豪威尔在北非的严峻考验中吸取了教训，不管面临怎样的困难、遭受怎样的怠慢，他都紧握指挥决断大权。正如里克·阿特金森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比在非洲的任何士兵都改变得多，成长得多”。虽然艾森豪威尔犯过很多错误，可能会被别人从职位上拉下来，但令他惊讶的是，他们并未这样做，所以他决心去掉幼稚和不安，不再犯错。“在他于1942年动身去欧洲之前，”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后来写道，“我知道他已经是个敢作敢为、机智聪慧之人。”约翰·艾森豪威尔（JohnEisenhower）接着说，北非把我的父亲“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为一个重要人物……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一位英国将军曾说：“战争的魅力之一就是见证了美国人如何快速地让其伟人们成长。”他可能是在谈论艾森豪威尔。

虽然布鲁克对艾森豪威尔的评价一直不高，但他在战后也承认说：“他的闪光点在于合理处理盟军关系的能力，能够不偏不倚地对待所有人，并充分发挥了盟军的凝聚力。”而这种能力，艾森豪威尔一直相信，是他最终取得个人成功和战争胜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