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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你会发现我们站在俄国人一边（第2页）

丘吉尔也因操劳过度，似乎丧失了全神贯注的专注力。艾伦·布鲁克说：“我开始觉得……他在整个战争期间背负的巨大压力逐渐把他压垮了。”丘吉尔比罗斯福年长七岁，陷入战争泥潭的时间也比总统更久，因此他的压力无疑更大。而雪上加霜的是，他还得经常外出访问罗斯福、其他盟国和英国军队，因而他比平常更易感到愁闷、不适、疲惫和冲动。首相的私人医生认为这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布鲁克和英国政府的其他官员则担忧丘吉尔在战略和战术思想及立场上的突变，以及他的力不从心——“一件事还没能完成，又开始着手其他事情”，而且偶尔“在判断上犹豫不决”。1943年10月，布鲁克在日记中写道：“我逐渐发觉，身处迟暮之年，他的协调性变得越来越差！我无法控制他了……他拒绝倾听任何辩论。”布鲁克的传记作者阿瑟·布莱恩特（ArthurBryant）指出，在丘吉尔和布鲁克日益增多的舌战中，他们都“太过于疲惫而没有意识到彼此都处于同样的状况”。

1943年11月12日，罗斯福在切萨皮克湾登上了爱荷华号战列舰，首次开启了前往中东的艰难旅程——首先到开罗，参加与丘吉尔和中国蒋介石的会议；然后到德黑兰，参加西方领导人与令人烦躁的苏联盟友之间的首次会议。丘吉尔和罗斯福都不想该会议在德黑兰召开（刚从新一轮流感中康复的罗斯福告诉黛西·萨克利，伊朗首都是“疾病的温床”），因此他们俩都努力劝说斯大林把会议地点定在其他地方。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一要求：如果他们想见他，那就必须接受他指定的地点。

罗斯福启程一天后，丘吉尔在普利茅斯踏上了声望号战斗巡洋舰，当时他身患重感冒，咽喉疼痛。随行人员中包括他的女儿兼私人助理萨拉，以及吉尔·怀南特，这是怀南特首次参加罗斯福和丘吉尔同时在场的会议。怀南特的眼中钉埃夫里尔·哈里曼，除了一次会议未出席外，设法挤入了西方领导人参加的所有其他战时会议，而大使则被排除在所有会议外，除了此次的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怀南特认为更糟糕的是，华盛顿的任何人都未曾告诉他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不得不向丘吉尔和艾登了解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在1943年魁北克会议后，怀南特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除了从首相和艾登那里获得了简要信息外，“我完全不知道……任何重大政策的决定”。

由于盟国胜利在望，会谈开始围绕经济和政治问题展开，而怀南特迫切希望在战后世界重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德黑兰会议前不久，当英美报纸上刊登着猜测他不久就会返回华盛顿担任劳工部长的各种文章时，他对白宫忽视他和不通知他的沮丧和愤怒之情彻底爆发了。这些文章也提到了霍普金斯或哈里曼将接替他在伦敦的位置的谣言。怀南特立即给霍普金斯发电报，告知他这些报道，并说“这些事情本不会造成伤害，若非众所周知你和哈里曼进行了——你理应和我，驻英大使进行的——大量交流”。后来，他宣称：“除非给予比我所获得的更多信息和更多支持，否则驻伦敦大使不可能成为有效代表。”

霍普金斯努力安抚怀南特，正如他过去的做法一样。“我非常清楚你的感受，”他告诉怀南特，“如果我是你，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总统的首席助理否认了怀南特被替换的谣言，声称罗斯福“不仅对你绝对信任，而且还认为你比以往任何驻英大使都出色……没有谁比你对战争的贡献更大，而且在华盛顿的所有朋友都持同样的看法”。这一次，霍普金斯在口头安慰的同时，还采取了实际行动：邀请怀南特到开罗和德黑兰。

在开罗，罗斯福为丘吉尔和参加会议的其他高级英美官员举办了感恩节晚宴，其中包括怀南特和哈里曼。当晚，丘吉尔和罗斯福旧情重现。总统为餐桌旁的嘉宾们切分了两只巨大火鸡，在欢乐的晚宴后，在场的唯一女人萨拉与怀南特和其他男嘉宾共舞，而她的父亲则与罗斯福的首席军事秘书埃德温·沃森将军（EdwinWatson，绰号“老爹”）一起轻快地踱着步。在晚宴敬酒词中，罗斯福说道：“通常来说，大家庭比小家庭更加紧密团结……今年，随着英国人民加入我们家庭，我们成了一个大家庭，所以比以前更团结一致。我敬这个大家庭一杯，愿这个大家庭长存！”

然而，这个大家庭的团结一致仅仅持续到德黑兰会议。在整个德黑兰会议期间，总统的态度明显忽视丘吉尔、迎合斯大林。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斯大林对欧洲第二战场迟迟未开辟而愈发愤怒。虽然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英美联盟呈现一片和谐景象，但毫无疑问，西方盟国与苏联的关系却麻烦重重。据科德尔·赫尔说，罗斯福在德黑兰期间的计划是“劝说斯大林先生摆脱……冷漠、故作神秘和猜忌的态度，直到他开阔视野，扩大认识”。总统曾对内阁说，他确信，斯大林接受的俄国东正教教士的短暂培训已经“深入骨髓”，他的举止将“和基督教绅士的举止一样”。在德黑兰会议上担任总统翻译的年轻美国外交家兼苏联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Bohlen）说：“我觉得罗斯福没有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非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尤其还是美国人——在思想上的巨大鸿沟。他觉得斯大林与他看待世界的观点多少一致。”波伦还说：“总统若对历史及异国民族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会很有用。”

就在会议开始前，哈里·霍普金斯对莫兰勋爵说：“你会发现我们正在联合俄国人。”霍普金斯说的“我们”包括丘吉尔的旧知己兼牌友哈里曼——新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鉴于自己已不再是首相的非官方顾问，哈里曼建议总统不与丘吉尔一起待在英国公使馆，而与斯大林住在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从而方便他安抚和消除斯大林的疑虑。现在被英国人看作对手的哈里曼，用布鲁克的话说：“正以牺牲自我的利益为代价，努力改善美国和斯大林的关系。”亚历山大·贾德干（Alexander）是英国外交部的常务副部长，当哈里曼认为贾德干“所忘记的比他知道的还多”而提点他和安东尼·艾登“如何召开国际会议”时，贾德干对他愤怒不已。当会议开始时，布鲁克对莫兰勋爵说：“总统已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

当丘吉尔邀请罗斯福共进午餐时，总统拒绝了他。霍普金斯解释说，罗斯福不想造成“他和温斯顿正同心协力让斯大林难堪的印象”。然而，罗斯福却与斯大林一起让丘吉尔难堪。在议程初期的一个晚宴上，苏联领导人就不停地讽刺首相，而罗斯福，据波伦说：“不仅支持斯大林，似乎更享受丘吉尔与斯大林的唇枪舌剑。”数年后也担任了驻莫斯科大使的波伦说，总统“理应维护正在被斯大林戏弄的自己的密友兼盟友”。罗斯福“总是喜欢幸灾乐祸”，哈里曼后来说道：“我觉得可以说，他从未对别人的不幸感到过多少烦心。”

几天后，总统决定换个方式拉拢斯大林：像斯大林之前一样嘲弄丘吉尔。他开始对斯大林窃语：“今早温斯顿很暴躁，他情绪不佳。”在受到斯大林的微笑鼓舞后，总统开始直接挖苦丘吉尔，嘲笑“他典型的英国人特征和性格、他的雪茄烟以及他的习惯”。丘吉尔越是露出不悦之色，俄国领导人就笑得越开心，直到最后放声大笑起来。“三天以来我首次看到了希望，”罗斯福后来欢欣鼓舞地对弗朗西斯·珀金斯说，“从那时开始，我们的关系变成私人关系，我们像朋友、像兄弟一样说话。”

波伦不赞同罗斯福的观点。在他看来，罗斯福与斯大林串通起来对付丘吉尔“是个错误……苏联领导人一直认为英国和美国在思想观念上更接近，其中任何一国都不太可能与苏联有共同看法。总统**裸地孤立丘吉尔的行为并未愚弄到任何人，反而极大可能遭到斯大林的暗自嘲笑”。

丘吉尔对罗斯福的，用其长孙小温斯顿·丘吉尔的话说，“幼稚巴结行为”感到痛心疾首。据小丘吉尔说，首相从未公开表达他对这件事的感受，仅对家人透露说“他对发生的事情感到极度失望和不快”。

在大多数德黑兰会议的出席者看来，斯大林显然是三国领导人中最优秀的谈判者。在德黑兰会议和之后的雅尔塔会议上，英美外交家和军事当权者都感到忐忑不安，用一位英国官员的话说：“俄国总是及时收割利益。而对美国和英国所作出的关于未来的承诺却含糊其词。”斯大林最终得到了英美两国对“霸王行动”的坚定承诺——期待已久的反攻欧洲大陆行动。丘吉尔提议把盟军行动扩展到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但罗斯福附和苏联领导人否决了这一提议。但斯大林也承诺，在战胜德国后将对日本宣战。

另外，丘吉尔和罗斯福私下对斯大林的一个重要要求达成协议：战后，苏联将控制波兰东部。丘吉尔曾反复向波兰的流亡政府和武装力量承诺，英国会帮助他们重夺国土，但当斯大林要求苏联继续控制其在1939年占领的大片波兰领土并得到罗斯福支持时，他把这一承诺抛之脑后。后来，总统对哈里曼说，他“不在乎与苏联的邻国是否被纳入了共产主义”。

罗斯福强烈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但却对斯大林控制俄国邻国的势在必得的决心另眼相看，英国官员对此表示义愤填膺。在德黑兰，罗斯福对斯大林说，“美国和苏联都不是殖民国家，所以我们能够轻松地商讨”由殖民帝国——比如英国和法国——造成的问题。莫兰勋爵在日记中写道，总统“总是扯上大英帝国。虽然总统对一大片欧洲领土落入苏联之手似乎感到烦心，但却从未提出任何异议”。

德黑兰会议禁止记者报道，所以在会议结束后，关于会议上达成了什么协议或讨论了什么，不存在任何报道或消息。当罗斯福和丘吉尔返程时，他们仅仅宣称首脑会议取得成功，三巨头“已经成为原则和目标一致的事实朋友”。

爱德华·默罗是对此乐观声明表示怀疑的极少数英美新闻记者之一。根据欧洲流亡国家政府以及其他知情人提供的信息，他对德黑兰发生的事情有了相当的了解，认为那并非纯粹的友谊。虽然默罗对红军及其在东线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表示非常钦佩，但他对斯大林及其对东欧的意图一直都提高警惕。“与斯大林交谈甚多的人们告诉我说，斯大林对获取更多领土不感兴趣，”在德黑兰会议前，这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在广播报道中说，“但苏联的邻国可不敢如此确定。他们希望知道英国和美国与苏联达成了某种协议，能让他们对《大西洋宪章》中所承诺的美好确信无疑。”

德黑兰会议后，默罗报道说，会议上确实存在意见纷争。他批评说，他看到的是西方盟国的原则和理想逐渐枯萎——如此言论让他遭到了公司赞助商和听众的严厉批评。“人们似乎希望被误导，他们愿意相信事情很简单，相信三国领导人在四天内能坐下来达成必要的协议，”他对纽约的朋友写道，“任何现实主义的言论都立即被贴上厌世、愤世嫉俗和悲观主义的标签。我最近被家乡人贴上了许多此类标签。”

他接着说：“在战时伦敦，我曾一度是极少持乐观主义的美国人中的一员。因为当时问题都很简单，而且结果是由具有强烈历史感的英勇民族来决定。当时没有任何需要担忧的因素。但是现在，在我看来，我们进入了必须做决定的阶段，然而却没有作出任何决定。”

尽管罗斯福高谈阔论建立正义、和平的战后世界的理想，但和丘吉尔一样，他并没有认真地制定把该理想变成现实的长远计划。事实是，在战争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总统都强烈抵触对如何建立和维护和平的任何详细讨论。两位西方领导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手头任务——赢得战争的胜利。而相比之下，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他的战时行动与战后战略——赢得对波兰和其他邻国的统治权——密不可分。

罗斯福眼中的与苏联的战后友谊，用历史学家沃伦·金博尔的话说，“模棱两可，定义不清”，并没有任何实际计划来达成这种关系。总统似乎毫不担心他的提议——在战后把苏联列为世界警察之一——可能存在任何风险。确实，一些怀疑论者问，有什么能够阻止世界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小国呢？（埃莉诺·罗斯福向丈夫提出过这个问题，并认为他的警察理论“充满危险”。）而且，总统曾提出创建一个由平等、独立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那么他要如何兼容他的四大和平卫士理论与这项提议呢？

1943年4月的某天下午，罗斯福若有所思地和黛西·萨克利谈到了他想象中的新国际组织的结构。他对她说，他想成为新组织的掌控者，而吉尔·怀南特和哈里·霍普金斯担任他的助手。按照他的想象，该国际组织每年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会议，且会议地点在距离优质飞机场不远的岛屿上，设立时间至少半年。他将拥有主要由秘书和速记员组成的随身侍从，但也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助理。

显而易见，这只是黄粱一梦。后来，当战争临近结束时，关于这个国际组织将如何运作以维护和平，罗斯福仅仅提出了极少的硬性规定。他对待这个问题以及一些其他战后问题——包括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方式，和他解决国内麻烦问题的习惯一样，用沃伦·金博尔的话说是“拖延、回避、推托和搪塞”。显而易见，总统想尽可能地拖延对自己观点的定论。当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SumnerWelles）建议建立一个由盟国代表组成的小组来着手规划和平协议和战后国际政策时，据威尔斯说，罗斯福“立刻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对英国政府官员的规划努力也同样淡然置之，尤其是英国外交部的安东尼·艾登及其属下的规划，这些规划包括一份合理的未来和平协议提纲（虽然丘吉尔本人对此项工作毫无兴趣，但他并未阻止艾登和其他政府官员投入这项工作）。哈里·霍普金斯警告英国人不要试图率先绘制战后的世界蓝图。霍普金斯说，总统“对这些问题非常敏感，因为可以说，他把制定战后协议视作自己的特殊义务。”

吉尔·怀南特本人是战后规划的强烈反对者，但却夹在总统与艾登和欧洲流亡国家政府之间两面为难。到1943年初，流亡政府一直敦促英国和美国着手规划战后欧洲的经济重组。怀南特努力游说华盛顿让自己在战后重组工作中占得一席之地，他说英国政府“被指控拖延时间，但其实是被我们拖了后腿，因为英国也迫切希望有所进展……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拖延太久，让我们的欧洲大陆盟友怀疑我们不想合作，或将从中退出，像我们在上一次战争后的做法一样”。

但美国政府继续在战后重建问题上拖延时间，正如当欧洲人民从德国魔掌中解放之际，美国政府拖延对他们的救济行动一样。直到英国建立了一个负责欧洲救济和重建的盟国内部委员会，美国才最终介入，成立美国救济和复兴管理局来监管盟国的工作。

罗斯福政府决心保留对英美战后规划各方面的掌控。总统和赫尔对在华盛顿外进行的所有实质性会谈都唱反调。最终，他们的桀骜不驯阻碍了盟国面临的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的解决：战后德国的未来。

在德黑兰会议前不久，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创建了一个英美苏联合委员会——欧洲咨询委员会——来拟定德国的投降条件、战后占领德国事宜，以及刺激德占欧洲复苏的长期计划。该委员会由安东尼·艾登提出，他认为如果要避免战后冲突，那么三大盟国必须参与到这项大尺度规划中。然而，赫尔表示，美国不赞成对该委员会授予决定性权力。最后，美国仅仅参与了德国问题的处置。

在德黑兰会议上，三国领导人就德国的命运进行了简单商讨，并只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联合控制柏林，把德国划分为三个占领区，由主要盟国统治。领导人把如何划分德国的具体事项，以及有关德意志帝国的其他问题，包括可能存在的帝国分割，都留给了设在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怀南特、苏联驻英国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usev）和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威廉·斯特朗爵士（WilliamStrang）。

1944年1月，当该委员会成员首次会面时，斯特朗携带了29份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一份投降书草案，一份规定英国、苏联和美国占领区的拟订草案。古谢夫也提出了苏联的要求。而唯独怀南特没有收到自己政府的具体指示或提议，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美国战争部和国务院对战后德国政策存在严重分歧。战争部官员坚持说投降和占领条件完全属于军事问题，欧洲咨询委员会无权干预。在给哈里·霍普金斯的一份简报中，助理战争部长约翰·麦克洛伊声称英国企图主导对战后德国的规划，并要求非军事政府机构尤其是设立在伦敦的非军事政府机构，不得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怀南特和国务院的一些官员强烈反对这一主张，声称三大盟国都必须参与对德国的规划，否则，战后会出现混乱以及单边制定的占领决策。

最后，战争部赢得了这场官僚战争，阻止了美国有效参与该委员会的议程。从怀南特把英国方面的工作文件寄给赫尔并要求指导之时起，接近两个月过去了，他都未收到来自华盛顿的任何回应。政府的毫不退让让大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万分尴尬”。怀南特请求赫尔和罗斯福给予指导或指示，但都徒劳无功。总统希望战后决策由自己、斯大林和丘吉尔来制定，因此从未对该委员会表现出任何热情，同时，他也不想在战争结束前制定出具体的和平条件草案。“我非常担忧”，1944年2月怀南特给丘吉尔写信道，盟国“不愿周密详尽地为未来做准备，以至于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