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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行动到底会成功吗（第3页）

在给父母的一封信中，珍妮特·默罗写道，自己和默罗“极其疲惫”，“我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人类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在美国的一位朋友问默罗，为何饱经风霜的英国人在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却感到如此忧郁和沮丧？默罗回复说：“听着……当有人用锤子敲一下你的头部时，你会感觉疼痛；敲两下，更疼；敲三下，你就无法忍受了！”

在1944年下半年，超过50万伦敦人带着行李逃离了伦敦。工人劳动生产率严重下滑，孩子们不再去上学，以前座无虚席的餐厅和剧院也变得空****。“伦敦成了一片荒凉之地……伦敦西区盛况不在，”一名女子写道，“给人一种荒凉孤寂感。”

那年夏季，伦敦人遭受了“嗡嗡炸弹”的惨痛袭击，而与此同时，在诺曼底成功登陆的盟军在法国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御，面临着棘手问题。冲破滩头阵地后，他们进入到一片灌木篱墙遍布的乡村——六英尺高的土墙上堆满了乔木和灌木——使得作战陷入了晕头转向的困境。盟军在田野里从一堵灌木篱墙仓皇飞奔到另一堵灌木篱墙，与突如其来的德国小股部队进行猛烈搏斗。在刀光剑影中穿越迷宫六周后，盟军才从登陆的地方前进了大约二十英里。（“二战”后，乔治·马歇尔对其传记作者说，他和计划员们在反攻法国前完全不知道诺曼底的复杂地形。他说，陆军情报“从未告诉我需要了解的情况。他们事先没有告知灌木篱墙的存在，所以直到后来经历了浴血奋战，我们才得以处理这个问题”。——安德鲁·罗伯茨（As），《大师和指挥官：四巨头如何在西方赢得了战争，1941—1945》，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页）盟军在战场上的不断挫败反映了伦敦和华盛顿在对法国的军事和政治行动上的严重分歧。一年多以来，丘吉尔强烈反对铁砧行动——这是一项攻打法国南部来配合诺曼底登陆行动的计划。虽然在魁北克召开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双边会议上，以及后来在德黑兰召开的三巨头首脑会议上，铁砧行动都获得同意，但首相对该行动的反对态度一直持续到该行动最终于8月启动前不久。对铁砧行动的分歧是丘吉尔与美国人在整个战争中最激烈的一次争论。

首相辩称，意大利战役正处于旗开得胜的关键时刻，如果把此战场的军事力量转移到法国南部，势必影响该战役的成败。1944年春末，经过数月奋战，盟军最终在意大利北部粉碎了德国的可怕防御。6月4日，诺曼底登陆的前两天，盟军攻克罗马，在意大利的德国军队全面撤退。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首领认为意大利战役已经迫使德国从法国转移过来部分兵力，缓解了艾森豪威尔部队的压力，因此没有必要进行第二次登陆法国行动。他们争论说，现在正是向北乘胜追击德国部队的时刻，把他们消灭在波河流域，然后进入巴尔干半岛，朝奥地利进军。

“那个时候，温斯顿从未谈过希特勒；他一直强调共产主义的威胁，”那年夏季莫兰勋爵说，“他梦见红军像癌症一样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他一直受此困扰，似乎无法考虑其他事情。”

但丘吉尔强烈支持意大利战役还因为另一个原因：意大利战场主要是由英国兵力作战，由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指挥。而在法国战场的行动主要由美国主导。到7月底，投入到法国的美国士兵接近100万人，而英国士兵是66万人。并且，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丘吉尔非常清楚，铁砧行动将从英国主导的唯一战场抽走兵力——英国是该战场上最强大的盟国力量。布鲁克说：“温斯顿不愿放弃从一开始就占据的主要合伙人地位。”1944年8月，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丘吉尔郁闷地说，战争中三分之二的英国兵力“为了便利美国而被误用，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兵力则处于美国指挥下”。

而罗斯福和美国军事指挥官对丘吉尔愈发无法左右形势的无力感几乎漠不关心。对从一开始就反对地中海行动的乔治·马歇尔来说，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就是死路一条；他认为这个周边战略存在破绽，可能导致军事灾难，并可能与苏联造成冲突。他认为，有必要实施铁砧行动、配合在法国的艾森豪威尔的兵力，从而打通马赛和其他急需港口。不像华盛顿的上级，艾森豪威尔对英国的战略观点动了恻隐之心，曾一度犹豫需不需要铁砧行动，但马歇尔告诉他，该行动必须实施。盟军总司令进退两难，不得不与丘吉尔进行一系列痛苦不堪的争执，而有一次，丘吉尔指控美国人“欺负”英国人。

当罗斯福坚决拒绝了英国领导人所作的最后呼吁，吉尔·怀南特担心两国领导人的裂痕加深可能造成的影响，对罗斯福写信道：“我希望您知道，当首相不得不接受您的决定，来结束你们之间的分歧时，他的感受是何等强烈，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心烦意乱。”

8月15日，铁砧行动（丘吉尔之后将该行动代号改为龙骑兵，以表达他被美国强迫配合该行动的感受）最终启动，并轻松实现了行动的主要目标：打通港口、解放法国南部、与美国主要兵力连接起来，但正如英国人所担忧的那样，该行动也扼杀了向东进军巴尔干半岛的可能。在该行动执行后的几十年里，基于两国不同立场的是非功过仍是激烈讨论和争议的话题。

随着铁砧行动的启动，艾森豪威尔和怀南特开始处理英美之间的另一部“肥皂剧”——涉及夏尔·戴高乐以及谁来统治解放后的法国的问题。当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这个问题就已经被讨论数月，却依然悬而未决。

然而，罗斯福仍然强烈敌视戴高乐，根本不考虑让这个法国人参与法国的统治。按照总统的想法，在法国举行战后选举之前，法国应该由美国军队统治。几十名美国陆军官兵已经派往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学习为期两个月的公共行政学和法语速成班。该计划的怀疑论者戏称他们是“60天奇迹”。

丘吉尔再次陷入两难困境，他决心在法国政治问题上支持罗斯福，但又日益受到英国公众和政府要求承认戴高乐的压力。许多英国媒体和议会议员强烈批评首相和罗斯福对将军的不公待遇，支持承认戴高乐及其委员会。“在我看来，”哈罗德·尼克尔森在下议院争论说，“美国政府，在总统阁下的掌控下，抓住每一次机会蛮横无理地对这些法国人实施精心设计的恶劣行径，而不是帮助、欢迎他们。”丘吉尔对罗斯福解释说，英国人民“认为这些法国人应该和我们并肩作战解放法国……所有人都不理解他们为何受到冷遇”。

比起公共舆论的压力，艾森豪威尔感到更紧迫的是：如果盟国不能与戴高乐达成某种权宜之计，那么解放法国行动可能会陷入危险。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以及之后的数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总司令寄希望于数十万名法国抵抗战士协助他的部队作战，其中大多数战士都支持戴高乐。另外，七支法国部队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参与之后在法国的战役。“与戴高乐公开冲突将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艾森豪威尔写道，“会招来强烈的指责，并导致不必要的牺牲。”同时，他也不愿肩负管理、统治法国的责任，他认为，这项责任交由法国政治当局比较稳妥。关于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强硬态度，虽然艾森豪威尔从未公开表明他的看法，但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心理战部门头领查尔斯·道格拉斯·杰克逊非常清楚他的想法，杰克逊对一位友人写信道：“社会各界似乎一致认为总统对这个法国人的态度太过蛮横，必将招来麻烦甚至祸患。”

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仍在阿尔及尔——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所在地——的戴高乐既被排除在诺曼底登陆行动的商讨外，也没有收到关于登陆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信息。最后，在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敦促下，丘吉尔于5月劝说总统，法国人不能完全被排除在“霸王行动”之外，必须邀请他到伦敦，告知他行动的具体日期，并让他参与到法国未来统治的讨论中。最终在罗斯福的勉强同意下，戴高乐在“霸王行动”开始之前的48小时内才到达英格兰。

这位骄傲自大的法国人对自己被排除在反攻自己祖国的行动之外而愤愤不平，而首相因为担心登陆行动会惨遭失败，用历史学家安东尼·比弗（AntonyBeevor）和阿泰米斯·库珀（ArtemisCooper）的话说，“强压心中的怒火”。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告诉戴高乐，盟军总司令将在诺曼底登陆当天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发表声明，并要求戴高乐也同样做，但戴高乐却勃然大怒——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号召法兰西民族服从登陆盟军的命令，但这份已打印好的声明中完全没有提及戴高乐及其自由法国军。在戴高乐看来，他的祖国将像意大利一样被占领，而非被解放。他拒绝遵从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内容，要求发表自己的声明。他与丘吉尔的会谈变成了一场糟糕的唇枪舌剑，会谈结束后，气急败坏的首相指责戴高乐“在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作出背叛”，并下令把他遣送回阿尔及尔，“必要情况下，戴上镣铐”。

两位领导人的幕僚都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当盟国空降兵正准备从诺曼底上空降落时，戴高乐和丘吉尔却在唇枪舌剑、相互指责。一位法国高级官员惊呼道：“简直是一片混乱！”亚历山大·贾德干鄙夷地说，该情形就像“女子学校会发生的场景。罗斯福、首相和戴高乐的举止就像马上进入青春期的女孩的行为一般”。在登陆行动开始之前的数小时内，艾登和法国官员努力平息两人的怒火。当戴高乐向艾登抱怨，英国对美国卑躬屈膝时，外交大臣回答说：“骄傲自满是个重大错误……有时候，‘委曲求全’才是我们应该采取的有用办法。”由于艾登和其他人的努力，戴高乐最终同意发表广播声明，因此丘吉尔撤销了把这位将军驱逐出英国的书面命令。

虽然丘吉尔对戴高乐的怒火丝毫未减（6月9日，英国外交部一名官员写道：“有时，首相对戴高乐将军恨得咬牙切齿”），但受到来自英国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强烈敦促，他被迫同意戴高乐在诺曼底登陆一周后返回祖国进行短暂访问。事实上，尽管罗斯福和科德尔·赫尔赋予盟军总司令极大权力统治法国刚解放地区，但他试图采取迂回方式拒绝华盛顿。艾森豪威尔及其部下认为“至少在行动的初期，戴高乐才是领导法国进行团结协作的当局的唯一代表，应承认他所谋求的地位”。

6月14日，当戴高乐访问诺曼底海岸的巴约镇时，他受到了极其热情的欢迎。大量镇民欢呼雀跃、喜极而泣地涌向他，无论他走到哪儿都追随到哪儿。当晚，当他返回英格兰时，他把自己的首席副官弗朗索瓦·库莱（Fran?oisCoulet）留在诺曼底；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选举他担任此地区的总督。在艾克的暗中支持下，戴高乐削弱了罗斯福企图让盟军统治法国的努力。几天后，当“60天奇迹”到达这里时，他们发现法国人以及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马尔科姆·马格里奇写道：“之前聚集在出发港、被选举为地方长官的准将们……为接管分配区大致学习了《拿破仑法典》和相关的知识，但却悄悄溜走了，因为他们不被需要。”不管华盛顿喜欢与否，戴高乐现在都掌控着自己祖国的解放地区。

三个月以来，尽管巴黎被解放、戴高乐被拥戴为盖世英雄，尽管丘吉尔、赫尔、怀南特、艾森豪威尔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督促总统作出承认，罗斯福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毫不动摇。但在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自己完全被孤立，以及总统选举即将来临时，罗斯福最终于10月23日屈服，并突然宣布美国承认戴高乐领导下的委员会是法国的临时政府。

然而，他作此声明前并未通知丘吉尔。虽然丘吉尔对罗斯福的疑虑日益加深，但仍忠诚地唯他马首是瞻。措手不及的英国政府随之仓促地发表了自己的承认声明。对此愤怒不已的亚历山大·贾德干对艾登说：“与复兴、解放后的法国保持友好关系是英国的重要利益，我真希望总统在此事上给予了我们自主表达观点的权利。”

对戴高乐而言，他绝不会原谅或忘记总统和首相在战争期间对他的不公待遇。1958年在法国重新掌权后，他否决了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申请，因为他回想起丘吉尔的话——每当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抉择时，英国都会选择美国。戴高乐领导下的政府与美国的关系也同样荆棘丛生。据简·爱德华·史密斯说：“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反感严重影响了法美关系，并且该后遗症一直持续到今天。”

8月25日，盟军解放了巴黎，但出人意料的是，大不列颠人的反应却很消沉。法国流亡者在索霍区的常去地举行了热烈的庆祝，许多窗户上插着迎风飘扬的法国国旗，但总体来看，伦敦呈现出“沉睡、空旷的画面”，给人一种“鲜活减半的气氛”。当埃里克·塞瓦雷德完成掩护铁砧行动的任务返回英国首都时，他发现整个伦敦被极度疲惫和倦怠所席卷。“在不论男女皆是英雄的地方，英雄主义令人厌倦，”他写道，“在本地民族聚集的地方，挥之不去的美国人令人厌倦……战争本身令人厌倦。”塞瓦雷德在某次广播报道中说，伦敦“好比一个曾经干净整洁的酒店，在容纳了无休无止来来往往的商人之后，变得污秽、破败……对危险的异常亢奋消失殆尽”。

此次涌入巴黎的盟军先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首领大卫·布鲁斯以及他的新旅伴欧内斯特·海明威。他们在巴黎解放之日就匆匆赶来丽兹酒店的酒吧，为自己和一群随行的法国狂热者点了50瓶马天尼酒。

盟军占领了巴黎的数百家酒店为己所用，因此不出几天，一轮狂热的派对活动开始了。大多数巴黎人——总体来说，法国人——可获得的食物所剩无几，而食物、烈酒和葡萄酒黑市则日益兴旺。几天前还接待过德国国防军和盖世太保的巴黎最好的一些餐厅，现在却迎接着大量聚集到此的盟国官员和新闻记者。

然而，从伦敦到此的一些人在纵情享受巴黎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愧疚。之后成为历史学家的约翰·惠勒-本内特便是这样，他漫步在巴黎，欣赏酒店和商店橱窗上的厚玻璃板反射着“愧疚的光芒”，感叹杜伊勒里公园里砾石小径上的砾石“完美无缺地排放着”。惠勒-本内特认为，虽然死气沉沉、满目疮痍的伦敦丧失了整洁、优雅的外表，但仍保持着一种“毫不动摇、豪情壮志的自豪感”。而相比之下，巴黎重获了“自我主义的神气和傲慢”，但“当时或之后都未能重新找回灵魂”。

爱德华·默罗在短期逗留巴黎后，也说到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同样反差。在一次广播报道中，他略带鄙夷之情地说，法国首都及其居民似乎丝毫未受战争影响。他说，“各个流行酒吧周围都是红光满面的熟悉面孔，仍是一副空洞茫然的神色”，“过去四年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在巴黎停留了48小时后，默罗觉得无法忍受这里，便匆匆返回了伦敦。与他同行的帕梅拉·丘吉尔留则在巴黎，和其他美国新闻记者朋友们，包括查尔斯·科林伍德和比尔·沃尔顿，在丽兹酒店纵情享乐。“也许当时她眼中的世界变得开阔了，”沃尔顿说，“巴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