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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第1页）

第10章　“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

为了促进英美双方的相互理解，怀南特和默罗付出了不少努力。1942年春，两人的工作第一次遭遇到了真正挑战。那个时候，美国陆军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北爱尔兰，美国空军第八师的战机和舰船也在英格兰东部安顿下来。还有大批美军工程兵进入英国领土，承担建设基地、仓库等等设施的修建任务。如今的英国不但是同盟国武装部队的核心总部，还是欧洲战场的最前线。盟军将从这里出发，对德占欧洲大陆发起空袭；终有一天，他们还将离开英国，踏上欧陆的土地。

那一年，夏天未到，伦敦街头已经满是前来休假的美国军人。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大多数建筑也被美国军方和政府部门的派出机构所占用。这一地区的美籍人士，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多了起来——有感于如此现象，一位好事者特地谱写了一篇歌词并利用流行金曲的旋律传唱开来，歌曲的名称也从“一只夜莺在伯克利广场吟唱”变成了“一个英国人在格罗夫纳广场侃侃而谈”。

美国人的到来，让伦敦中部“几乎陷入狂乱”——这是一位当地居民的看法。美国军队的高官们坐着他们那橄榄绿色的配车，在格罗夫纳广场和英国战时办公室之间穿梭来往；带着政府公文的邮差们，也得在两地间反复穿行。他们发现，这段路程变得拥堵起来，其拥堵程度一点不低于战前时光。同一地区的酒店和公寓也变得紧俏了许多（有那么一次，美军参谋部一下子就在克拉里奇酒店订下了不低于16个房间）。有的时候，很多酒店变得一房难求。

美国的宪兵，也开始出现在伦敦的街头。他们头戴白色帽盔、脚穿同样雪白的靴子，正因如此，他们被叫作“雪点子”。从皮卡迪利到其他城中大道，都有他们来往巡逻的身影。很快，各位宪兵就把伦敦的地理情况摸得烂熟，不但前来旅游的美国大兵要向他们问路，英国人也开始找到他们求救问路。夏天的午后，各位大兵总要聚在格林公园玩棒球，这总能吸引大量的观众。人们甚至会带上毯子和躺椅，坐下来躺下来欣赏这种体育竞技。毕竟，棒球对于大多数英国人是如此陌生。美国人看到板球，不也是感到同样的好奇吗？

很快，格罗夫纳广场及其周边区域已经有点太过美国化。按照一位美国记者的说法，这些地区“楼宇之间偶尔出现的英国国旗都显得有点突兀”。至于南奥德利路几乎就是“缩小版的第五大道”。斯坦霍普门对面的一所公寓，被美军高级军官辟为了俱乐部。寇松街那座惨遭轰炸破坏的华盛顿酒店则经过翻修，改头换面而为美军官兵提供消遣服务；外墙上，饰有描绘美国西部和南部风情的招贴画。只要来到此地，就能吃到裹着糖粉的甜甜圈。一位《每日电讯报》记者觉得，这家“华盛顿俱乐部”的擦鞋间、理发屋和塞满鲜花的花瓶，都让人仿佛置身于“百万富翁俱乐部”。这个地方一点不像“给爱吃甜甜圈那种人”——这个单词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传下来，代指“美国大兵”——开办的场所。

对于伦敦格罗夫纳广场附近的店主和其他小业主而言，美国人的蜂拥而至就是一次黄金般的商机。“我家附近的每一个裁缝、鞋匠、洗衣店主和清洁工都在通宵达旦地工作，只因为美国人来了。”一位伦敦市民表示，“遥想18个月之前，这些人忙于躲避空袭，跟着命令四处躲来躲去。如今，他们又都走了财运。他们或是缝或是补，或是洗或是熨，就这样一路从夜晚忙到天明。”

格罗夫纳广场已经有了“小美国”的绰号。艾森豪威尔的到来，又给这里带来一个“艾森豪威尔广场”的第二别名。当年6月，将军带着指挥欧洲战区美军行动的任务降临伦敦。初初看来，艾森豪威尔能够上任，还显得颇为怪异。他的笑容富于感染力，性格也很随和幽默，可是，他的名声并不很响。他从未指挥过营级以上单位，也没有打过哪怕一场战争。最令将军本人苦恼的一点在于他从来只是一个参谋人员。和乔治·马歇尔一样，艾森豪威尔也没有亲临战场的经历，来到伦敦之前，他一直担任战争计划部的主管，并在为美军进攻欧洲大陆制作各种计划。

艾森豪威尔喜好社交，为人十分亲切随和，可是，他在内心里却有着敏感的直觉、勃勃雄心以及坚定、易怒的性格。作为马歇尔的一名亲信，艾森豪威尔善于组织人事，工作也十分努力勤恳。美军的高级将领当中，他也是少有的一个非“仇英派”。从一开始，他就决心要和祖国的新盟友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在这方面，他甚至以“狂热”而自居。“各位先生，”初来伦敦的艾森豪威尔就曾告诉部下，“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能够赢得这场战争。胜机就在和英国的全面无条件的合作之中……我在这方面要谨言慎行，希望各位也能遵循同一标准。”

信誓旦旦和新盟友建立良好的关系的将军，却在和英国上流阶层的最初接触之中屡屡碰壁。英国同行的自命不凡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都让艾森豪威尔很不适应。将军的老家远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农村，他的童年家居远离繁华，外无流水灌溉，屋里也缺乏自来水设施。“显然，”一位传记作家表示，“贫穷刺激了德怀特的幼年雄心，激励他努力奋进，一心出人头地。”最终，将军得偿所愿。但是，贫寒的出身仍然让他时时都有不安全的感觉。艾森豪威尔总在担心，觉得身边的人会把自己看作一个“乡下南瓜”——其他的美国人在和英方上流人物接触期间，也会萌生的感觉。“将军最怕的事情就是抛头露面。”一位助手表示。

一次，艾森豪威尔来到联盟英方指挥官蒙巴顿勋爵的乡间别墅探访。其间，一位老年男仆负责收拾将军的行李，旅行箱中寒酸的衣物，叫男仆简直难以掩饰轻慢。大感面子受损的将军，不得不作出了一点报复——他给了这位男仆一张大大的支票作为小费，而后才感觉好了一些。克拉里奇酒店专门为他配备的那位男性管家，同样刺痛了将军的神经。艾森豪威尔的谦逊作风，一向是管家公然蔑视的方面。至于克拉里奇这家酒店的方方面面，也几乎属于将军讨厌的对象。艾森豪威尔甚至不喜欢这里的房间，那种黑配金为主色调的客厅，叫将军“仿佛感觉是在赎罪”。这里的卧室，在将军看来“粉红一片，活像妓院”（于是，他很快搬到了多切斯特酒店，不过他的感觉也没能变得更好一点）。伦敦的社交生活也叫人头疼。

年轻的爱尔兰女性凯·萨默斯比（KaySummersby）曾在伦敦为将军开车。根据她的回忆，将军“虽然常常受到伦敦各界主人的邀请，却像葛丽泰·嘉宝一样更愿意选择隐居。对于一切和战争无关的东西，他都显得很不耐烦”。一次社交活动之后，将军曾向司机吐露了一腔怨气：“刚才，一个女人叫我‘卿爱的将军’（此处有模仿英国口音之意），我觉得自己的血压水平受不了她的这种口气。我不是任何人的‘卿爱的’，我打仗也不是靠吃吃喝喝。”刚到伦敦，艾森豪威尔就下了一周七天工作制的命令。他的军中部下必须遵行。对此，将军表示：“这毕竟是战争期间，我们必须战斗，而不是喝酒赴宴。”

伦敦的各种高级社交场合，艾森豪威尔都不愿出席。其他的活动，他也是推却了不少。在这一点上，他和怀南特十分相像。按照将军此后的说法，他和大使在伦敦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和良好的私谊。两人都有着含蓄诚实的个性。他们不喜欢聚光灯的感觉，而更愿意全心投入工作。虽然都不大去教堂，他们却有着如出一辙的宗教情结。而且，两人都愿意付出一切，只为保证美英联盟的胜利和完整。“将军几乎把英美友谊当成了宗教一般在悉心维护。”作为英国参谋部与丘吉尔之间的联络人，绰号“巴哥”的易思迈将军如此评价艾森豪威尔。

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一直在呼吁团结与和解。即便英美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分歧，将军的论调也是一直不改。他对于合作的强调，甚至引发了不少手下的反感。这些人甚至觉得：相比同胞，艾森豪威尔对于英国人更为偏袒。

初来伦敦的艾森豪威尔，面对着一片充满“地雷”的社交和政治领地。在这方面，默罗和怀南特都给了他不少帮助。作为将军的私人助理，哈里·布彻（HarryButcher）曾在日记中表示：“很多时候，将军搞不清楚这些英国官员之中谁才更具分量，而谁才是小角色，谁应该非见不可，谁的邀约又该推托。”为此，将军表示：“我常常请默罗来帮我做判断。”

与此同时，将军也和怀南特关系不错。艾森豪威尔强烈的烟瘾，因为大使而得到了解脱。生命里的大多数时间内，艾森豪威尔都是个著名的烟鬼。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吞云吐雾的次数也愈发增多。为此，大使不得不总是提醒艾森豪威尔：未到宴会行将结束之时和致祝酒词的时候，将军一定不能抽烟。对于这个禁令，将军却是常常抛到脑后。为了避免英美关系因此受损，也为了将军能够舒服一点，大使特地作了一番安排：但凡有艾森豪威尔出席，宴会的祝酒词环节就在第一道菜上毕之后进行。

将军的驻地就在格罗夫纳广场20号，正好和大使馆对角相望。艾森豪威尔常常迈步过街，就许多问题向怀南特提出咨询。怀南特也是将军官邸的常客。按照布彻的观察，两人在大多数问题上“很是看得对眼”。大使也觉得，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与将军甚是合拍，因此，怀南特常常以“艾克的另一个副官”自居。面对“上司”，他总在寻求支持。对于“电告华盛顿当局时应当注意何种措辞”一类的问题，大使常来请教将军。将军也时常询问怀南特，了解美军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相处情况。

其实，怀南特在伦敦的职权和艾森豪威尔几乎完全相似。大使馆的职员要听从怀南特的差遣，他还得管理战争期间愈来愈多的美国民间驻英机构。如果把这些机构和军方派出机构加以统计，得到的数字实在高得惊人：仅在1942年，就有三千多人在伦敦为美国政府工作。此前两年，这个数字就像火箭一般在飙升。

当时，美国驻英大使馆就是欧洲战场上美国外交的中枢所在。同时，它对于英美联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使馆馆员共有675人，在全球各地美国使团当中位列第一。每天接进使馆的电话多达六千余起，由此需要24个接线员进行工作。至于驻英大使这个职位，“早在怀南特来到之前就已经十分重要，待他上任之后，更是一步一步愈显重要”——《纽约先驱论坛报》这样描述：“大使的职责、手段和环境让他活像一个巨型企业的董事长。”自然而然，怀南特的“责任也非同一般地沉重”——这是某位英国官员的看法。此人还以为，“几乎每件事情都要形成文件呈献给大使让他审阅或者批复”。

怀南特负责管理的美国机构当中，战争情报办公室、战时经济署和战略服务办公室的伦敦分支也在其列。其中，战争情报办公室和英国的“军情六处”与特别情报局在职责方面比较近似。他们要负责两方面的工作：搜集敌方情报，破坏敌人的武装、设施以及打击敌军的士气。他们的总部戒备森严，位于格罗夫纳广场70号。特工在此受训之后，将会被送往敌占区开展工作。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土是他们的活动场所。需要的时候，他们还得潜入德国本土。

作为领导者，怀南特可谓十分不合格。他常常会忘记约会，也常常把客人晾在一边。就连下属的名字，他也是常常出口即错。有一次，稍显走神的大使想要口述一封邮件，并要求自己的副手赫谢尔·约翰逊（Hersson）做好记录。作为使馆内的二号人物，约翰逊自然不愿被吩咐去做这等速记员的工作。不过，他还是拿起笔，把怀南特的要求大致记了下来。过了几天，副大使走进上司的办公室。这时，他发现怀南特又在口述信件。大使说得如此认真，几乎忘了信件内容之外的一切事情。这一次，轮到哈罗德·斯塔克将军这位海军前主管、当时的欧洲战区海军司令拿着钢笔在写写画画了。

尽管发号施令的习惯有些古怪，不过，怀南特仍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领导人。在华莱士·卡罗尔看来，大使其人“释放着一股神秘的魅力”。他曾向属下强调了艾森豪威尔的命令，并要求使馆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及驻伦敦各机构的官员都要像团队一般团结工作。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遵循他的指导。几乎在所有时候，各家美国政府派出机构之间都有着紧密和谐的合作关系。“每个雇员都同意一点：怀南特对于海、陆、国务院、战时经济署、战争情报办公室、战略办公室等等机构之间的高效合作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纽约先驱论坛报》负责政府事务的记者伯特·安德鲁斯如此报道。战争期间，安德鲁斯一直驻守华盛顿。他的大多数时间，都用于报道各大部门之间及其内部的各种斗争和倾轧之上。每个部门、每个人，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争取更大的职权。按照助理国务卿迪恩·阿奇森的看法，“我们中的不少人花了海量的时间，只为了在这官僚的世界中求得生存”。这场斗争，也被助理国务卿看作“宾夕法尼亚大道之战”。

安德鲁斯决心去伦敦走上一遭。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美国驻英各大机构的各位代表的相处之道”。他想知道，这些人会不会比国内的同行更为融洽。相关的结果，叫他十分满意。为此，安德鲁斯还特地告诉了自己的各位读者，“怀南特的那一套运作得十分有效。”安德鲁斯表示，“和华盛顿各大部门之间的割据状态相比，他们的关系简直太和谐了。”

不过，还是有那么一位重要人物和怀南特等人并不那么合拍。在当时，哈里曼仍在和大使争来斗去，他甚至试图和霍普金斯乃至罗斯福取得直接联系——只有如此，哈里曼才能在美英关系这片怀南特的专属领域中找到栖身之地。记者哈里森·萨利斯伯里（HarrisonHalisbury）发现，“埃夫里尔实际上切断了怀南特和丘吉尔的联系渠道”。这一点，无疑是雪上加霜。

珍珠港事件后，丘吉尔曾经赴美访问。那一次，哈里曼不惜伪造文件，攫取了陪同出访的机会。可是，曾在普拉森舍湾对哈里曼轻慢以待的各位美国官员，再一次忽略了他的存在。国务卿赫尔等一众人士都觉得：这个哈里曼的所作所为，完全超出了特使的权限。不过，1942年丘吉尔再度访美，哈里曼也再一次成了首相的随团人员。两个月后，丘吉尔下定决心要去莫斯科会一会斯大林。而哈里曼也及时说服了首相和艾登，他让首相和他的副手相信：此去苏联，他们必须带上一位美国官员——也就是哈里曼自己。哈里曼要去苏联，罗斯福倒是不想批准。可是，丘吉尔特地打来电话，向总统强调了哈里曼的不可或缺。最后，罗斯福也不得不同意。

上一年，哈里曼曾经把劳伦斯·施泰因哈特从访苏人员的名单中画了出去。如今，他的耳旁风再次起了作用。施泰因哈特的继任者，海军上将威廉·斯坦德利（WilliamStandley）因此失去了参与谈判的机会。哈里曼的专横，让身经百战的斯坦德利十分恼火。在海军上将的口中，前者可恶得就像一只“围着大人物飞来飞去的蛾子”。

作为新任的英国驻苏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科尔（ArchibaldClarkKerr）也对哈里曼缺乏好感。大使觉得：首相之所以对这个美国人如此钟情，不过是被对方的吹捧冲昏了头。日记中，科尔甚至忍不住大吐酸水：“最近一段时间，首相总把哈里曼留在身边。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暗示：‘埃夫里尔，真高兴有你陪在身边。你就是我的能量源泉。’本人可不觉得哈里曼的陪伴有什么好处可言……这个美国人除了拍马屁，也没别的本事。”

回到伦敦之后，哈里曼仍和丘吉尔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过，他并未把自己与英国领袖的交往向怀南特交代太多。在公开场合，哈里曼倒是一向对大使表示支持。不过，他私下里多次毁谤怀南特的性格和人品——在他看来，大使其人过于理想化，对于身边的人也有过分溺爱的嫌疑。而且，面对冷酷的战时政治，缺乏实干思想和坚忍品质的怀南特实在难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