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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一个永远的护航员（第1页）

第15章　“一个永远的护航员”

虽然到伦敦的大部分美国富有精英几乎没有实际参加过作战，但其中一位，著名的汤米·希契科克（TommyHitchcock）却对战争结局起到了决定作用。若没有希契科克，美国对德国的轰炸计划可能就失败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可能就被延迟或泡汤了。而若没有吉尔·怀南特，汤米·希契科克也不可能来到伦敦。

希契科克似乎就是其他人所希望成为的典型。腰缠万贯的生意人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克·惠特尼把他当成偶像。大卫·布鲁斯称他是自己所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在其最知名的两部小说中，将希契科克作为人物原型，并写道，“在我塑造的所有男主人公中”，他最出类拔萃。

“二战”前，汤米·希契科克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闻名的马球运动员。由于希契科克自成年就是国际名人，因而在他的影响下，马球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转变成了美国最流行的观赏性体育运动之一。确实，希契科克给这项运动带来了活力和**，他对于马球运动的重要性，就好比巴比·鲁斯（BabeRuth）之于棒球、鲍比·琼斯（BobbyJones）之于高尔夫。据《纽约时报》评论，他“点燃了美国想象力”，是历史上其他马球运动员无可比拟的。

1928年，希契科克与梅隆家族女继承人结婚，并被广泛报道，仿佛他是皇家成员。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被粉丝围得水泄不通。当一头驼色头发垂到双肩的他到达某个马球比赛场，观众们就会向他涌来，并为他摇旗呐喊。“人们好似把爸爸当作神一样崇拜，”他的长女路易丝回忆说，“妈妈说这种风气不太好。”

马球源自公元前的波斯，是一项费劲、危险、极其昂贵的运动。1876年，马球从英国引入美国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成为许多富有骑手最喜爱的消遣运动。但直到汤米·希契科克加入进来，报纸才开始把马球作为大众流行运动而进行报道。数万观众聚集到美国马球中心——长岛，来观看美国与两个主要对手——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国际锦标赛。

1924年，长岛的梅多布鲁克俱乐部的站台上容纳了前来观赛的45000名观众。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他也是一名马球运动员，前来观看希契科克所在的美国队与英国队之间的较量。在这前几年，希契科克在伦敦参加过与英国队的比赛，当时观众席上有乔治五世和另一位马球运动员温斯顿·丘吉尔。美国队连赢两场比赛，主要功劳在于希契科克，他在头场比赛中进了五球，比英国队总进球数还多。“大多数美国公民从不看马球比赛，”1944年，《时代周刊》杂志写道，“但人们不看报纸就知道汤米·希契科克参加了比赛。”

希契科克的粉丝都简称他为汤米，这位拥有一头驼色头发、健壮的汤米在马球场上就像旋转托钵僧一样，凌厉地挥舞着手中的球杆，球立刻滚到远处。一位队友说：“有时，他在球场上的作为让你叹为观止。”在非比赛场合，他对其他运动员很温和、宽容，而一旦上赛场，他就展现出不屈不挠、咄咄逼人的态势，经常勇往直前地向对手迎头而上，然后在要撞上的一瞬间勒马停下。一位运动员说：“他就是没胆量。”而另一位运动员说：“从没有他这样的运动员。”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希契科克为原型而创作的两个人物分别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汤姆·布坎南（TomBu），以及《夜色温柔》中的汤米·巴尔班（TommyBarban）。这两个人物在不同方面反映了作者对有钱有势之人的爱、恨、嫉妒之情。希契科克与小说中所描述的粗鲁、是非不分的布坎南几乎没有共同点，除了外表（“身体总是向前倾”）和一股百折不挠的冲劲。而对巴尔班的描述更符合这位马球明星。“汤米·巴尔班是统治者，”菲茨杰拉德写道，“汤米是英雄……一般来说，他很少喝酒；勇气是他的伎俩，他的同伴总是惧怕他。”

总是自信满满的希契科克比较高冷、拘谨、好胜，并散发出一点点危险的味道。与哈里曼、惠特尼以及上流社会圈的人士不同，他不“善于交际”。他既不参加各种有社交效益的俱乐部和聚会，也不让别人接近他，除了怀南特。怀南特很早就认识他，当希契科克在圣保罗中学上学时，怀南特曾是他的老师。

希契科克的父亲是一名非常热爱马球运动的富有的纽约运动员，所以他从小居住在位于长岛和南卡罗来纳州艾肯市的父母家中。在圣保罗上学时，他就经常和众多学生一起，晚上聚集到他们所爱戴的历史老师怀南特的房间，听他讲述林肯、杰斐逊和其他英雄的故事。怀南特对社会改革的理想和**深深地感染了希契科克。作为该校六年级（最高年级）的学生会主席，他曾成功帮助怀南特解散了学校的秘密社团，这些社团成员不服训教，甚至虐待其他学生。

1917年初，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个月，17岁的希契科克对26岁的怀南特说，他计划早点离校，加入法国的拉斐特飞行小队。他知道怀南特也打算在美国参战后立即入伍成为一名飞行员，而希契科克却不愿意等到美国参战那一刻。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希契科克家的朋友，他帮忙给法国官员写了一封信，成功说服他们准许这个未成年男孩入伍，因此希契科克成为“一战”中参加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美国人。

和在马球场上一样英勇无畏，他在飞行行动中击中了两架德国飞机（因此获得英勇十字勋章）。但1918年3月6日，他自己也被击中，掉落到德国领土范围内。他严重受伤，并被关在战俘营数月。他后来说，被关押期间，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食物和逃跑。

那年夏末，在乘火车转到另一个战俘营的途中，希契科克从一名熟睡的守卫那里偷来了一张地图，并跳下火车。为了躲避侦察，他徒步行走了接近100英里来到中立国瑞士。那时他还未满19岁。

对希契科克而言，作战飞行是终极刺激。“马球运动很过瘾，”他说，“但却无法与战时飞行任务相比，那才是世界上最棒的运动。”1918年11月“一战”结束后，在某个闲暇时间，当他来到哈佛大学打马球时，马球场上的一个朋友说：“他是空前绝后的护航飞行员。”即使在事业巅峰时期（持续了约20年），相比他在马球运动上的英勇表现以及之后作为投资银行家所取得的成就，他在飞行行动中所产生的自豪感更强烈。在某次重要的国际比赛的当天早上，在赛前，他镇定自若地与一位朋友就哲学家尼采讨论了数小时。这位朋友难以置信地问：“在今天这样的日子，你怎么可以稳如泰山地坐在那儿讨论哲学呢？”希契科克耸耸肩，回答说：“为何不可？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20世纪30年代初，希契科克成为一家投资银行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并成交了一些重要交易，比如收购了一家大型美国航运公司。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爆发了战争，但与怀南特及许多华尔街同事不同的是，他是一名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因为亲身经历了“一战”的杀戮，他痛恨再遭受另一场战争，并认为美国应该尽可能远离战争。

但当美国参战后，41岁的希契科克主动提出在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参谋长哈普·阿诺德将军手下担任战斗机飞行员。虽然他名气很大，“认识的人更多”，但航空部队拒绝了他，称他可以在华盛顿做任何喜欢的案头工作，但年纪太大不适合再参加作战飞行。

希契科克感到既恼怒又沮丧，而此时回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面的吉尔·怀南特为他解了困。怀南特说，如果他不能参加飞行，为何不到伦敦担任美军副武官，担任美国第八航空军与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人？如此一来，他至少可以待在有实际战斗的地方，而不会陷入华盛顿官僚政治的战斗中。另外，如果他能够说服这两国空军部队进行有效的合作，那么，他就是在服务国家。希契科克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

1942年春末，当汤米·希契科克到达伦敦，他发现曾经属于战斗机和飞行员的光辉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两年前，依靠数百架英勇的小型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不列颠之战取得胜利，英国被拯救了。而如今，盟军对德国采取空中进攻行动主要依靠重型轰炸机——美国的“空中堡垒”（B-17）和“解放者”（B-24）以及英国的“惠灵顿”和“兰开斯特”。

“二战”开始前，两国空军领导人就一致认为战略轰炸——通过摧毁敌方的工业基地、通讯设施和平民士气来抑制其发动战争的能力——能够不战而胜，从而阻止地面战斗，挽救数十万甚至数百万条性命。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的血战记忆犹新，这个理论深受英美两国政府领导人和人民的支持。温斯顿·丘吉尔宣称：“有一个办法能打倒希特勒，那就是，通过重型轰炸机从这个国家直接对纳粹巢穴进行毁灭性、斩草除根式的轰炸。”

1940年春季，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开始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区和莱茵兰区的工厂和其他目标进行轰炸。但白天突袭行动基本没达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宏伟预想：轰炸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坏，而飞机和机组成员却损失惨重。为了降低损失，轰炸机司令部又采取夜晚突袭，但这样无法对工业目标进行精准轰炸。在摧毁敌方工业力量的努力付之东流后，英国皇家空军又改变了战略：他们将轰炸德国城市，主要目的在于瓦解平民士气。虽然丘吉尔之前宣称，英国不会蓄意轰炸非战斗人员，但由于没有找到直接攻击德国的其他方法，他不得已批准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这个非常有争议的新方法。

哈普·阿诺德和同僚密切关注着英国狼狈不堪的轰炸努力，并一致认为，美国的先进技术和飞机能够让他们完成英国皇家空军没有达到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空军希望证明自己一直相信的事实：重型轰炸机的空中威力远胜于其他任何武装力量。

与陆军和海军同僚不同，阿诺德及其部下是处于婴儿期的空军的真正先锋。自奥维尔·莱特与威尔伯·莱特（WilburWright）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沙滩上进行首次飞机试飞，已经38年过去了。阿诺德本人参加过莱特兄弟的飞行讲座，并成为美国首批四名军事飞行员之一。他的参谋长卡尔·图伊·斯帕茨将军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作战飞行，那是飞机投入使用的首次重要战役。当时羽翼未丰的美国航空队隶属于陆军，在“一战”中发挥的作用较小。当1938年阿诺德成为航空部队指挥官时，它仍处在陆军的控制下。

虽然在乔治·马歇尔的授权下，阿诺德享有高度自治，并被看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及美英联合参谋部的正式成员，但他仍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杰出服务，因而为航空队赢得了正式独立，并与陆军和海军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阿诺德性格急躁，经常对部下大发雷霆、严厉指责。一位上校在接受阿诺德的训斥时，突发严重心脏病，并在他面前晕倒、死亡。在战争结束前，阿诺德本人的心脏病也发作过四次。

当英国所作的精确轰炸努力前功尽弃，阿诺德及部下为自己的轰炸机发现了一个绝佳机会，这主要归功于称之为诺顿轰炸机瞄准器的革命性的技术发展。轰炸机瞄准器是一个极其精密的设备，据称可以让B-17和B-24投弹手从两万英尺或更高的高空准确无误地击中工业目标。根据美国航空部队高官得出的理论，轰炸机，尤其是坚固的、全副武装的“空中堡垒”将势不可当，其飞行高度和速度将躲过敌方战斗机和地面炮手的有效反击。这样的话，轰炸机在往返飞行过程中就不需要远程护航战斗机的保护。“我们放弃了研制远程护航飞机的想法，”阿诺德的副手劳伦斯·S。库特（Laureer）将军在战后说，“我们势不可当，我们的轰炸机所向无敌。”

美国航空部队高官深信他们的理论行之有效，因此在欧洲上空投入使用这些轰炸机之前，没有对其进行严格测试，也没有考虑过实际作战情况。例如，轰炸试飞实验是在亚利桑那州干燥无云的条件下进行的，飞行员拥有一览无余的视线，拥有充足的时间来进行使用诺顿轰炸机瞄准器所必需的复杂数学计算，并且没有敌方炮火的干扰。位于华盛顿的航空部队总部人员完全没考虑到，北欧上空的天气和亚利桑那州完全不同——欧洲大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被乌云笼罩，因而几乎不可能实现目视轰炸，尤其是高空目视轰炸。而且，他们不承认德国具备相当顶尖的技术，他们认为德国空军无法提前侦测到敌方轰炸机的靠近，因而不会出动大量战斗机前来拦截。

对美国的轰炸机长官来说，“重要的是……证明这项理论，使其在公共意识中拥有立足之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来写道，“但如果付出的代价是牺牲许多年轻、优秀士兵的性命，反而未能有效地损害德国的作战能力，那就真的太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