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外交
第10章 黑色海峡
罗斯福厅(RooseveltRoom)——白宫西翼的一间会议室里长长的会议桌前,一个月后就要就任美国总统的巴拉克·奥巴马拉过一把椅子,对着希拉里·克林顿和几名顾问问道:“好吧,我们该怎么考虑?如何处理伊朗问题?结构性事务怎么办?”他并不想听任何具体的政策提议,也不愿与希拉里争辩,毕竟美国大选已经证明了谁在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这件事的主张更胜一筹。下个月,奥巴马将给伊朗最高领导人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寄出第一封信函。
相反,奥巴马想弄清楚伊朗的动机。这个国家自吉米·卡特担任总统以来就折磨着美国,留下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伊朗是神权政体,但也是骄傲的古代文明和什叶派先锋;此外,伊朗是以色列的“死敌”,经常呐喊“美国去死”,但也不乏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亲美派年轻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事情呢?奥巴马想知道,如何才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罗斯福厅的大理石壁炉上方挂着年轻时泰迪·罗斯福的画像,画像里的他仿佛在睥睨站在画下的人——乔·拜登、国家安全顾问吉姆·琼斯、琼斯的两名副手汤姆·多尼伦和丹尼斯·麦克多诺以及希拉里手下负责伊朗事务的首席外交官比尔·伯恩斯。罗斯福有一句众所周知的格言“说话温和,手持大棒”。画像里的第26任美国总统骑着后腿直立的马,手握缰绳,黑色马尾在身后飞扬。这幅画想要表现的内容是一名勇士号召手下的骑兵部队为荣誉而战。这幅画像也许最能体现奥巴马那天想要讨论的事情。
毕竟,第44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的时候就说:“如果你们愿意松开拳头,我们愿意向你们伸出手。”这句话是奥巴马就职演讲中提出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明确驳斥了西奥多·罗斯福大刀阔斧的军事冒险主义和乔治·W·布什的“邪恶轴心国”理论。最重要的是,这也是给伊朗下的“战书”。比起古巴、缅甸、叙利亚和朝鲜等国家,奥巴马更想要解除伊朗的武装。奥巴马提出“伸出手”是对其所秉承的信念的最终考验,希望能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合理协议,从而消除沉积了数十年的敌意和不信任。
从另一方面讲,罗斯福厅是重新谋划伊朗关系的绝佳地点。泰德·罗斯福的孙子小克米特·罗斯福(KermitRoo-sevelt,Jr。)是CIA官员,他曾参与了1953年帮助策划推翻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德(MohammedMossadegh)的政变行动,推出亲西方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RezaPahlavi)上位。小米特·罗斯福的贿赂和煽动行为成为“冷战”的注脚,但这次行动给那些在1979年推翻了伊朗国王的“毛拉”留下了美国背信弃义的形象,因而促成了伊斯兰革命,这正是让奥巴马在这一年的3月一直疑惑的问题——该如何打破互相憎恨的怪圈。
为了开启对话,希拉里带上了伊朗问题特别顾问丹尼斯·罗斯一起参加会议。人选就已经说明了问题——罗斯和希拉里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是坚定的怀疑主义者。他说,伊朗自1979年来只发生过三次意义重大的改变:第一次是在“两伊战争”陷入10年僵局之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告知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不能再没完没了地打下去了。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大国威胁伊朗,倘若伊朗继续暗杀欧洲的伊朗反对者,就要对伊朗实行制裁。第三次是在2003年,美国只花了三周半的时间就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使得伊朗人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三次改变,伊朗都是被迫采取了更为实用的政策和措施。
罗斯后来回忆道:“这意味着,你无法劝说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这个政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之上,近乎妄想。”
奥巴马专注地听着,没有反驳。即便面前的人不多,他不想让人觉得自己天真。不过,奥巴马还是在罗斯的陈述中发现了一线曙光,即伊朗会在外部的压力下做出改变,哪怕只是临时的改变。虽然不常有,但确实偶有发生。“虽然可能性不大,”奥巴马说,“但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这时,希拉里开口了。她赞同奥巴马的观点,但没有他那么热情。希拉里说:“我认为,虽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过得试一试。”她补充道,强制手段也许比起劝诱更为有效。
“机会确实很小,”奥巴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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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认为:与伊朗政权交好是阻止伊朗获得原子弹最好,或许也是唯一的方法。两人都希望能与伊朗签订一份全面且有效的核协议。不过,关于伊朗政权的本质以及伊朗会做出多大改变,两人的观点却截然不同。奥巴马是第一位将伊朗称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美国总统,认可了伊斯兰革命的合法性,并承诺美国不会要求伊朗实现政权更替。此外,奥巴马也是第一位承认美国参与了1953年伊朗政变的美国总统。他说,伊朗人因为美国是政变的合谋者而长期憎恶美国,这是情有可原的。另一方面,希拉里是奥巴马政府中第一位公开谴责伊朗实行“军事独裁”的官员。2010年2月,希拉里在卡塔尔向学生发表演讲时,鼓动伊朗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奋起反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虽然她没有直接呼吁政权更迭,字里行间却充满了这种意味。
时局让两人的关系暂时拉近了。希拉里服务于奥巴马这位在大选上击败自己的人,接受了一个注重“伸出橄榄枝”而非“挥舞大棒”的总统。奥巴马经历过了对“绿色运动”采取镇压期间的外交失败,现在转而采取了经济制裁的战略,使得他和希拉里紧密地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两人迥异的直觉让他们在制定施压和交好相互结合的政策时成了完美的盟友。希拉里唱红脸,奥巴马唱白脸。希拉里联合多个国家打压伊朗,而奥巴马则向伊朗最高领导人发送信函,或以录像的形式在波斯新年向伊朗人民表达问候。此外,奥巴马也不时地支持对伊朗的制裁,甚至拉上俄罗斯加入美国的阵营;希拉里也做出了自己的民主举措,于2012年7月派遣了一队可靠的副手到阿曼,与伊朗探索秘密渠道。正如希拉里后来说的,她已经为约翰·克里的核谈判“摆好了桌子”。
不过希拉里和克里之间还是有明显差异:希拉里还在折叠餐巾、摆放银器时,克里已经等不及要与伊朗人共同进餐了。2011年12月,还在参议院的克里就已经在阿曼举行过多次秘密会谈,正是克里的这些举动,才让国务院有了要找到秘密通道的打算。“希拉里和她的手下心存疑虑,”克里告诉我。希拉里担心他已经向伊朗人许诺了一些白宫还不愿意做出的让步。希拉里派遣自己的团队前往阿曼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她想阻止克里向伊朗人伸出援助之手。2015年夏季,克里再次表现出了对协议达成的热忱,时任国务卿的他在维也纳待了几周,敲定了遏制伊朗核计划这一历史性协议的最终条款。
如果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前的外交政策足够成熟,她会做与克里相同的事吗?很有可能。不过,要是2008年当选的总统不是奥巴马而是希拉里,美伊双方是否会一起出现在维也纳,那就不一定了。
希拉里离开国务院之后,在一个重要的策略问题上与奥巴马产生了分歧:伊朗选择了竞选时宣称要和西方世界构建良好关系以缓和经济孤立的哈桑·鲁哈尼(Hassan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美国还要不要继续向伊朗人施加新一轮的严苛制裁?大部分国会议员以及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致认为伊朗已濒于失败,渴求达成协议,美国可以通过夹紧老虎钳获得更加有利的条款。希拉里听了这种观点后摇摆不定。“她本来可以再给伊朗施加一点压力,”希拉里身边的一个人说,“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会怎么做。”奥巴马认为,继续对伊朗施加压力可能会削弱鲁哈尼的权力,刺激德黑兰的强硬派,还可能拆散制裁联盟。于是他劝说参议院延缓对伊朗施加新一轮的制裁,即便白宫已经通过了一项旨在彻底限制伊朗出口石油的法令。
“他们采取策略一样,都是‘和伊朗交好’,但各自预想的结尾不一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顶尖伊朗问题分析师卡利姆·萨迪加布(KarimSadjadpour)说,“总统预想的结果是:我能消除分歧。我这辈子都在消除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隔阂,这次也不例外;希拉里的预想则更实际:我们要和他们交好,不是因为他们会回报我们,而是因为当他们回绝我们的时候会发现问题出现在德黑兰,不是华盛顿。”
当然,最后还是奥巴马的希望胜过了希拉里的实际,至少从伊朗最终于2015年签订协议证明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奥巴马最卓越的外交政绩,就是三年前他在“空军一号”跟记者所说的“几十年一遇的成就”。为了安抚国内半信半疑的国会议员以及不安的海外友人,奥巴马总统给这份协议制定了最小范围的定义,称其为军备控制协议。然而,奥巴马未说出口的希望,按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罗伯特·利特瓦克(RobertLitwak)的说法,实际上是“心照不宣的转换潜力”,给伊朗温和派赋予权力,带领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新的道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中东的核心事件,导致联盟重建,埋下战争火种,还将美国拖进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纠纷,最终由奥巴马解决了。自英法两国于1916年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定了近代中东边界以来,帮助伊朗脱离遭受冷落的处境成为重构中东地区的最关键的任务。
不过,对于这种外交手段所产生的后果,人们关注的是更加具体的问题:以色列和美国位于波斯湾的逊尼派盟友满心疑虑,这种情况下该如何执行协议的条款?在国内强硬派的推动下,伊朗继续支持着叙利亚的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抵抗组织)、巴沙尔·阿萨德,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组织,只是现在所面对的制裁稍有减轻,可以获得大量的资金来大方地资助这些人。欧洲国家渴望与伊朗重启商业交易,所以对伊朗的制裁是否继续还不一定。希拉里明确表示,悲观主义者比乐观主义者更合适处理这些问题。2015年9月,希拉里在布鲁金斯学会说:“绝对没有可以信任伊朗的理由。对这份协议,只说‘同意’是不够的。没错,肯定不够。我们得说‘同意,而且……’。‘同意,而且我们会努力、谨慎地实施’;‘同意,而且我们马上就会设定好条件,好让伊朗明白自己永远都无法拥有核武器。无论是在协议的有效期内,还是在协议失效后,伊朗永远都不能拥有核武器。’”
杰克·沙利文说,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时的业绩让她获得了特别的信任,成为伊朗的监督者。“她构建了一个能够高效实施制裁的联盟,”“时候到了,她可以联合全世界来遏制并惩罚伊朗。”
国务院设有负责安排与伊朗的秘密会谈的大概人小组,沙利文是成员之一。2014年,出任国务卿的约翰·克里接管了相关的会谈之后,沙利文还在这个三人小组里继续服务了三个月。沙利文奉行一种侍者作风,所以“严肃”不起来。不过因为他和希拉里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持怀疑态度,在克里唱红脸的时候,沙利文唱着白脸,就像希拉里第一个任期一样。阿曼秘密渠道启动初期,沙利文就充当着希拉里的耳目,负责希拉里的国务卿任期内最敏感的外交话题,而她本人没有直接插手过。
虽然在维也纳发生了各种争论,核弹协议的基本框架还是在秘密会谈(2012年7月在阿曼启动,时断时续。在2013年的大部分时间,分别在阿曼、日内瓦和纽约等地举行了会议)中构建起来。在达成协议的曲折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是希拉里和奥巴马的角色,而不是此项协议的最终条款。通过了解美国和德黑兰之间秘密的外交史,我们可以看清希拉里和奥巴马,以及克里这个充当着三脚桌第三只脚的人物,如何处理伊朗这个奥巴马任期内最复杂、最恼人的外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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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国务院空无一人。雷·塔基(RayTakeyh)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起来,来电的是塔基的新上司丹尼斯·罗斯的秘书。罗斯计划与一名来自阿曼的特别访客开展会议,想问塔基愿不愿意出席。塔基出生于德黑兰,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成员,之后加入美国政府成为罗斯的伊朗问题顾问。塔基和他的上司一样,在伊朗问题上持有怀疑态度,但是他也会考虑相反的观点。例如,塔基曾写道,摩萨塔的倒台和CIA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主要责任还是在伊朗宗教领袖的身上,这群宗教领袖对美国的不满出自他们的私心和毫无根据的怨恨。塔基同意参加这次会议,但觉得这可能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总统说他准备好向德黑兰伸出手的那一刻,各种各样的人开始出现在国务院,争着想阐述自己对顺利实现这次握手的看法。土耳其人、亲西方的伊朗人、一名加拿大外交官和西班牙前总理,都称自己与那些准备要跟美国人谈判的伊朗人有联系。“我一直在接待这样的人,”塔基回忆说,“什么我收到消息、我完成了一笔交易、某某人的表亲和我妈妈的男朋友认识……”塔基走到国务院的大厅,接待了这群人。这位面带微笑的男人胡须花白,站在大厅里挂着旗帜的一面墙壁下,乍看之下,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仲裁者。
51岁的塞勒姆·本·纳塞尔·阿尔-伊斯梅利(SalembenNasseral-Ismaily),是来自阿曼的开发商、企业董事和慈善家。塞勒姆·伊斯梅利在美国广交人脉,能够在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轻松地转换,就像将家乡的长袍和头巾改造成萨维尔街(SavileRow)式的服饰一样轻松。他撰写了数本关于波斯湾历史和文化的书籍,这次也随身携带着,打算当作礼物送出去。不过,他还带着一张纸条,写着伊朗给奥巴马政府的提议,表示希望能够就一系列问题进行商谈,如核计划和伊朗对真主教的支持等。伊斯梅利向罗斯保证,他能够将伊朗人带上会议桌。
伊斯梅利说,安静和鲜有人涉足的阿曼是举行秘密会议的理想地点,少有记者会去那里报道外国外交官的来来往往。阿曼是一个多沙漠的苏丹国,位于波斯湾的入海口,历来都扮演了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调停者角色。阿曼距离伊朗只有50英里,处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性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对面。阿曼的统治者是卡布斯·本·赛义德(QaboosbinSaid),他在1970年发动宫廷政变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并利用铁腕手段稳定地统治着阿曼。卡布斯是这座城市唯一的主导力量,希拉里于2011年1月拜访卡布斯时,卡布斯那艘500英尺长的雄伟游艇‘赛义德王朝’孤零零地漂浮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闪闪发光的海湾上。这个苏丹国的统治者无人反对,赛义德得以在外交事务中玩弄持有不同意见的对手。埃及于1979年和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赛义德是阿拉伯世界中唯一没有和埃及断交的领导人;赛义德多次主持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多边会议;赛义德还在2009年拜访了阿里·哈梅内伊,而当时的伊朗正因镇压了支持民主的抗议者而遭人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