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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两大竞选团队（第2页）

“不能因为我们有最好的锤子，”他说道，“就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颗钉子。”

2016年春，奥巴马的处境变得更加乐观。虽然亚太贸易协定仍受政治风向的影响（希拉里在政治上的突然转变就是一个最佳的例子），但美国在与古巴和伊朗关系、巴黎协议和亚太贸易协定上均取得了突破。“伊斯兰国”将阴影投向西方的同时，也陷入与伊拉克和库尔德军队的消耗战中，丧失了它曾在伊拉克占领的大半土地。另外，普京仍然是一个威胁，白宫政府一直希望普京最终能在利比亚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2016年3月，普京宣布从叙利亚撤回部分俄军）。奥巴马曾经认为要在外交政策上取得重大成就是千载难逢、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基本上可以否定这个观点了。对于在美伊和美古关系中取得的突破，他可以炫耀多年。

但实际上，奥巴马在2014年提出的简单法则是否会比他的任期更长久，决定了他的政治遗产的价值。当然，他的观点始终没有改变。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仍然认为外交政策要对风险做出评估，避免不计后果的冒险，以免危害国家的中心利益——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做“傻事”。即便要以牺牲国家的边缘利益为代价，外交的成功会让他更加坚定地推行维持世界自由秩序的政策。奥巴马适度地在政策的“单打与双打”间来回转换，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正如《外交事务》杂志编辑吉丹·罗斯所言：“这种变化建立在不正当的意图上。时间潮流站在秩序这一边，而不是在秩序的剩余敌人那一边。”

罗斯的评论也没能改变大家的看法。许多外交政策执行机构的人预测，奥巴马不会在华盛顿政府留下太多足迹，将来的总统没有必要在奥巴马主义的基础上制定政策，人们会记得奥巴马的施政只是对前总统的矫枉过正。他的顾问团是个排外而鲁莽的小圈子，他们从未摆脱伊拉克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的影响，而当他们的领导人回归私人生活后，他们很可能因此解散。即使一些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发展起来的民主党人，也渴望比尔·克林顿外交政策圈的回归。比尔·克林顿的圈子是一个干练、自信的团队，他们更像霍尔布鲁克，而不是丹尼斯·麦克唐纳。

他的助手说，奥巴马平静地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从来都不认为对美国实力持传统看法的人会拥戴自己。“我们的外交政策执行机构一旦意识到我们美国的局限性，就会十分不自在，”本·罗兹说，“这不是一份适合外交政策评论者或思考者的工作。”

奥巴马在总统办公室的最后一年，已经将这些机构对他的蔑视当作了荣誉。“在华盛顿政府里，总统都需要按照剧本走，”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的一个热门采访中说，“这个剧本事先为不同的事件写好了标准答案，并且答案大多倾向于军事回应。当美国受到直接的威胁时，剧本就该起作用了。但是这个剧本也能导致糟糕的决策。”

奥巴马能镇定自若，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他认为自己不是一名外交政策精英，而是时时刻刻站在美国民众立场上的人。毕竟，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他怒斥希拉里处理伊拉克问题不当，击败了强悍对手希拉里；他允诺结束小布什总统发动的战争，赢得了2008年大选。后来，为了兑现承诺，再次获得连任。奥巴马触碰到了掩藏在厌战情绪下更深刻的东西。他开始反思，美国在进入21世纪头一个十年里，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是否还能像阿特拉斯一样，将整个世界扛在自己的肩上？

“我们一直生活在冷战结束后的战略迷雾里，”曾经投票给奥巴马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如此说道，“即使我接连选了三个总统，他们的成长无不被灌输了这样一个传统观念：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这种观念深入他们的骨髓，但是他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必须买这个账（世界警察）。”

“从那以后唯一改变的是，”卡根继续道，“‘伊斯兰国’的出现。而且这件事非常重要。”

对于那些想去衡量奥巴马和希拉里差异的人来说，鲍勃·卡根是风向标一样的人物。他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领导之光”，或许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美式和平”倡导者。卡根在一些书和文章中，提及上述想法。如2014年5月，他发表在《新共和》杂志的文章写道，“超级大国不会被取代。”当奥巴马转为保守时，卡根写道，“总统对抗的不仅是美国70年的历史，还有美国人的本性。”这篇文章刊登之后，奥巴马邀请他共进午餐，相约谈话。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卡根打趣道，这次“经历”堪比一场博士论文答辩。

然而，卡根很熟悉希拉里·克林顿的作风。他的妻子托里亚·纽伦在国务院担任希拉里的新闻发言人，而他则是希拉里外交政策顾问团的一员。希拉里的团队中齐集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士，希拉里的政策更贴近于迪安·艾奇逊和哈里·杜鲁门的鹰派外交政策传统。“希拉里代表了美国观念的回归，维持自由的世界秩序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责任，”卡根说，“这就是两党外交政策共识的核心。有趣的是，奥巴马完全漠视这个共识，自行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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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伊斯兰国”问题讲话后的第二天，奥巴马邀请希拉里在他的私人餐厅共进午餐。新闻发言人评论说，他们的会面和“大多数的社交场合一样”。这样一些陈词滥调，比白宫政府对外宣称“奥巴马和希拉里在白宫召开私人会议”还缺乏说服力。这是2016年之前，他们进行的最后一次面谈，而那场总统角逐赛也将正式拉开帷幕，他们有许多事项需要讨论，“命运”也联系得比以往更加紧密。

奥巴马意识到，撇开他在任后期的一系列成功不谈，他的许多政治遗产如果交到一名共和党总统的手中，很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伊朗协议和巴黎协议尤其不堪一击。但是，希拉里早已在这两方面押下了赌注：她完成了制裁的前期工作，将伊朗带到谈判桌上；她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与奥巴马持同样的观点，两人首次一同出席了哥本哈根会议，这个项目给地球带来的影响也许比奥巴马之前的一切作为都更加深远。协议签署之后，总统奥巴马如此告诉本·罗兹：“我们在哥本哈根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达成巴黎协议。”奥巴马可能再度需要希拉里来保存这些成果。

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将她的竞选视为己任。竞选前夕，两人的关系无疑比之前更为融洽。2014年夏天，希拉里讽刺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导致两人在马撒葡萄园岛的宴会上冷眼相对。2015年8月，他们在维隆·乔登的80岁生日宴会上再次相遇，这次的气氛明显有所缓和。奥巴马先到，等希拉里走进拐子角农场高尔夫俱乐部的帐篷，他主动献上拥抱。

“看起来非常真挚，”两次宴会都在场的人说，“他们的身体语言看起来更随意、也更友好。”

奥巴马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招募希拉里为国务卿，到两人默哀班加西大使，再到共同解决从叙利亚至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问题，奥巴马似乎开始接受这样的事实：希拉里是一只“政治动物”。当助手告诉奥巴马，希拉里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他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球，不予评论。他们在考虑如何发挥美国力量的问题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本能——就像杜鲁门和艾奇逊，一个像是坦率的密苏里州杂货商，一个像是康涅狄格州的美国佬贵族，他们分别代表了美国20世纪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艾奇逊曾经是杜鲁门的一位极其忠诚的副手，相当于希拉里与奥巴马的关系。“总统与国务卿之间最重要的默契，”他评论道，“是他们深知谁是真正的总统。”然而，艾奇逊对“二战”后的态度比他的上司更消极，他的外交态度和希拉里一样强硬。他主张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遏制前苏联的扩张主义；他怀疑美国在维持各国和平问题上做的是否足够；他将治国之道更多看作是平衡各方力量的冷血实践，而不是对一家理想企业的治理。

难怪相对于其他前辈，希拉里更常引述迪恩·艾奇逊的事迹。她赞美艾奇逊那“传统而适宜的外交手腕”，维持了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卓越地位。“在一本正经的外表下，”她写道，“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的外交家，只要对国家和总统有利，即使打破协议他也在所不惜。”威尔斯利学院的毕业演讲曾经使年轻的希拉里闻名遐迩，她与艾奇逊就在演说的前一晚匆匆邂逅。

希拉里在吃晚餐的路上，遇到了她的同班同学埃尔迪·艾奇逊，她正是迪恩·艾奇逊的孙女。

“这位是明天要发表演讲的女孩，”埃尔迪对迪恩说。迪恩·艾奇逊把眼光转向希拉里，对她说，“我真期待你明天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