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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陷入散沙之中（第1页）

第7章　陷入散沙之中

2011年1月下旬，一个星期六的清晨，路面上有一堆堆残雪，法兰克·魏斯纳（FrankWisner）口袋里的手机嗡嗡响。魏斯纳是一名律师和外交官，曾担任过美国驻埃及大使。此时，他手里握着一杆猎枪，眼睛对准上空。他正在纽约波基普西东面林地的丁香谷枪支俱乐部打野鸭子。这个俱乐部非常奢华，占地面积达4000英亩，吸引了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D。Eisenhower）和迪克·切尼（Diey）等狩猎者过来这里打猎。打电话的人是魏斯纳在国务院当高级职业外交官时的老同事比尔·伯恩斯。手机信号接收不是很理想，但是魏斯纳还是在嘈杂的电流声中听到了足够的信息。接着他马上跳上车，狂飙70英里回到纽约城区的住处。伯恩斯说的是：“你能帮个忙，以总统的名义转达一个信息给穆巴拉克吗？国务卿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已步入古稀之年的魏斯纳直率而顽固。在其成年之时刚好是美国外交最动**的时期，所以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字：好！接下来的两天，他又分别跟伯恩斯、丹尼斯·罗斯、汤姆·多尼伦等交谈，确定了跟埃及任职已久的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Mubarak）的会晤谈话脚本。这位总统突然遭到了民众的反抗，他请求与奥巴马通话10分钟，也确实得到了应允。魏斯纳跟伯恩斯说，他认同让穆巴拉克放松并下放权力的计划，但他反对取消美国军事援助的主张。“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伯恩斯当天早晨发邮件给希拉里时，强调了魏斯纳的观点，“这个国家需要在各种不确定性中求生，这么做只会在埃及武装部队和更大范围内引起恐慌。”

星期天，魏思纳被送到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停机坪的一个偏僻角落，登上蓝白相间的空军757飞往开罗。第二天上午10点抵达目的地之后，他直奔穆巴拉克的宫殿，一路两旁的街道都空****的，只有一辆坦克在圆形交叉路口守卫。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OmarSuleiman）在门口等着他。苏莱曼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在魏思纳担任大使时两人便相互熟知，当时苏莱曼负责埃及恐怖军事情报部门。现在他是穆巴拉克的得力助手。满脸不安的苏莱曼不断催促魏思纳说一说他带来的消息。但是魏思纳一直拒绝透露，直到走进宫殿才发现，原来埃及总统正躲在里面，拒绝回应反对者在开罗解放广场要求他下台的抗议示威。

“我从来就不是他的亲密朋友或者好伙伴，”魏思纳提及自己与这位用铁腕统治了埃及30年的人的关系时，如此说道。“过去，我有很多时间来‘对付'穆巴拉克。现在，我同样有很多时间。他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美国的好朋友。但他在位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另当别论。”

据手下的两名官员说，魏思纳转达了奥巴马的两点意见：穆巴拉克不可以放任安全部队镇压示威者；且奥巴马已经为他制定了权力转移时间表。魏思纳重复了这两点意见，以确保穆巴拉克完全理解。两小时后，穆巴拉克保证街道上不会出现流血事件后，魏思纳离开宫殿。即使这位总统没说，魏思纳也清楚，穆巴拉克知道自己掌权的时间不多了。埃及领导人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让国家四分五裂。

魏斯纳回到美国大使馆后，针对这次会晤做了总结，并与白宫和国务院的官员召开了电话会议。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魏斯纳这次访问的结果，但魏斯纳表示穆巴拉克还需要点时间来确定其最终定局。魏斯纳回到纽约之后的那个星期六，还在劝所有人耐心等待结果。截至那时，解放广场已经血流成河，有些亲穆巴拉克暴徒骑着马在抗议活动中横冲直撞，安全部队则对着人群开枪。魏斯纳通过卫星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了演讲，这是一个由世界领导人聚在一起讨论地缘政治的高级别会议（希拉里出席了该会议）。他告诫，美国不应该将穆巴拉克拉下台，在他任期终止的9月份来临之前的七个月，穆巴拉克还有重要作用。他说：“这是他写下自己政绩的机会。”

会议在19世纪的典雅拜耶里切酒店（BayerischerHof）召开。魏斯纳发表演讲的时候，希拉里和她的助手在其他地方参加会议。他们没有实时看到他的视讯简报。在那之后不久，杰克·沙利文走到附近的查尔斯酒店，向希拉里的记者团做简短的介绍。但一名记者从一部黑莓手机里念出魏斯纳的发言，沙利文脸色刷白。

当天下午，总统得知魏斯纳的言论，勃然大怒。在此四天前，一群年轻的助手担心奥巴马针对开罗解放广场上发生的**采取的措施不够强硬，给奥巴马施压；奥巴马原本打算慢慢“刺激”穆巴拉克的计划破灭了，转而要求穆巴拉克“立即”下台。就像他的新闻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所说：“立即意味着从昨天开始。”但是他的大使却在慕尼黑宣布，“昨天”还有七个月才到。

希拉里的表现则更是为魏斯“慢节奏”的时间计划表提供了支持。她在会议上说，一次有序的政权转变需要通过宪法修订案、选举投票、建立政党以及在穆巴拉克30年的铁腕统治中选拔出可靠的反对派领导人，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此前一天，希拉里便跟沙利文说，她担心自己在公众面前就政权转移的事情给穆巴拉克施加了太多压力。“我担心我昨天说的话听起来好像在赶他离开总统府，”希拉里在邮件里跟沙利文说。他回复称，与“立即交换政权”相比，提出“立即开启谈判”已经是国务卿很温和的语言了。

奥巴马的助手说，虽然奥巴马非常生气，但是他没有提高声音，也没有飙脏话。相反，他的发言非常清楚，言辞非常中肯。“魏斯纳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希拉里搭乘飞机回美国之前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他说的内容跟我的不一样？”奥巴马让希拉里出面制止这些混乱的信息。

“他把我带进了一触即燃的境地。”希拉里后来写道。奥巴马打电话给希拉里的时候听起来非常愤慨，这也揭示了两人在面对美国如何应对第一次阿拉伯国家内部“重大起义”问题上存在的明显分歧。国务院根据白宫的指令，立即对魏思纳的说法予以否认。发言人表示，

他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说的那番话，并不是以总统使者的身份。建议聘用魏思纳的比尔·伯恩斯，看到这位备受尊敬的前辈尽心尽职地执行“指令”却一败涂地之后，失望至极。白宫助手则从不忌讳做事后诸葛，啧啧地指责魏思纳与穆巴拉克走得太近。一名NSC顾问表示，他已经提出了派出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Armitage），一名比魏思纳更强硬、更执拗的共和党外交官出任特使。希拉里的助手没有同意，并表示魏思纳一定会闭紧嘴巴。不过她的说法更加温和：魏思纳说她将自己与奥巴马的谈话内容都告诉了他，并对事情的结果表示遗憾。尽管魏思纳不是希拉里的人，但他曾经担任过她丈夫的美国驻印度大使，并与她的朋友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有着长时间的友情。他们俩与奥巴马在霍尔布鲁克的追悼会上坐在一起。

四年后，魏思纳回想起这次不幸遭遇时，依然充满痛苦和遗憾。他对特使的义务非常敏感，坚持认为自己抓住了信件里的谈话要点。他与奥巴马不同步，那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时区，而且他没有察觉到总统的立场改变了多少。他仍然认为自己在慕尼黑的发言非常有效，只是有些失礼。但他也承认，白宫的判断没错，“解放广场事件”发展得太严重，已经无法实现正常有序的权力转移了。他沉默了一下，说：“有没有可能让穆巴拉克组织一个过渡政府，如果他想的话？还是说街上反抗人员的情绪太重？我想，为时已晚了吧。但正确的美国政策就是要寻找一个可靠的过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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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魏思纳的故事值得详细介绍，不是因为他对埃及的看法不正确（尽管他可能曾经正确过），而是因为他的故事在紧张局势和矛盾冲突中，为奥巴马和希拉里就应对阿拉伯世界的动**设定了舞台。从埃及到巴林，再从也门到利比亚，奥巴马总统与他的国务卿努力调和价值观，让民主党的希望与地缘政治现实保持一致，而这一切都让他们围绕着进程的核心转个不停。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中的“挣扎”程度达到了顶点，也让美国终结了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到21世纪最致命的战争中。

奥巴马和希拉里对这些动乱的反应直接反映了他们的本能，以及他们如何看待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希拉里珍视对盟国的忠诚和安定；而奥巴马更担心自己没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希拉里相信美国有能力影响风雨飘摇的国家的事情；心存疑虑的奥巴马则限制了美国的干预程度。但他们并非一直固守己见。随着“起义”变得不再那么戏剧化，而是更加教派化时，奥巴马和希拉里的立场也发生了改变。

有时，他们的角色会互换。穆巴拉克的民主选举继任者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Morsi）上任两年后，当埃及众将军将被带上镣铐时，身为理想主义者的奥巴马总统支持开罗解放广场上热切的年轻人，拒绝称之为“政变”。同样还是那位想与穆巴拉克保持紧密关系并力劝埃及选择有序权力移交过程的现实主义国务卿，说服奥巴马加入了风险巨大的NATO（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这是1949年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译者注）对利比亚的轰炸活动，阻止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对平民的大屠杀行动。

这一交错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景象，不仅掩盖了奥巴马与希拉里之间的分歧，还掩饰了两人的矛盾立场。希拉里担心埃及可能是她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第一项重大突破。但《纽约时报》准备报道穆巴拉克背后的故事时，希拉里发邮件给沙利文问道：“会讲到国务院与白宫的分歧吗？还是讲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的分歧？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她认为，阿拉伯觉醒运动（即阿拉伯之春）也许是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遇到的最大外交政策挑战，也是总统与国务卿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危机。这注定是他们的一场试验。开罗和班加西只用了六周的动**，就颠覆了美国30年来对中东地区的认知。中东专家兼美国发展中心资深成员布赖恩·卡图里斯（BrianKatulis）表示：“过去20到25年里，我们已经找到了方法来与埃及接触。但这次‘起义'在政策制定者眼前布下了尘雾。”

如果说白宫当局没警觉到这些事件，那肯定不是事实。早在前一年8月，奥巴马就已经下令其工作人员撰写报告，评估阿拉伯国家发生暴动或动乱的风险。这份18页的机密文件就是“总统研究指令—11”（PresidentialStudyDirective11，简称PSD-11），它逐个国家进行分析，确定了埃及、约旦、也门和巴林等四个国家随时可能发生“民变”。该报告的撰写人分别是丹尼斯·罗斯、发展专家盖尔。史密斯（GayleSmith）和当时还是NSC工作人员的萨曼莎·鲍威尔。萨蔓莎·鲍威尔说：“毫无疑问，埃及一直都在总统的考虑范围内。你已经掌握了埃及一系列景象中的所有未知数，而埃及是这个区域的主角。”

2011年1月13日，希拉里在海湾酋长国卡塔尔对阿拉伯领导人发表演讲时，也提到了革命的可能性。她告诫到：如果各位领导人不放宽政治制度、控制早已渗透整个社会的腐败，该区域将爆发动**和极端主义。她说：“该地区很多地方的政权根基正在以各种方式被侵蚀。”事实证明，这番话是她担任国务卿期间最有预见性的话。

从奥巴马进入白宫的第一天，开罗解放广场上发生的事件就让白宫发起了内部争论，而主题就是他将如何应对海外动乱。奥巴马本能地反对任何与乔治·W。布什的“自由国策”有关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那个政策在穆斯林看来非常严苛和伪善。2009年9月，奥巴马第一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出了美国与世界合作的四大要素，但传播民主不在其中。

2009年6月，他没有为伊朗注定失败的“绿色革命”年轻先驱者发声。伊朗的持不同政见者称，美国不支持这些抗议者，是因为此举可能会影响其在国内的形象。但是这个决定让奥巴马的顾问不自在，尤其在伊朗政权派出戴着护目镜、拿着警棍的准军事人员到人群中驱赶抗议者时。

奥巴马的助手经常想将民主价值观念嵌入总统的演讲稿中去。在奥巴马在联合国发表第一次演讲前的一个深夜，本·罗德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召集刚刚加入国家安委会的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和俄罗斯学者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McFaul）到华尔道夫，帮助拟定一些关于民主的最终演讲内容。麦克福尔刚刚出版其专著《为什么我们应该推进海外民主以及如何做》（AdvangDemocracyAbroad：WhyWeShouldandHowWe），这是一部促进民主宣言的作品，没有布什那种“我说了算”的单边主义。当奥巴马走进房间时，不知道总统也会参与讨论的麦克福尔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说服奥巴马在演讲中增加第五个要素。奥巴马回绝了这一要求，并表示世界很复杂，政权崩溃可能会造成冲突。但他同意在演讲稿中添加一句结语，总结美国人对普世价值的观念的信仰。

直到开罗演讲上，麦克福尔、罗德斯等其他助手才成功地在奥巴马的演讲稿里加入一些与民主相关的东西。那时，开罗解放广场上有成千上万人呼吁穆巴拉克下台，理想主义者突然意识到自己国家有机会影响一场真正的革命，但他们必须先跨越一堵反对墙。希拉里、盖茨和拜登都敦促奥巴马不要把一个老朋友丢到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危险的核心地位。汤姆·多尼伦也这么认为，以色列和波斯湾一些人也打电话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撇开专制倾向不谈，穆巴拉克一直是稳定、可靠的盟友，并且已经兑现埃及与以色列的和平条约。私下，比尔·克林顿担任总统时，希拉里往返于开罗和华盛顿时与穆巴拉克的妻子苏珊娜·穆巴拉克建立了友谊。

奥巴马的战争委员会组成人员迎合他的实用主义，而白宫的工作人员则会迎合他的历史意识。

希拉里和盖茨提起了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恐惧。那次革命与埃及这次“起义”一样，都源于民粹主义，也都被“毛拉”劫持，而“毛拉”更是将伊朗变成了受镇压的什叶派神权政体和美国难以和解的敌人。换句话说，阿亚图拉就相当于穆斯林兄弟会，奥巴马则相当于吉米·卡特。

麦克福尔认为，拿原本是独裁政治，后被美国培养成民主国家的菲律宾、智利或韩国等国家做类比，效果会更好。也就是说，奥巴马应该跟罗纳德·里根作对比，而不是卡特。罗德斯提到了胆大无畏的谷歌高管威尔·戈宁（WaelGhonim），他在Facebook（脸书）上开了个账户传播一些关于游行示威的内容。他被穆巴拉克的警察拘留了11天，埃及电视台在他获释后对其进行了情感采访，让他成了开罗解放广场事件的代言人。如果不为他（指威尔?戈宁）这样的人战斗，奥巴马出任总统还有什么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