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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国务卿夫人与哈瓦那（第3页）

他跟我说：“要是知道这点，我绝不会接这个项目。根本不值得冒这个险。无论怎样都不值得！”（格罗斯向法院提出诉讼，最终从美国国际开发署那里获得320万美元赔偿费。美国国家开发署通过承包者—持续发展集团来资助格罗斯参与的项目。）2009年12月28日，在他被关押了近一个月后，美国领事馆一位工作人员玛莎·梅尔措首次到监狱探视格罗斯，格罗斯告诉梅尔措，他被逮捕的原因是携带“违禁品”。

“从政治角度来说，古巴政府不可能把埃尔南德斯留在美国监狱，而让我的当事人回国，”格罗斯的律师史考特·吉伯特说，“古巴政府不会接受这种结果，傻瓜也能想到，但国务院显然不明白这点。这么多年来，他们似乎一直坚信，只要他们把桌子拍得足够响，古巴人就会对他们让步。”

2011年12月，在格罗斯和妻子对希拉里及其前任律师感到失望后，吉伯特以“白鞋公司”温顿和伯灵律师事务所前律师的身份接手了格罗斯的案子。吉伯特之前一直是为保险公司工作，并且报酬可观。所以，要为一个理想主义的技术设备分发人员找一个律师，吉伯特显然不是最佳人选。

然而，吉伯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华盛顿律师。他热爱古巴，是一个毫无悔意的左派分子。他的桌子上方挂着一幅由菲德尔的摄影师阿尔贝托·柯达拍摄的切·格瓦拉照片，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对古巴表示一点尊重。他把自己当作一个婚姻咨询师，正努力撮合两位分离多年的伴侣。“美国对古巴的人民、历史和政府，以及他们的动机了解太少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古巴那样处于历史的断裂之中。”

吉伯特在与古巴官员交谈时，他就非常清楚，让格罗斯回国的唯一办法是拿古巴的五名在押人员作交换，尤其是埃尔南德斯。这就意味着他需要说服司法部为古巴间谍减刑。在法律上他们有理由这么做：五人的罪行已经被联邦调查局上诉至法院，以迈阿密法庭未经公正审判为由而推翻了（之后又有更高的法院恢复他们的罪行）。

佛蒙特州议员帕特里克·莱希曾为恢复美古关系付出了不懈努力，他也力劝奥巴马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Holder）用古巴囚犯交换格罗斯。但白宫跟莱希和吉伯特说，这不可能。奥巴马对此不打算表态，毕竟那五5个人是公认的间谍。

“我不希望他们空欢喜一场。”里卡多·祖尼加说。里卡多·祖尼加原来是国务院的古巴问题专家，曾随同本·罗兹一起前往古巴，后来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拉丁美洲事物负责人丹·雷斯特雷波的接班人。他说：“我想让人们明白，现在当务之急是让艾伦·格罗斯回国，但我们那时不知道谈判结果会怎样。相信我，如果我们有办法让艾伦早点出来，我们早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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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赫纳是哥伦比亚一个美丽的港口，也是一座古城，四周城墙环绕，楼房阳台被掩映在绚烂的三角梅中，不过这也是一座倒霉的城市。直到奥巴马在这里做出决定，加快结束美国对古巴长达半个世纪的制裁之前，人们还不太知道这座城市。2009年，奥巴马第一次在这里出席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那时他像一位救世主一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然而这一次，因其拒绝古巴加入美洲国家组织，拉丁美洲的国家领导人一致对他进行公开批评。为了加入美洲国家组织，哥伦比亚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的态度比谁都激烈，他打算不顾风险向国内反政府游击队示好，也强烈要求美国总统对古巴人民也这样做。

“如果我再次当选总统，”奥巴马对桑托斯说，“我会为古巴做点事。”“这些事我们都听说了，而且没有把它们放在心上。”本·罗兹说。

事实上，奥巴马在成功连任总统的几周后，就告诉他的顾问，自己想要“在古巴干一件大事”。2013年4月，罗兹和祖尼加到总统办公室递交了一份详细计划，从恢复邦交的角度讨论了囚犯交换的问题。奥巴马很谨慎：美国过去曾私下向古巴示好，其结果要么被误解，要么被忽视，反正通常都会失败。总统这次不想耗费太多精力，即使最后失败了，损失也不会很大。另一方面，他仍旧委托罗兹和祖尼加对哈瓦那进行秘密访问。

对于在白宫待了六年，现在已经筋疲力尽、正打算离职的罗兹来说，这犹如重获新生。“古巴让这届总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2014年，似乎这里很多人都认为让美古关系正常化这种想法太过疯狂。如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打破禁忌，仿佛开启封印。”对于祖尼加来说，这是紧张生活的开始，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努力探索迷宫般的法规，其中有些法规还是肯尼迪政府时期订立的，如果要结束持续半个世纪的分离时代，这部分就必须要废除。他把这工作比喻成在考古挖掘现场仔细筛查，寻找“文物”。祖尼加的出身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他的爷爷里卡多·祖尼加·奥古斯丁是洪都拉斯的右翼政治家，参加过1981年的总统选举，以失败告终。在这之前他有15年的时间在为军事统治者工作。小里卡多出生在洪都拉斯的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但他在美国长大。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美国外事处。祖尼加的家庭背景，很快成为国务院那些拉丁裔美国老官员的饭后谈资：因为劳动权问题，他的爷爷与驻洪都拉斯的外交官关系一直很紧张。“你在国务院里能做什么？”有人嘲笑道。但祖尼加总是默默努力，谨言慎行，他的学习能力也很强。他被派往美国驻哈瓦那的利益代表处——这是一种非正式的大使馆，大多设立在一些未与美国正式建交的国家，专门研究签证和规章制度方面的知识，方便日后使用。

双方会面时，古巴人为两位美国人带来几箱雪茄和几瓶哈瓦那俱乐部的朗姆酒。但因为贸易禁令，他们只能将这些东西留在加拿大。“加拿大有人把它们藏得很好。”罗兹说。很久以后，当白宫准备宣布古美建交时，罗兹跟少数几位同事分享了这个秘密。因为不需要用笨重的涉密计算机，可以在邮件上说这件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伯纳黛特·米汉开始把这个秘密会面称为“阿迪拉计划”（Ardilla西班牙语，意为松鼠，是汉纳巴伯拉动画片《秘密松鼠》里一只长着龅牙、恃强凌弱的啮齿类动物）。

尽管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告诉约翰·克里这个秘密会面，但除了他之外，国务院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即使是负责与古巴谈判，让其释放格罗斯的助理国务卿罗伯塔·雅各布森也不知道。史考特·吉伯特也被蒙在鼓里。在吉伯特看来，他被隐瞒的不利影响是，自己为当事人的自由所付出的努力会一无进展。很久之前，格罗斯就不在“玛利斯塔别墅”了，他被转到哈瓦那卡洛斯·J·芬利军事医院一间上了锁的病房里，那时他已对回国不抱任何希望。被关押了一年后，他体重下降了70磅大概每隔一个月，他就会被转回监狱，与美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见面。（每次见面他都需要一个“特警队”和五辆军车护送。）除了接到希拉里打来的几个慰问电话外，朱迪·格罗斯几乎没有收到国务院的任何安慰。

“政府什么也没给我妻子，没有鼓励，也没给她消息，”他说，“她受的苦比我还多。我从未怨恨过奥巴马，但我对政府感到很生气！”“那对希拉里的看法呢？”

“我对她持保留意见。”他说。希拉里的工作人员在幕后可能比格罗斯想象的还要努力。她的幕僚长谢丽尔·米尔斯在海地的地震灾区工作的时候认识了一些古巴人。为了说服古巴释放格罗斯，她多次在太子港或纽约会见古巴外交部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2012年初，杰克·沙利文把“古巴五名间谍与格罗斯交换一事”写进了他给希拉里的备忘录中，还抄送了一份给罗兹。他说，这次交换可能会引发一次“轰动事件”——古巴和美国将恢复邦交。在罗兹询问沙利文在希拉里离职后是否会来白宫当乔·拜登的顾问时，他们就说过古巴是他们的一个大工程。

国会中支持古巴的团队不知道总统奥巴马已经施行了一个秘密方案，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给总统施压。帕特里克·莱希召集了其他立法人员，包括来自格罗斯所在区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范·霍伦、来自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夫·佛雷克、与总统关系很好的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迪克·德宾。德宾曾在白宫与苏珊·赖斯和丹尼斯·麦克唐纳商议了对古巴的政策，当时他还提了一个重要建议。他说：“也许我们应该请求教皇帮忙。”莱希的外交政策顾问蒂姆·芮塞尔找到了一个机会，他的上司是国会山里最有名的天主教徒，奥巴马计划在那个春天会见教宗方济各。芮塞尔帮莱希给两位有政治背景的枢机主教起草了一封信，即哈瓦那的海梅·欧特嘉和波士顿的肖恩·帕特里克·奥玛利，让他们帮忙请教皇当说客。2014年3月27日，总统到访梵蒂冈表达自己的敬意。他在会议厅与教皇握手（七个月后，罗兹和祖尼加将会在这里与古巴人会面，向梵蒂冈政府讲述自己的协议。）教宗方济各就坐在奥巴马对面，两人中间隔着一张很普通的桌子，他向奥巴马提出交换囚犯和重新建立古美关系的请求。当奥巴马再次遇到莱希时，他跟莱希开玩笑说，教皇已经如实“传达”了议员的谈话要点。

后来，教宗方济各又在信中向奥巴马和劳尔·卡斯特罗重申了这些观点。当枢机主教欧特嘉亲自访问梵蒂冈时，他把这些信交给了欧特嘉。但问题是，欧特嘉怎样才能把这些信转交给奥巴马呢？这需要另外一个枢机主教，华盛顿的西奥多·麦卡里克的帮忙。麦卡里克安排欧特嘉在乔治敦大学的研讨会上作演讲，然后以之为借口让他从哈瓦那飞过来。之后麦卡里克偷偷带他进白宫，然后让他在那会见丹尼斯·麦克唐纳。当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奥巴马就顺便过来把信拿走了。这位牧师所用的伎俩完全可以写进丹·布朗的小说，但是却没有一条能帮助艾伦·格罗斯。

2014年4月，当格罗斯听说自己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时，他继续进行绝食抗议，在这之前他已经绝食九天了。白宫非常担心他的身心健康：麦克唐纳写了一张小纸条给他，请他不要放弃。但那年春天，事情突然变得很糟糕。格罗斯的母亲伊芙琳得了癌症，病情十分严重（她在六月去世）。古巴人不让格罗斯看望他身患重病的母亲，也不让他参加葬礼。

格罗斯的65岁生日眼看就要到了。他发誓自己来年绝不会在监狱里过。吉伯特曾提醒罗兹和祖尼加说他的当事人可能会自杀。格罗斯曾用言语“攻击”一位看护人，因为这件事，他差点被枪毙。尽管格雷斯的体重下降了，但他的身体依旧很结实，他每天都会做50个引体向上，在牢房里跑5英里。他说：“我非常清楚自己本来可以干掉谁，而且我也非常清楚该怎么做。”

对格罗斯来说，他非但在虚张声势，更在矫枉过正。吉伯特和扎克曼跟白宫官员一样，非常担心他会自杀，尤其是在他母亲去世后。吉伯特警告祖尼加：“如果我要用担架把他抬出来，你必须为此负责。”约翰·克里给格罗斯写了一封长达数页的信让他振作起来。总统甚至还将一封慰问信打印出来让人转交给他，格罗斯说那封信的大意是“（你）一定要坚持住，不要做一些极端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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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夏末的一天，理查德·祖尼加对吉伯特说：“史考特，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吉伯特问。“阿德里亚娜怀孕了。”他说。

阿德里亚娜·佩雷斯是“古巴五人”中最有名的杰拉多·埃尔南德斯的妻子。她特别想与丈夫要个孩子，所以去年夏天，帕特里克·莱希访问哈瓦那的时候她就请求他帮忙。这个忙并不好帮：埃尔南德斯因间谍罪和谋杀罪被关在南加州的维克多维尔联邦监狱，那儿离哈瓦那有2300英里。莱西再次请他的助手蒂姆·芮塞尔帮忙。他把监狱管理局的判例研究了一遍，设法完成一个非同寻常的使命（然而这也是此次事件中用过的最离奇的一个方法）：古巴官员到埃尔南德斯的牢房里取了一小瓶他的精液，然后飞到巴拿马的一个诊所，阿德里亚娜就在那里受孕。“第一次取的时候，他们没有成功，”莱西尴尬地笑着说，“他们又得去第二次。”

问题是阿德里亚娜现在已经很明显地身怀六甲了，而且古巴也想要对外宣布她怀孕的消息。祖尼加告诉吉伯特，如果人工授精一事被众人知道，那将会在国会山掀起轩然大波。一些强硬派，比如来自新泽西的民主党员罗伯特·梅南德兹和来自佛罗里达的共和党员马可·鲁比奥，将会举行听证会，到时白宫与哈瓦那秘密协商一事也必定暴露。（那个时候，罗兹和祖尼加已经跟吉伯特大概说了一下秘密会谈的事。）对吉伯特来说，一切似乎都很离谱，但他还是给祖尼加和他的白宫同事提供了一个方案：将阿德里亚娜藏在他位于迈阿密海滩的度假屋里，一直等到孩子出生。他说：“没人会知道她是谁，那里有很多古巴裔美国人。”

当吉伯特再次与祖尼加坐在一起时，吉伯特问他，“你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了吗？”

“已经传达了，”祖尼加回答，“他们非常感激你，还说你有点疯狂。”

另外古巴人同意了不对外宣布阿德里亚娜怀孕的消息。目前，秘密会谈还未被其他人发现。为了报答美国对埃尔南德斯的帮助，古巴放松了对格罗斯的限制，他们允许两位美国人前来探视。几个月前，也就是奥巴马访问梵蒂冈不久，还出现了一个更大的突破。总统奥巴马一回到国内，就悄悄下令为埃尔南德斯以及“古巴五人”中的剩下两位（尽管他们一直被人们称为“古巴五人”，在奥巴马实施这一措施前，已经有两位古巴人满刑释放）减刑。这就意味着罗兹和祖尼加最终会拿埃尔南德斯及其伙伴与古巴交换格罗斯。这项交易似乎马上就能完成。

“我们表达了这样一点：‘这件事让我们明白，囚犯互换会引起多少争议。只有在合理交换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考虑这种事情’，”罗兹告诉我，“事情的关键是，不要把囚犯交换当作一个终点，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改变政策的方式。”

即便改变政策，也远远不够。白宫需要寻找另一种方式证明释放三位古巴人这一行为是正确的。美国司法部找到了一位古巴人罗兰多·萨拉夫·特鲁西洛。特鲁西洛是美国中情局的高级特工，被关押在古巴将近20年。通过说服古巴政府释放特鲁西洛，美国就可以对外宣称这次囚犯交换事件为间谍交换事件，并让古巴政府以人道主义的姿态释放艾伦·格罗斯。12月某个忙碌的早上，也就是刚过11点的时候，空军757号停在安德鲁空军基地上，当然这都是为了装饰门面，只是格罗斯毫不在意。重要的是五年后，他终于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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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几天后，格罗斯和妻子来到了史考特·吉伯特的办公室，坐在那幅吉伯特无比珍视的切·格瓦拉照片下面。电话响后，律师按了免提。

“你好，艾伦。”希拉里说。“你好。”格罗斯回到道。“很高兴你已经回国。”希拉里接着说道。

希拉里可能无法为格罗斯成功争取到自由，但她也参与了这件事，她希望格罗斯知道她在关心他。由于白宫草草结束囚犯互换，所以希拉里在古巴的表现差强人意。就像缅甸一样，希拉里对古巴的预测是对的：是时候改变古巴与美国的关系了。至于伊朗，她已经为奥巴马的外交提案奠定了基础。但大风险还是需要总统承担。（事实上，她也不确定如果自己处于奥巴马的位置，是否也能够承担那些风险。）所以奖赏应该落在奥巴马头上。古美成功建交，预示着奥巴马已经度过了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处理了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的威胁和乌克兰事件，期间曾有很多人都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这是他为美国争取的两项标志性成果的第一项；七个月后，将会通过伊朗核协议（这是第二项成果）。

说这话的时候，总统一直看着众议院议事厅楼座上的一位特殊客人，他坐在第一夫人后面。“艾伦，欢迎你回国，”他说，“很高心你能来。”

格罗斯咧嘴一笑，骄傲地挥动自己的拳头。观众都起立为他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