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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奋斗者霍尔布鲁克（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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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霍尔布鲁克与白宫的纠纷，最有代表性的当属2009年9月刊的《纽约客》报道。该报道名为“最后的任务”，附有霍尔布鲁克那令人羡慕的长履历。虽然这份报道没有直接导致他被解雇，但一年之后《滚石》杂志所公布的斯坦·麦克克里斯特的爆炸性报道，与霍尔布鲁克的这份报道所揭露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异国情调，文笔优美，都与一位名字不是巴拉克·奥巴马的装模作样的英雄有亲密关系。

这本杂志一摆上报刊摊，丹尼斯·麦克多诺就坐在地毯上给霍尔布鲁克打了电话。他火冒三丈，因为霍尔布鲁克会见卡尔扎伊的时候，允许这篇报道的作者乔治·帕克（GeePacker）坐在旁边旁听。国务院发言人P。J。克劳利（P。J。Crowley）通过谢丽尔·米尔斯对希拉里敲了警钟。“理查德偏离了我们制定策略时的初衷，”他在邮件中写道。霍尔布鲁克与记者长期保持联系，一直以来都让那些主张舆情管控的奥巴马助手头痛不已；这篇文章则让他们青筋暴起。

的确，霍尔布鲁克对记者心怀不满，部分是因为记者都认为他是与自己气味相投之人。曾经担任过《纽约时报》的新闻记者，《外交政策》的杂志编辑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霍尔布鲁克从作家的身份转变成了顶级外交官。

他总是自顾自地批评记者们的报道，却又对记者的报道几近痴迷，看起来非常滑稽。2010年的一个晚上，我在飞往阿富汗的飞机上打瞌睡，突然感觉左边座位上有一个非常安静的人--那是霍尔布鲁克。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电脑显示屏上写到一半的文章。我伸手把电脑合上，他便耸了耸肩，开始谈论其他事情了。

他与记者之间的对话，让他看起来更像是解析分配器，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答录机。2010年秋天，我采访他的时候问到美国是否打算与塔利班开展对话时，他说这个问题“超纲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因为当时他正派出助手去慕尼黑的一个小村庄，与塔利班使者进行第一次秘密会议，这名使者还被冠上了纽约洋基队种子选手的名字——“阿罗德”。霍尔布鲁克很少提及自己与白宫的疏远，也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批评总统。

2009年12月，奥巴马前往西点军校，宣布实施增兵计划。霍尔布鲁克私下告诉希拉里，他怀疑这个计划跟平时一样，没有他什么事。于是，他飞到布鲁塞尔，召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阿巴”代表开了一场会议，简单地宣布了奥巴马的决定。看起来好像两人非常配合，实际上霍尔布鲁克只是为了保住面子，掩饰自己在本国遭遇冷落的事实。尽管他在人前表现得非常勇敢，私下却对自己失去白宫资格伤心不已。霍尔布鲁克录制录音日记是他发泄在白宫受到挫折的一个渠道。当希拉里和多尼伦告诉他，总统希望他不要再提越南的事了，他心里受到了伤害。霍尔布鲁克说：“我很震惊，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件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他用自己那些“盖茨比式”社交生活的花边新闻来抨击多尼伦（汤姆擅长处理政治和公共事务，但是缺乏规划政策的方向感）和拉姆·伊曼纽尔（“他很聪明、敏捷，但是对人不大友善，至少对我不友善”）。不过这些录音也暴露了霍尔布鲁克毫不掩饰的爱国情结，以及让人难以置信的浪漫主义思维。

他谈到了2010年8月参观林肯中心时观看了音乐剧《南太平洋》，震惊于罗杰斯和汉默斯坦作品中“二战”后实力达到顶峰的美国。“与今天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哽咽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时的美国非常强大。这部音乐剧首次公演在1949年，讲述的是在那之前的五～七年，即‘二战’期间美国人跑到全球最偏远的角落，拯救那里的文明，唤醒了一个时代。再看看现在的国家，我们自己都对美国的领导能力没有信心。”

迈出塔利班和解商议的第一步，在德国与塔利班使者秘密会面的几天后，霍尔布鲁克主动脉破裂，险些丧命。前一天晚上，他与前《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MichaelAbramowitz）在乔治城的1789餐厅吃饭，后者的父亲是享誉盛名的美国外交官莫顿·阿布拉莫维茨（MortonAbramowitz）。他回忆说，霍尔布鲁克全程闷闷不乐，看起来非常疲惫，但是一直忙个不停。他们聊了新闻行业的前景（霍尔布鲁克持消极观点）和地缘政治问题（他认为高加索将会是下一个主要的政治动乱区）。

第二天上午，霍尔布鲁克顺道去白宫拜访了大卫·阿克塞尔罗德，再次请求与总统一对一会谈。阿克塞尔罗德回复说，他会尽力看看能不能帮上忙。阿克塞尔罗德的助手看到霍尔布鲁克充血的脸颊很是担心，就给他倒了杯水。接着，霍尔布鲁克又去了希拉里的办公室，希拉里和杰克·沙利文正在里面开会谈论问题。这时霍尔布鲁克的脸色如猪肝一般涨红，一脸痛苦。霍尔布鲁克急匆匆地赶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接受了长达21个小时的紧急抢救，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哈米德·卡尔扎伊和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AsifAliZardari）都打电话给凯迪·马尔顿，送上了最好的祝福。这件事里，霍尔布鲁克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他的心脏外科医生，来自巴基斯坦的法尔扎德·纳加姆（FarzadNajam）。

即使肉体遭受如此痛苦，霍尔布鲁克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工作和紧张感。据他的主治医生吉安·艾尔-巴尤米（JehanEl-Bayoumi）说，当她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时，他说：“你得承诺你能结束阿富汗战争。”她说，好吧。然后，她让他闭上双眼，想象自己躺在沙滩上。“我不喜欢沙滩，”他说道。她便问他喜欢想象什么。霍尔布鲁克回答道：“漂亮女人。”瞬间，他两眼放光。“你！”他大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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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10年12月13日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没有去世的话，很难说阿富汗问题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鲁特提议派遣联合国特使作为替代，阻止霍尔布鲁克与塔利班建立谈话，其实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破坏了这一进程。前国安队的一名官员表示，如果白宫简简单单地让霍尔布鲁克担任协调者，“与塔利班的谈话也许早就开启了”，而且取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一天就已经决定将美国士兵从阿富汗撤出去。既然老早就已经声明了自己的打算，并经常强调，他可能会阻止任何与塔利班之间有实际意义的谈话。他们很清楚，塔利班时刻等着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

开启了谈话后，白宫探究了多种不同的渠道，有一些相当牵强附会。其中一种方式就是通过中间人哈密德·古尔（HamidGul）来与塔利班进行对话，这名巴基斯坦退休将军曾担任过巴基斯坦最高间谍机构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nterServitelligee，简称ISI）领头，而其所领导的情报局与塔利班有着长期关系。美国方面则派第一份阿富汗审查报告的作者布鲁斯·里德尔出任特使。这个计划和其他许多方案一样，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点波澜。

霍尔布鲁克的继任者马克·格罗斯曼（Maran）仓促地加入了与塔利班和卡尔扎伊谈判的代表团，他深度怀疑美国如果没有他的话，一定达不成和解。格罗斯曼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其低调程度跟霍尔布鲁克英雄色彩的程度有的一拼。但是他有一个优势，白宫没有给他任何额外的负担。在早期的会议中，他再次提出霍尔布鲁克的观点，表示需要伊朗来协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所有人都说：‘好啊，那就去做吧。’”一位高级官员回忆道。格罗斯曼很惊讶，居然没有多少人反对，疑惑不解的他向国务院的同事请教原因。一名官员告诉他：“白宫不让迪克做这些，是因为他们认为迪克提出与伊朗谈话的主张，是想自己担任那个谈话的角色。”

格罗斯曼的伊朗提案没有结果。他在卡塔尔政治处与塔利班谈话时词不达意，加上卡尔扎伊的猜疑，与塔利班的外交也泡汤了。武装分子在政治处挂出一个牌子，树了一面旗帜，引起了自称身为流亡政府的卡尔扎伊强烈抗议。五年后，美国终于在伊朗外交上取得了突破，不过功劳应该是约翰·克里的，但最终归给了奥巴马。到头来，与塔利班唯一达成的交易就只有囚犯交换，即美国用关押在古巴关塔那摩监狱的五名战士，换回了离开基地而被塔利班囚禁五年之久的美国陆军中士鲍?伯格达尔（Bdahl）。考虑到军队最近宣判伯格达尔为逃兵，这场交易也算不上交易了，充其量只是霍尔布鲁克脑子里那些大谈判的穷酸替代项，更别说总统还需要面对挥之不去的政治麻烦。“理查德是一名待在格局政府里的大格局人物。”胡珊·哈克尼说道。她曾在霍尔布鲁克病发前一天，和他一起到乔治城的四季酒店吃早餐，并对霍尔布鲁克没能得到巴基斯坦军事指挥官的信任表示不满。“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特权，也不能代表总统，算哪门子总统特别代表？”

霍尔布鲁克去世之后几个星期，他的遗孀凯迪·马尔顿受其前助手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Power）的邀请，前去白宫食堂共进午餐。她偶遇了丹尼斯·麦唐诺，后者表达了哀思，并表示：“凯迪，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尽管说。”

“要不是萨曼莎在我身边，我肯定会说：‘我多希望你在理查德还在世的时候就说这句话。’”她告诉我，“就因为理查德不够酷，不是一位喜怒无常的灵魂伴侣，总统就拨不出10分钟时间来会见他吗？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形容总统的个性，那就是他永远都不会跨出那个狭小的区域让自己不舒服。”

马尔顿是一名作家，前ABC新闻通讯员。她打算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为丈夫举行了下葬仪式，虽然他不是现役或退休的军事人员，不符合在该地安葬的条件。她请希拉里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主席麦克·马伦代表她写了申请信。希拉里在2011年9月8日写的申请信里说，霍尔布鲁克的“公共服务与我们的军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理查德还不止一次将自己送到前线，生动地体现了‘一个团队，共同使命’精神。”六周之后，陆军部长约翰·麦克休（JohnMcHugh）回信给马尔顿，说：“很不幸，霍尔布鲁克大使不符合入葬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资格。”马尔顿原以为白宫介入能忽视“规则”。

霍尔布鲁克的长子戴维与HBO电视网（HomeBoxOffice）合作，以父亲为主角，拍摄了纪录片《外交官》（TheDiplomat）。他为该电影展开过调查，使得他对霍尔布鲁克生平的考证有着更冷静的观点。戴维说，回想起来，其实在父亲被任命那天，总统与戴维的偶遇就已经能看出父亲与奥巴马之间的时代隔离。

当时43岁的戴维在中年篮球队备受推崇，他握着奥巴马的手说：“如果想打球的话，告诉我。”奥巴马大笑，反问戴维喜欢什么游戏？身高两米的戴维回答说，如果不是自己平庸无奇，自己应该会像霍勒斯·格兰特一样，在20世纪90年代加入芝加哥公牛队。“我爸爸可能会说我更像鲍勃·库西”，戴维说道，指的是在五六十岁才迎来全盛时期的波士顿凯尔特人队超级巨星。

希拉里很少公开谈论霍尔布鲁克的痛苦。但她朋友说，她私下经常会对她的这位朋友遭受的白宫不公待遇而愤愤不平。在她的回忆录中，她没有引用奥巴马的悼词，因为奥巴马把他的特使放进了一长串外交巨人名单里，从迪安·艾奇逊（DeanA）到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Clifford），淹没了霍尔布鲁克的名字。他的追悼会上有许多令人尴尬的情节：满脸愁苦的总统夸耀着他从来就没有时间接见的人；情绪化的国务卿哀悼那位没有让她独自一人面对所有问题的人。除了前排几名善于观唇辨意的人之外，几乎所有人都错过了整场最尴尬的时候。

他斜着身子，让希拉里解释一下。“实习医生，”她抿着嘴，眯着眼睛说道，“他说‘实习医生’？”

奥巴马说话时非常凝重，但是不带一丝感情。只有一次，他有那么一小会儿摘下了面具。他说道霍尔布鲁克精力过多，“他充满活力，对自己非常自信，也非常想了解别人。”说到“自信”这个词时，奥巴马脸上闪过一丝微笑，向听众抛出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

虽然他将霍尔布鲁克放在了民主党“万神殿”当中，却恰好说明了奥巴马和他的助手对霍尔布鲁克的猜疑态度。他们决定要摆脱那一支“步兵队”和该队伍说烂了的万能药——希拉里全心全意投入并接纳的万能药。然而，他们在过程中没有从霍尔布鲁克几十年的经验中获得一点好处。

“我能理解那种想要创意思考、改变事物和像保守派一样思考的渴望。”霍尔布鲁克的副手丹·费尔德曼（DanFeldman），后来成为特使，他说道，“但是我们不能牺牲机构的经验传承和历史。”

回顾往事，总统的助手承认，他们处理一些事情时原本可以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如果奥巴马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来与霍尔布鲁克吃午饭，他也不会那么痛苦了，我们当初就应该这么做。”本·罗德斯告诉我。白宫原本也可以让霍尔布鲁克更清楚，他们阻止他接受电视采访，是因为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政府想在电视上只看到经济官员。阿富汗问题会让专注于国内事务的总统分散精力。这就说明了一个有关霍尔布鲁克的更大真相：他的职位头衔从来都不符合他的自我印象。

“我觉得，总统应该没有察觉到理查德·霍尔布鲁克身上发生了那么戏剧化的事情。”罗德斯说，这一评论恰好说到了特别代表的痛处。

霍尔布鲁克去世之后，奥巴马不得不面对这种戏剧。所有悼词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他与白宫残酷的地盘之争恶化了他的健康问题，最后一项严格的任务促成了他的死亡。总统开始对号入座了。几周之后，在一次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白宫会议上，据一名与会人士说，奥巴马抱怨道：“那些老说我是谋杀了理查德·霍尔布鲁克的人，真是烦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