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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战争与和平（第3页）

巴基斯坦当局知道戴维斯为中情局工作，没有心情给他特殊待遇。他被指控犯谋杀罪并被关进监狱。白宫派约翰·克里协助蒙特谈判释放他。两个月后，蒙特和三军情报局局长艾哈迈德·舒贾·帕沙中将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戴维斯事件的受害者家属将获得230万美元的“换命钱”，这是伊斯兰教法下公认的赔偿形式，戴维斯随后获释。

因为美国坚持戴维斯作为外交官的身份，即使是在与巴基斯坦官员的私下谈话中，希拉里作为国务卿也得感谢巴基斯坦当局释放了这名中情局的代理人，并感谢蒙特大使在拉合尔机场的停机坪上迎接他，让他飞往阿富汗获得了自由。

3月17日，戴维斯获释两天后，中情局进行了迄今为止最致命的无人机袭击之一。它向北瓦济里斯坦边境地区一个村庄的部落长老会议发射了导弹，多达44人被杀，虽然其中一人是知名的塔利班武装分子，但巴基斯坦做出了即刻且严厉的反应。军方谴责了这次袭击，并有一定的理由将其视为中情局对戴维斯入狱的报复。反美抗议者涌上拉合尔、卡拉奇和白沙瓦的街头。这次袭击是一次所谓的签名袭击，中情局的目标是参与可疑行为模式的人，而不是其确定的嫌疑人。对蒙特来说，这种对战斗人员的定义弹性太大了，这是危险的。“我的感觉是，一个人的战斗员就是另一个人的——好吧，一个去开会的笨蛋。”他在2012年对一名记者说。

最大的震惊还没有到来。2011年5月2日，突击队突袭了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官邸，这是一次对巴基斯坦主权的惊人侵犯，让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感到愤怒和羞辱。但即使没有本·拉登，蒙特的情况也变得难以为继。在这段关系中，无人机是一个主要的令人头疼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都想谈的话题。”他告诉一位同事。这位大使在伊斯兰堡与中情局站长发生冲突，要求取消袭击，特别是他认为破坏性太大的签名袭击。回到兰利，中情局官员认为蒙特软弱且情绪化，这与他的前任安妮·帕特森（Aerson）形成了鲜明对比。帕特森坚毅而谨慎，把她与中情局之间的任何争端都保留在大使馆内。她从来没说过一句咒骂的话。另一方面，蒙特与他的工作人员公开谈论无人机，并将他的案件提交给了更高级别的当局。2011年6月，也就是本·拉登突袭行动一个月后，他通过一个安全的视频链接，连线了希拉里和利昂·帕内塔在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进行了交谈。蒙特再次重申，作为大使，他有权对无人机袭击拥有最终决定权。正如我的同事马克·马泽蒂（MarkMazzetti）报道的那样，帕内塔在中途打断了他的话，“我不为你工作。”他说。

甚至希拉里的一些助手也对蒙特不耐烦。他们认为在他的灵活性需求下，体现的是他的专制主义。他的抱怨妨碍了希拉里维持与中情局关系的努力。但当他与帕内塔公开发生冲突时，希拉里别无选择，只能为她的大使挺身而出。她转而对帕内塔说，中情局不顾大使的反对，单方断言可以在巴基斯坦实施无人机袭击，这是错误的。根据《美国法典》第22条，蒙特是总统在该国的代表，因此他的职位高于当地的任何其他美国官员。

战情室里的其他人都惊呆了。两名内阁成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大喊大叫的场面，在奥巴马政府是闻所未闻的，那里不鼓励这种公开的争吵。汤姆·多尼隆（TomDonilon）就像一位家长在发生可怕的事情时急于改变电视频道一样，为了让希拉里和帕内塔安静下来，他想出了一个兼顾中情局和国务院的折衷方案，实际上却是国务院的一次重大失败。如果蒙特否决了袭击，中情局可以向副国务卿提出上诉，也可以向希拉里本人提出上诉。如果两人都支持他，中情局甚至可以使白宫的决策高于国会决策。四年后回首往事，蒙特说他与希拉里没有争吵。“我认为她支持我，”他说，“但国务院刚刚输掉了这场战斗。”

“我不是和平主义者，”蒙特坚持说，“我们有理由支持无人机。但你需要尽一切努力明智地使用它们。即使如此，还是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精疲力竭、幻想破灭的蒙特在任职仅18个月后于2012年5月辞职。

相比之下，希拉里和帕内塔很快就言归于好了。毕竟，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她丈夫时代的白宫，当时帕内塔是预算主管，希望削减开支，希拉里是第一夫人，希望扩大医疗保健。与那场战争相比，谁有权签署无人机袭击的地盘之争是小事一桩。“我的好朋友利昂·帕内塔。”她在回忆录中滔滔不绝地称赞他。在对奥巴马态度强硬的书中，帕内塔将希拉里描述为“美国在每个外国首都的光辉代表”。在华盛顿的冷冰冰的算计中，相互敬佩的社会是有道理的：希拉里是内阁的超级明星；帕内塔是《最激动人心的胜利》一文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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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黄色的便签簿上分两栏整齐地列出了她的观点。她被要求就帕内塔关于派遣海军海豹突击队执行夜间任务，在巴基斯坦腹地击毙或抓捕本拉登的提议做出判断。这是一次终极的黑色行动，这项秘密任务对奥巴马总统构成了比他授权的任何无人机打击都要严重得多的风险。虽然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但这也意味着希拉里应该像律师那样考虑所有的利弊，预见所有的责任。她对情报显示本·拉登藏匿在阿伯塔巴德有围墙的院落表示怀疑。此外，她担心这样的军事入侵会抹杀掉她和其他美国官员在过去两年半里在巴基斯坦问题上取得的所有进展。

“她的大部分分析都是关于巴基斯坦和两国关系的，”白宫幕僚长比尔·戴利（BillDaley）回忆起两个月来紧张的讨论，“那会结束这一切。”

对希拉里来说，在这场辩论中发现自己存在着一个更广泛的，甚至是不言而喻的讽刺。早在2008年的竞选活动中，她和奥巴马曾就一个与正在考虑的情况没有太大不同的情况，发生了冲突。他宣称，如果美国从巴基斯坦获得“关于高价值恐怖目标的、可采取行动的情报”，而巴基斯坦人拒绝对其采取行动，那么美国应该自己介入。希拉里曾嘲笑他，他的威胁不过是天真的外交政策姿态。“他基本上威胁要轰炸巴基斯坦，”她在2008年2月的一次民主党辩论中嘲笑道，“我认为这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立场。”

鲍勃·盖茨（BobGates）告诉小组，在36年的军事行动审议中，他学到了墨菲定律的基本内容：如果某件事可能出错，它就会出错。他说，轰炸房子而不是派遣海豹突击队，至少会降低这些风险。乔·拜登更加坚定。他放大了盖茨的疑虑，并附和希拉里的预测，即这将破坏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情局副局长迈克尔·莫雷尔（MichaelMorell）很谨慎，他为中情局中那些因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报道而受到伤害的人说话，但他认为证据足已表明本·拉登就在房子里。

迈克尔·莱特在4月初被卷入了这场辩论。当他意识到这些风险的严重性时，他开始相信白宫需要对中情局的证据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一个由不属于最初计划的人组成的所谓的红色团队来进行。他向多尼隆和布伦南提出了这个想法，并组建了一个三人小组：两人来自国家反恐中心，包括他在基地组织的首席分析师，一人来自中情局。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数据后，每个人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估计，即本拉登在大院中的几率为：40％、60％和75％。

“你觉得几率有多大？”总统问莱特，在他介绍了红队的调查结果之后。

“我想可能是对半分，”莱特回答说。

“但即使我接受了最低的数字，40％，也比我们过去十年的数字高出38％。”

4月28日，奥巴马要求进行最后一次举手表决。帕内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keMullen）都建议继续进行，后者对海豹突击队的训练表示了信心。多尼隆、布伦南和麦克多诺这三位“冷酷的爱尔兰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三位最高官员，他们都站出来表示支持。戴利也如此，部分原因是他认为，如果白宫掌握了本·拉登的下落，却没有采取行动，奥巴马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盖茨仍然不情愿。轮到希拉里发言时，她在加入赞成阵营之前，背诵了她写在那黄色便签簿上的利弊。

“我得出的结论是，抓住本·拉登的机会难得。”她写道：“正如我亲身经历的那样，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严格的交易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任。我们可以应对。我想我们应该去争取一下。”

三天后，同一群人在一个周日再次聚集在一起，观看突袭行动的展开。在幸存的直升机降落在阿富汗基地后，战情室里紧张的守夜让位于疯狂的活动。希拉里和她的同事们都拿到了一份同行名单，以便在突袭事件公布之前打电话通知他们。莱特站在操作中心旁边的一个装有玻璃的电话亭前，听到一名值班官员试图找到比尔·克林顿的电话号码，这样奥巴马就可以打电话给他。“你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吗？”这名官员对克林顿的一名前幕僚说，“对不起，我以为你还在为克林顿总统工作。”

“在我的黑莓手机里。”她笑着说。他们一起走到战情室入口旁边的一个有铅内衬的柜子前，官员们在进入国家安全密室的内部前必须把手机藏在那里。

在突袭本·拉登后的几年里，战情室的辩论几乎和海豹突击队的英雄事迹一样被神话化了。每个参与者的行为处于解释和再解释之中。在白宫看来，希拉里扮演了一个谨慎的角色。

“她一点也不喜欢这件事，也不曾假装或者试图喜欢这件事。”戴利说。“本·拉登的支持率是49％到51％，”另一位官员说，“她正好是51％。”六个月后，在与民主党议员的一次务虚会上，副总统把希拉里和那些向奥巴马表态时模棱两可的人混为一谈。

“除了里昂·帕内塔，那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在对冲赌注，”他回忆道，“里昂说去吧。其他人都说，四十九，五十一。”

“他找到我，”拜登说，“他说，‘乔，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你知道，我并不知道围坐在这里的都是经济学家，’”副总统继续说，“我说，‘我们欠这个人一个直接的答复。总统先生，我的建议是，不要去。我们还得做两件事，看看他是否真的在那里。”

对希拉里的挖苦是显而易见的。

拜登后来改变了他的说法。副总统在2015年10月表示，在他和奥巴马离开战情室后，他私下告诉总统“他应该去，但要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拜登千变万化的记忆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希拉里公开表示支持突袭，而他没有这样做。就像盖茨在向阿富汗派兵的辩论中重视她的支持一样，帕内塔也重视她那一天的投票。“她最终还是和我一样有信心，”他告诉我，“海豹突击队有信心进行这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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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2年春天，当希拉里问她在战情室的同事他们是读报还是看电视时，奥巴马正在认真思考美国是如何进行无人机战争的。他已下令进行审查，以制定管理无人机使用的新政策，并提升官员们在无人机方面的话语权。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奥巴马坚信，他需要让美国摆脱9·11袭击后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对来自左翼的无情批评感到厌倦。

“够了，”他在2012年年中告诉约翰·布伦南，“我不想在世人的眼中，只是所谓的无人机总统。”

就像奥巴马经常遇到的情况一样，这次审查在一次演讲中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目标无非是为美国应该如何在后9·11时代打击恐怖主义制定一个愿景。2013年5月23日，奥巴马在国防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夹杂着他典型的律师论点和华丽的修辞。很明显，总统已经解决了无人机引发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仍然执着于无人机的功效，并决心继续使用无人机。“评论一种军事策略是否合法，或是有效，并不在于说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智的或合乎道德的。”奥巴马说。但是无人机仍然是小布什军事冒险主义的低成本替代品。“对这些领土的入侵，”他说，“导致我们被视为占领军，引发一连串意想不到、难以遏制的后果，甚至导致大量平民伤亡，但最终使那些在暴力冲突中茁壮成长的人获得权力。”

这一论点有不可否认的逻辑。而对于那些在奥巴马任期内试图保护美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仅存的那点关系的人来说，他对无人机一心一意的依赖，变成了一个更广泛地拒绝以更直接的方式展示美国力量的象征。为希拉里撰写了巴基斯坦记者访谈要点的霍尔布鲁克的助手瓦利·纳斯尔（ValiNasr），在2011年离开了国务院，他感到气馁，因为他觉得希拉里和霍尔布鲁克在如何平衡外交与反恐的辩论中被中情局淹没。有针对性的杀戮成了美国交战的惯常方式。纳斯尔说，无人机的首要地位是理解奥巴马外交政策的关键，也是希拉里与克林顿外交政策的分歧所在。

“他们对基地组织的威胁并不存在分歧，”他说，“但希拉里认为，地区稳定、交战和美军在此事上更为重要。”对奥巴马来说，无人机不仅为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打开了大门，也是避免卷入未来军事或外交纠葛的一种方式，这些纠葛会削弱国家的活力，分散他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它可以让你脱身。”纳斯尔说，“我们不需要在伊拉克，也不需要在阿拉伯之春投资。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杀死恐怖分子。这是一种不同的外交政策理念。它是外科的，是临床的，是干净的。”

“基本上来说，”纳斯尔说，“他是无人机总统。”